解“秘”透明
-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 关键字:安然,丑闻,经济史
- 发布时间:2011-10-12 09:32
经过证人发言和被告的自我陈辞，法官宣布，“被告在安然公司业务状况上多次向投资者及员工撒谎”，因此必须受到严厉惩罚：斯基林将在监狱服刑292 个月，即24 年。这位被《福布斯》杂志誉为“全球最受人尊敬公司”的前高管在离开监狱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还能离开的话——也已经离坟墓不远了。
美国国家安全专家格雷高利. 屈弗顿（Gregory Treverton）曾提出过一个区分“谜”（puzzles）与“秘”（mysteries）的著名观点。在他看来，关于乌萨马.本.拉登的下落就是一个“谜”——人们无法找到他的藏身之所，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解“谜”的关键可能在于搞定拉登的亲信，拿到更多的有效信息。
相反，伊拉克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的未来则是一个与“秘”相关的问题——它的难点不是掌握的信息太少，而是信息过于泛滥，需要对纷繁复杂的不确定性进行判断和评估——中情局、五角大楼、国务院、政治科学家、新闻记者和智囊团的研究员都对战后的伊拉克有着各自的见解，甚至巴格达的每一个出租车司机也不例外。
“谜”和“秘”的区分并非无稽之谈。如果您认为“9.11事件”的动机和方式是一个“谜”，那么合理的反应是增加情报收集，招募更多的间谍，加大来自“基地”组织的信息量；但是如果你认为它是个“秘”闻，就需要对增加信息量的做法进行质疑——解决它的有效办法应该是找到一些具有过人判断力且持怀疑精神的专家，从已经掌握的信息中深层挖掘和剖析“基地”组织的秘密，让各个情报部门加强沟通，联手合作，在信息的质量而非数量上面下工夫。
解决“谜”的问题很简单：找到隐瞒或者屏蔽信息的罪魁祸首。但“秘”的问题解决起来则有些复杂：它需要高超的信息分析与判断能力，有时根本是无解之题。也就是说，“谜”有谜底，而“秘”则可能深不见底。
“谜”题与“秘”密
如果你旁听了杰弗里.斯基林的宣判，你也许会认为安然丑闻是一个“谜”。检察机关表示：该公司进行了不为人知的阴暗交易；高级管理人员向投资者隐瞒了重要信息；斯基林，看上去是企业战略的建筑师，实际上却是一个骗子、小偷、酒鬼。我们会认为自己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是获得的信息不足——这是安然诉讼中的关键假设。
“这是一个简单的案子，女士们，先生们，”司法部首席检察官在向陪审团作出的结案陈词中说，“因为很简单，所以我的陈述也会很简洁——这个案子黑白分明。股东购买了安然的股票，代表他们至少有权了解真相，他们有权要求安然的管理层把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有权被告知公司的财务状况，他们有权要求被公司诚实对待。”
但是，检察官错了。安然事件并不是一个“谜”，而是一个关于“秘”的问题。
2000年7月下旬，《华尔街日报》达拉斯分社记者乔纳森.韦尔接到了一名从事投资管理的朋友的电话，建议他查证一下安然和达力智公司的收入来源，于是，一场风暴就此开始酝酿。
韦尔对安然公司使用的公允价值会计法非常感兴趣，这是一种以市场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资产和负债的主要计量属性的会计模式，通常涉及复杂金融交易的公司都会使用这种模式。例如，假设一家能源公司即将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签订一项在2016年交付1亿千瓦小时电力的价值1亿美元的合同，那么，该合同的真正价值是多少？答案是：2016年前公司拿不到一分钱，而且无法预测这项交易的盈亏。不过，1亿美元的表面价值显然足以让任何公司心动。如果电力价格在未来几年稳步下降，这一合同将会带来丰厚的收益。但是，如果电力价格上涨，就可能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损失。于是，企业会利用公允价值会计法预估该项合同的收益，并且在签合同的同时将这个数字写入会计报表。如果预估有变化，则可以调整相应的资产负债表。
因此，当一个使用公允价值会计法的公司宣称它已经从1亿美元的合同中获得千万美元利润时，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其一，该公司的银行账户中真的有1亿美元，并且其中1000万在支付了工程款项后仍保留在账户中；另一种则仅仅是把该交易未来可能赚到的1000万美元当真了，而实际上，这些钱从来未转入公司账户。韦尔的朋友希望他了解一下安然的所谓“利润”中有多少是真正的钱。
韦尔从安然公司的年度财报和季度报表的副本着手，开始比较公司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报表中的数字，并且与众多专业会计人士进行了交流，最后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得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结论：安然宣称的2000年第二季度的7.47亿美元收益都是“未来有可能实现”的收益。而实际情况是，安然公司在该年第二季度的亏损极为严重。这家市值位列美国第七的“最受尊敬”的公司，实际上一分钱也没赚到。
韦尔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引发了金融界人士的关注，投资商查诺斯正是其中一位，他敏感地察觉到安然公司的利润率及其净资产收益率已大幅下降。安然的现金流——所有业务的血液供给——正在萎缩，而公司回报率已经低于其资本成本。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一家银行借了一笔利率9%的贷款，却投资了一项回报率仅为7%的储蓄债券。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安然正在不断走向破产边缘。
次年3月，《财富》周刊记者贝萨尼发表了标题为《溢价的安然？》一文，越来越多财经记者和金融分析师把目光聚焦到了安然公司，公司股价开始下跌。同年8月，斯基林辞职，安然的信用评级被降级，银行拒绝为公司提供维持交易的贷款。同年12月，公司正式登记申请破产。
信息公开的歧路
让我们将“安然事件”同“水门事件”做一个对比。后者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标志性的丑闻。为了发现白宫所掩盖的事实真相，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找到了一个信息源：“深喉”。他能够直接接触到最核心的秘密，而身份必须保密。“深喉”警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他们的电话可能会被监听。因此，伍德沃德与“深喉”的见面颇为曲折，最后，他们终于在凌晨两点的地下车库里完成了发掘出水门事件的决定性会面。
水门事件是一个典型的“谜”：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试图寻找隐藏的秘密，“深喉”是他们的向导。
乔纳森·韦尔也有“深喉”吗？恐怕没有。他虽然有一个在投资公司工作的朋友，这位朋友对安然公司有些怀疑，进而推荐他去调查公司的盈利情况，但是朋友并不是安然的内部人员，也没有向韦尔提供任何一般人无法获得的公司机密。他做的只不过是建议韦尔去阅读一系列由安然公司自己撰写和公开发表的报告。伍德沃德需要凌晨时分在一个地下车库与线人碰头，而韦尔只需要给一位会计系教授打一个电话。
韦尔完成文章后曾征求安然公司的意见。公司随即派遣会计负责人带着助手专门赶到达拉斯与韦尔碰面。
在解开安然谜题的一系列事件中，这次会面显然最诡异：安然案件的检察官告诉陪审团，斯基林应当被投进监狱，因为安然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而投资者们“有权知道公司的财务状况”。但是，安然公司究竟掩盖了什么事实？韦尔找到的所有文件都是由安然公司自己公布的，当他要确认报告中的数字时，安然公司的经理们专门飞到达拉斯同他见了面。尼克松可从来不曾光临《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室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见面。
安然事件会计政策的另一大问
题是其属下所谓的“特殊目的实体”（SPE）。SPE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公司状况不好，销售不佳，并且负债很高，这时候如果向银行申请1亿美元的贷款，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即便成功，贷款利率也会非常高。但是如果公司手头有一叠石油租赁合约，并且几乎确定它们在接下来的4-5年里会带来1亿美元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就可以拿出这部分合约，联合一些外部投资人建立一个SPE，然后通过这个SPE向银行申请贷款，再把贷到的钱转给总公司。
这种伎俩虽小却影响巨大。当时，公司不必在资产负债表上公开这类交易，于是一家公司可以在不提高负债率的情况下不断扩大资本金。另外，由于银行对那些租赁合约的安全性的依赖，它们非常愿意提供低息贷款。SPE因此在美国公司盛行一时。
安然公司的“过人之处”在于把SPE游戏玩得出神入化：第一招，转到关联SPE的资产并非都是可靠创收的蓝筹资产；第二招，向SPE出售低值资产；第三招，不把有问题的资产售卖给外部投资者，因为这些人通常会对所购资产的真实价值仔细查验——事实上安然公司的管理层控制着这些SPE，然后由总公司负责达成交易。换句话说，安然公司并没有把这些资产出售给任何人，而是把它们卖给了自己——这个策略不仅存在极大风险，而且很可能触犯法律。最终，正是与SPE之间错综复杂的债务关系触发了安然的崩盘进程。
当检察官在斯基林案件中指控公司误导投资者时，其中部分所指的正是这些S P E。争论认为，安然管理层有义务向投资者公开公司在交易中的财务状况。负责调查安然事件的鲍威尔委员会（Powers Committee）指出：“安然公司没有尽到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公布必要交易信息的义务，以至于安然公司财务报告的读者无法正确了解其财务状况。”简单地说，我们被告知的信息太少了。
然而，安然事件的教训并非那么简单。从2001年夏末开始，韦尔和他的《华尔街日报》的同事们就多次提醒公众要注意SPE的本质。所有触觉敏锐的人都通过相同的途径发现了安然公司的弥天大谎：阅读安然公司自己公布的报告和数据。
安然公司的SPE策略无疑是其铤而走险和经营不善的明证，但是人们不能指责安然公司刻意掩盖了这些隐藏交易的存在，因为，事实上它公开了这些信息。所以，对其正确的指控应当是：安然公司没有就SPE问题向其投资者提供足够清楚的解释——然而，怎样才算足够清楚的解释呢？
突围秘密丛林
安然公司下属总共有3000多个SPE，每一个SPE的相关记录文件均超过1000页。假设安然公司真的公布300万页资料，恐怕也无法为投资者提供任何帮助。
解“谜”需要不停地加入新信息：如果几年前我告诉你，本.拉丹正藏在白沙瓦（Pechawar），找到他就会变得简单得多；如果我再告诉你他正躲在这个城市西北角的一块区域，这个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但是在安然事件中正好相反。根据鲍威尔报告，很多安然董事会成员自己也不清楚SPE交易的“经济动机、结果和风险”，而他们却参与了所有这些SPE交易的谈判和签约。
事实上，安然的这些SPE的本质就是让事情复杂化。正因为银行担心高风险而惜贷，企业才会成立SPE暗渡陈仓。同时，为了提升投资者信心，关于SPE的信息往往是详细得不能再详细，而且总公司向贷方提供的担保越多，交易合约中关于担保、偿付和解释的条款就越多，整个交易对外人而言就会变得越发无法理解。
安然公司的信息披露“必然是不完善的”。如果要把一件金融交易解释清楚，人们通常会选择将其简化，这一过程中，某些潜在的风险就可能被忽略了。当然人们也可以选择把整个交易的细节全部公之于众，但是带来的后果就是整个交易报告可能会复杂到没人能够理解。在今天这个金融交易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安然事件证明了对信息公开的依赖——相信信息公布得越多，投资者就越受益——很可能会把我们引向歧路。
以冷战结束后的各国情报界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例。冷战时期，情报机构面临最紧要的问题都是“谜”——也就是说，只要获得了相应的线索，就能够解答前苏联经济有多强大，有多少导弹，以及它们会不会对美国发动突然进攻的问题。
如今，世界大部分都是开放的。情报人员被各种信息轰炸。解决“谜”题仍然很重要——但是在情报人员面对的难题里，“秘”题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东西阵营的对抗瓦解了，情报人员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当政者直击问题要害。
安然事件说明，经济领域同样需要类似的转变。“一个经济体要想建立完善的财务报告系统，仅仅公布财务信息是不够的。”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LawSchool）的教授乔纳森·麦西在一篇论述中写道——他认为我们应该对安然事件进行反思。“除此之外，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拥有一批专业的财务专家，他们至少应该具备同发布信息的公司同等的分析和解释财务信息的能力。”
利诺斯大学教授维克多.弗莱舍指出，揭穿安然骗局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查验其实际运营状况中一项很明显的指标：这家公司在其最后的5年中有4年都没有缴纳公司所得税。
安然公司的“公允价值会计法”和SPE策略其实就是在玩弄会计游戏，让公司表面上看上去一直在赚大钱。但是，在国税局的记录中，只有当一家公司有实际收入进账时，才需要缴纳公司所得税，安然公司没有收入，当然就不用交税。
如果人人都能从税务局的角度看待安然公司，景象就和金融投资者看到的完全不同了。但是要做到这些，这个人必须熟悉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超人的洞察力并且能够在恰当的时候提出正确的问题。
20多岁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发现水门事件之前并没有受过多少专业训练。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解开这个“谜”最需要的是精力和执著，这正是年轻人的特长。相反，解开一个“秘”题需要更多的经验和洞察力。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肯定无法解开安然这个“秘”题。
“在经济史上的确发生过很多造假和欺骗的案例，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安然事件归入其中，”乔纳森.麦西教授总结说，“在我看来，安然公司并未严重违反会计准则，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金融业中，刻意对“真相”在允许范围内进行最大程度扭曲的现象并不鲜见，而且分析员和投机者应该有所察觉。真相并没有被藏起来，但是人们必须仔细阅读那些报告，然后问自己：它到底写了些什么？安然公司告诉你：“42号脚注里藏了一个大秘密，如果想知道更多细节，请向我们咨询详情。”这正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没有一个人开口提问。（编译/张沁）
马尔科姆· 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
《纽约客》长期撰稿人。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被《新闻周刊》评为“本世纪前十年全球最顶尖的十位思想领袖”之一。《快公司》杂志将其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其作品《引爆点》（Tipping Point）、《决断两秒间》（Blink）、《异类》(Outliers )等均高居《纽约时报》排行榜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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