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莺：我当医生这些年

　　不久前，“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宣布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消息一出，备受关注。

　　拥有215万粉丝的微博明星“急诊科女超人于莺”，以她特有的于氏冷幽默讲述医院里和生活中的趣事，深受网友喜爱，曾创造了3天吸引10余万微博粉丝的纪录。

　　在重新踏上职业征途前，于莺对自己10余年的从医生涯做了一番回顾、梳理及展望。

　　我为什么要学医

　　我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主治医师。论资历，医疗这个行业知识分子多得“成灾”，随便召集几位大夫开个小会，平均学历就是硕士以上；要论文笔，前有冯唐，后有张羽，我充其量也就写点儿豆腐干大小的文章，因为太懒，总觉得花几个小时低头码字是件极其辛苦的事情。

　　要不是在新浪微博有200多万的粉丝，要不是我多嘴说了些“医院推诿急诊重患”“医保定额”等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而引起媒体关注，谁会关心一位普通大夫的离职呢？

　　可我就是这么辞职了，甚至在没有找好下家的情况下。无数人不解，这其中包括曾经以我为荣的父母。要知道，当年我能踏上学医这条路，也都是因为我的家庭。

　　我高二那年，妈妈得了乳腺癌，好在发现得比较早，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做了手术。妈妈的手术做得很顺利，全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那会儿我就想，我也要当医生。

　　我选择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当时协和医大在上海一共只招6名学生，而我的成绩在班级里排不上第一，所以班主任并不看好我的选择。好在我神经大条，上考场的状态就跟现在值夜班一样，完全是“打鸡血模式”。结果，考试成绩出乎意料地好，我顺利进入协和医大。

　　读懂协和精神

　　在协和医大读书，前两年半是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上医学预科班。之后才回到医科大学本部—— 一座8层的大楼里。协和与北大条件落差相当大，谁能想到国内排名第一的医科大学充其量也就是一座8层的大楼。

　　但就是在这里，我们逐渐了解了什么是医学、医学中人文科学的地位，以及作为医生，我们能为病人做些什么。

　　记得刚到本部时，在北大读书的一位老同学来找我，他妹妹有很严重的哮喘，时好时坏，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眼看快中午12点了，我拉着他妹妹就往门诊跑，隔着诊室的小方玻璃窗望去，有位年纪很大的教授正站起来收拾东西，我们走进去央求加号。老教授摆了摆手，微笑地看着我们说：“都是学生，不要挂号了，我直接给你看了吧。”得知同学的妹妹是自费，老教授第二天还拿来几支进口的气雾剂送给她。

　　几年前我在抢救室值班，这位老教授深夜来看一位患者，是他的朋友。我惊讶地站起来，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人打招呼要我们关照一下。他小声地向我询问病情，我小声地向他讲述，他依旧是那么温文尔雅，谦逊有礼。

　　“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在我看来，这句话最好地诠释了所谓的协和精神。

　　临床工作不是死记硬背

　　协和的实习生训练计划非常“强悍”，实习期间需要陪着住院医生一起值夜班。晚上病人有情况呼叫大夫，护士会毫不客气地先把实习大夫叫起来，由实习大夫进行问诊查体，完成必要的检查，并向住院医生汇报，给出合理的处理措施。

　　我轮转的第一个病房是感染科，那次遇上的是一位感染性休克的患者，上着心电监护。整夜我都不敢睡，守在病人床边，旁边放着抢救车等设备。半夜患者出现一阵剧烈咳嗽，心电监护上的波形由于受到干扰，出现大幅度的震荡。我一看慌了神，以为是室颤，叫值班护士过来准备除颤。护士将我拉到一边，严肃地指出我的错误，又走到患者床边，重新给他贴上监护的电极片，心电图恢复正常了。我羞得满脸通红，一头大汗。

　　临床工作不是死记硬背，要靠经验的积累。刚进入临床，护士，哪怕是病房的老护理员，都是你的老师。

　　后来自己开始带实习生、带年轻住院医生，我会给他们讲我的这一段糗事，告诉他们临床积累经验的重要性和谦虚接受别人指正的必要性。

　　我不再急躁

　　毕业后我选择了内科。2003年，“非典”席卷全国，北京不幸沦为重灾区。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当然需要去一线工作，我认为这是一次考验自己的机会，怎么也不能错过。

　　“非典”结束后，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自己干脆利索、神经大条、爱熬夜的特点，发现十分适合急诊的工作，于是2004年9月我正式调到急诊科。

　　刚到急诊科，遇上重症病人抢救，气管插管、中心静脉、心肺复苏，全套流程下来，当看见患者恢复自主心率、家属感激地流下眼泪时，内心真的很有成就感。但没想到才一个月时间，急诊科主任就找我谈话了。

　　原因是一位吃安定自杀未遂的患者，投诉我服务态度不好，因为我说了一句，“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你当然应该听我的！”主任委婉地提醒我说：“于莺啊，你的技术、知识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你这心直口快的性格以后会让你吃大亏。”

　　后来我慢慢琢磨明白了。医学并不是绝对的科学，且医学并没有发达到能实现“药到病除”这一层面，所以，其中的人文关怀就相当重要。一位医生，除了治病之外，还应该想一想面前的患者最需要的是什么，该怎么去缓解他的紧张、焦虑和痛苦。

　　慢慢地，我不再急躁，也不会居高临下说一些超出患者承受力的话。周围的病人觉得我值得信任，也愿意和我交流，每次看急诊只要我在，有些人宁愿多等一会儿。

　　尽量让老百姓不得病

　　身在中国顶尖医院的急诊科，我深感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医生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患者对基层医疗的不信任。

　　来协和急诊的1/3都是外地患者，有些是不相信当地的诊断，宁愿跑到千里之外的北京最顶级的医院，哪怕经一名年轻住院医生的口说出“不治之症”这4个字，也会毫无怨言地离去；有的是缺乏基本的健康医疗常识，小病不去看，等到挺不住了再来急诊，却已经是器官衰竭期了，让人扼腕叹息；也有的患者来到急诊，掏出当地医院全套检查的病历，我们不禁汗颜，这也做得太多太全了吧，有的根本不需要做。

　　再看三级医院的专家、教授，周一到周五最多也就2～3个门诊，剩下的时间都在申请课题、开会、讲课、会诊。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医疗力量分一部分到基层呢？这也就是所谓的全科医疗和健康管理。

　　全科医疗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词了，英国、澳大利亚，还有台湾地区都做得风生水起。人们把钱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拨出80%左右给全科医生，医生拿到钱最根本的想法就是不让患者得病，就算得病也要尽量得小病，这样他们才有钱挣。如果一位居民今年健康状况良好，明年交给保险公司的医疗金就会相应减少，所以这位居民为了少交钱，也会尽量锻炼身体，让自己不得病、少得病。这样形成的三方制约，才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管理模式。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每每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不能在疾病的终端给人治病，而应该想办法冲到前面去，尽量让老百姓不得病。就算得了慢性病，也能得到很好的疾病管理，延缓疾病的进程。就这样，我辞职了，打算去探索一条健康管理的全科医生之路。

　　如果你们也认同我的观点，就一起来努力吧，我们的目标是——尽量不得病！

　　（冬之暖摘自《解放日报》2013年7月19日）

　　于莺 徐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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