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城镇？

　　城镇化，号称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革命。每年4万亿的投资需求，那是一场怎样饕餮的经济盛宴？但说好的农民幸福呢？那些失去土地不得不自力更生，但就业和社会保障得不到覆盖的农民，有朝一日会不会成为喝水都要钱、蹲厕都要交排污费的城镇的负担？

　　2013年农历除夕，早上9点半，小工回老家过年了，徐怀德不得不亲自开着他那辆五菱之光送完最后一趟牛奶，才能动手准备当天的年夜饭。这是江西人徐怀德在云南瑞丽度过的第10个年头，他代理了两个云南当地的牛奶品牌，虽然籍籍无名，不过销量还不错。

　　没有到过瑞丽的人，无法想象这个孤处西南一隅的边境小镇竟会繁华如此。这个土地不过102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十几万的小地方，就在最近短短三五年间，由成片的农田荒地，变成如今高楼、商厦林立的城镇，当初手中有地的农民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市民。

　　以前的瑞丽有着大片的农田，当地人除了种田，还种甘蔗，蔗糖加工几乎是瑞丽唯一的工业产品。但经过城镇化，农田被大面积征收，农民手上既分到了房，又拿到了钱，“当地人这几年一下子发达了。”徐怀德指着勐卯大道两边的楼房告诉记者，“过去这一片都是农田。”勐卯大道上奔跑着许多红色的长安轿车，那是瑞丽统一的的士车，上车按人头每位收费5元，有点像公交车，街道两边的房子簇新。因为2012年底城镇化率达到53.7%，超过全国平均城镇化率近1.5个百分点，瑞丽一时间成为国内城镇化的“优等生”。徐怀德这样的外来打工者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样嗅着商机不请自来的，还有许多温州、福建的“炒客”。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许多个“徐怀德”，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改变了农民的身份，从贫穷的乡村离乡离土，就近进入城镇务工。有的就此迁徙，成为这个城镇的新市民。而更多的，则过着“候鸟”一般的生活，有活干时进城，没活干时返乡。

　　“徐怀德们”或许是城镇化浪潮的受益者。他们的职业发生了转变，生活和以前也大不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种曾经梦寐以求的“天堂生活”，如今已经成了最浅显的追求。出门就有公交，有医院，有幼儿园，驾车去大型的Shopping mall购物，和朋友约在麦当劳、星巴克见面，回到楼房里，用电脑与亲人视频聊天。洗净脚下的泥，他们俨然已经过上了幸福的城市人生活。

　　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有外媒称，中国近2亿农民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的待遇。由于失去农田土地，他们不得不开始自谋生路，这对于年老体弱或脑子不够活络的人来说，无疑成了难言之隐。加上要维持城镇不菲的生活支出，许多人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中，便不难理解。

　　有研究认为，在中国近10年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按照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预测，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即使按较低标准预期，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城镇化已经成为公认的炼金炉。以汽车行业来说，城镇化与汽车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早就被历史经验所证明。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从1955年的7.3%提高至2010年的46%，汽车销量也从1955年的55辆上升至2010年的1800万辆。用以往规律预期，城镇化将成为一扫汽车业微增长颓势的最强有力救星。有数据显示，目前一级市场的汽车销量增速仅为8.1%，而二级、三级、四级市场的增速却高达27.6%、33.7%和36.0%。

　　城镇化让不少新市民手中有了闲钱，宽阔的街道也随时提醒“买一辆车是多么有必要”，而隔壁邻居门前崭新的小轿车，更是让心里的馋虫蠢蠢欲动。这对于在一线城市竞争力稍逊的自主品牌来说，无疑是最大红利。相比豪华品牌，自主品牌因建店成本低，所以在城镇化地区网络覆盖率广。

　　此外，城镇化建设提速，也让低迷了两年的商用车市场看到了复苏的希望。城镇化带动小型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运输等行业发展，其中对于轻卡等商用车的需求将有所上升。而在小型城市建设的同时，公共交通等商用车的刚性需求也将慢慢释放出来。而物流、汽车金融、汽车售后服务等与汽车相关的产业，也将受到很大的刺激。

　　一栋栋住宅楼拔地而起，一批批村民陆续住进城镇，一片片日益拥堵的街区，这些与不断被拆除的农民房屋和愈发空荡荡的村庄形成强烈的对比。与种田务农相比，90后的农民二代更愿意进城镇的工厂或服务性行业。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撇清自己农民的身份。而那些条件更好的年轻新市民，他们开着新买的路虎或凯迪拉克在灯红酒绿之后嚣张过市，完全无视交通法规，你不能单单责怪他们素养没跟上，城镇化脚步太快，城市结构、空间布局根本来不及合理规划，才是真正的元凶。不久的将来，不知道又要增加多少个交通拥堵城市。

　　从数据上看，美国和日本的城镇化率均超过9成，即便韩国，其城镇化率也在80%以上。城镇化在未来的十年，都将成为一大发展趋势。然而过快的城镇化推进，将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当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降到20%以下，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放缓。”在前不久清华大学举行的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年会上，国际经济学会前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青木昌彦为中国城镇化敲响了警钟，他认为日本在处理城乡统筹问题上做得并不成功。

　　经济增长放缓是一方面，更可怕的，还有不断流失的耕地。建一座大楼，往往就会失去一块良田，城市周围的农田成片成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路和楼房。据了解，我国平原面积已经不到国土面积的12%，人均平原面积只相当于美国的3.7%。“做得并不成功”的日本已经意识到粮食的重要性，对农业采取了特殊的价格保护政策，尤其是稻米，由政府统一高价收购。虽然每家农户的耕地面积很小，效率不高，但这种保护性的价格政策，让农民的收入最起码与城市工人的收入持平。

　　徐怀德说，那些被征地的瑞丽当地人，因为手上有了钱和房子，至少能够保证他们子女这一代还能过些养尊处优的日子，但再下一代，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存能力，就要面临生存考验了。

　　城镇化，号称中国改革的第二次革命。每年4万亿的投资需求，那是一场怎样饕餮的经济盛宴？但说好的农民幸福呢？那些失去土地不得不另谋职业，但就业和社会保障得不到覆盖的农民，有朝一日会不会成为喝水都要钱、蹲厕都要交排污费的城镇的负担？他们奔着幸福而来，最终却与幸福感和归属感渐行渐远，失去了原本的故乡。那么这样的城镇，是谁的城镇？

　　文/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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