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没有观点，但一定要有立场

　　——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髙钢

　　能向中国最著名的新闻传播殿堂级的先生请教与学习，是一种荣幸。

　　髙钢教授是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是教育部高校新闻学学科教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北京的8月，热气渐渐褪去，正值学校的暑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一如从前亲切与美丽。在新闻学院的一间教室里，我有幸向髙钢教授请教当下关于新闻与传播的一些困惑与问题。

　　在新一轮的传媒发展现状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也出现了许多机遇。我们曾经困惑，是否会有一天，移动互联时代的思维逻辑与惯性思维，将束缚我们关于新闻道德与新闻理想的放飞，或者这种情况已经出现；我们曾经预感，在传播盛行的社会与时代变革中，未来人类最大的挑战将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传播与沟通，我们也曾经担忧，在全新的新闻发展与传播的态势中，以新闻为核心诉求的传媒理念和传媒人是否会因为过度迎合而丧失本来的初衷与基准。髙钢教授用一种东西合璧、纵览古今的眼光，以大新闻、大传播的思想精髓给我们释疑解惑，娓娓道来。当我们必须学会与文化差异性和社会差异性和平共处时，当我们面对人们对传播技术与信息碎片无所适从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不是技术进步和科学进步可以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本源仍然在人类社会对于信息与传播活动最原始和朴素的需求当中。

　　髙钢教授准时地等在他的办公室，分秒不差。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学术泰斗的清高与寡言，髙钢教授随和而谦逊，他甚至帮助我们一群年轻人一起移动桌椅，想令每一个人都在比较舒服的位置，以便于我们的沟通与交流。在我们长达几个小时的交谈中，他会照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否疲倦，是否需要水喝，他对于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们青睐有加。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近髙钢教授，刚刚卸任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的髙钢教授甚至不忘在湖南遭遇水灾时致电他的学生问候情况。髙钢教授关心国家的教育，关心新闻事业的发展，关心我们这群年轻人的新闻价值观。他说教育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考量基准，新闻和传播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力量与品格，一个新闻工作者可以不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他一定要有立场。这是最具亲和感的学者，这是最真实的髙钢教授，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界最好的先生。

　　我们的对话从“中国城市教师汽车消费调查”开始，但却似找不到这对话的结尾。

　　陈梓萱：《家用汽车》历时三年，连续推出“中国城市教师汽车消费特征调查”，着重研究了中国城市教师对汽车的需求和消费特征。我们发现，教师的三个汽车消费特征，一是选择汽车产品时主观判断力强，不为外物所扰，二是口碑传播力强。三是消费潜力巨大。就您对年轻教师的观察，是否注意到了这些？

　　高钢：在我们大学里，40岁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交通工具都是汽车，没有车就好像没有手机一样。所以像我这种不开车的人，是需要很大定力的。

　　陈梓萱：中国已经进入汽车社会，汽车社会在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停车难等新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中国还远没有进入汽车文明时代，对于健康、先进的汽车生活方式，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生活方式？

　　高钢：我现在几乎不开车了，平时上下班都是坐地铁。在国外养成了右转弯行进让人先行的习惯，可是回到中国后，发现似乎行不通。国内车主似乎并没有这个意识。后面的车主受不了，就会一直按喇叭提示我快走。但中国的交通死亡率，连续十年居世界首位，根本原因就是整个国民的汽车素养教育没有得到缓解。在美国，从小学开始，老师就告诉孩子们，换一次线，换一次命，changeline，changelife。等他们长到18岁在美国开车，就会老老实实保持在自己的那条线上，即是在上下班交通堵塞的时候，大家都心急如焚，但也没有一个见缝就钻的。所以说传播汽车文化，国民教育太重要了。

　　陈梓萱：当前，很多媒体面临转型，也给新闻从业者带来很大压力，作为新闻行业的泰斗级人物，您认为新闻从业者应该怎样坚持新闻理想，并且可以从容的应对现实？

　　高钢：刚开始从事新闻时，认为应当高度关注社会运行的缺点与弊端并与之战斗。随着从业时间的增加，理想却受到中国现实环境的磨打。现实运行中，功利目标尺度横在眼前。最后发现，当探究一个事物时，如果可以客观与全方位地观察它复杂的矛盾因素。如果可以用新闻的手段来为人民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这样就可以完整记录特殊现象背后交织的矛盾。其结果并非针对某一机构，而是向人民述说整个社会进程。如此一来，效果可能会更深刻。

　　陈梓萱：近日，汽车行业反垄断问题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跨国公司在中国追求巨额利润，坑蒙拐骗中国消费者的钱，却不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贡献。对于媒体来说，如何进行客观报道的同时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则是一种新挑战。您的看法是什么？

　　高钢：这个主题可以以中国走入汽车时代的历史特征为主题进行报道。当然，有些时候，例如某些境外企业把中国当作一块肥肉，这种行为应当予以提醒。但更多的时候对于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和其对人民群众的影响进行报道会有更深刻的震撼力。甚至，有些时候，即使作恶者与抨击对象明确，也应当给予其在故事情节上的表演与发言权利，这样也可以增加报道的深刻程度。专业的操作平台需要尽可能客观，全面的报道与记录。

　　陈梓萱：新闻报道中的情感的运用在新闻中的作用是很大的，不少作者都非常注重在新闻报道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给文章增彩添色。在您看来，记者做新闻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高钢：你可以没有观点，但一定要有立场，例如在采访资料的选择上。然而，对记者工作专业度实施重要钳制的技术方法体系是平衡。当谈及一个观点时，一定要有另外一方的观点对其实施制衡。与此同时，在极端冲突的双方之间还有更丰富的层面，只有把这些层面也一一表述出来才能接近真实。另外，有一个技术边界是不可超越的，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不可以直接陈述自己的观点，只能表示对于事实的观察，这是美联社基本的原则。在美国，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实施版面分离的，西方媒体会通过新闻故事角色来表达要阐述的观点，但同时又配置反对方观点。因为西方媒体有个最基本的信任，就是人类有共同的伦理道德准则和生活理解。读者可以自己进行判断，这种对读者的高度尊重更加深了报道的力量。在美国新闻界，对于一个人物的采访会包括与采访对象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二十个相关人物的采访，这样采访才能包涵各个角度。可是，这在今天的中国新闻界还是难以实现。

　　陈梓萱：在新媒体异军突起的年代，作为“纸”质媒体的报纸、杂志，正日益受到来自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新媒体介质于技术的影响。您如何看待未来媒体的发展趋势？

　　高钢：前二十年，从中国媒体的角度出发，新媒体是母体媒体换了一种出版形态，是同样内容不同形态的空间转移。对于新媒体的崛起，好处是从业人员了解了一个新的媒体形态，并且有一定的社会扩张的影响力。然而，另一方面，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同一个内容不同介质的发送会造成决策上的重大纠结和市场的巨大内耗。如果两个媒体形态是同一个内容，可是市场总量发生变化，那就意味其中一方发展的同时就克制了另一端。中国年轻人接受信息的主流渠道已经发生的本质性转变，已经不再依赖印刷媒体，印刷媒体将会越来越成为奢侈媒体，这种转变并非基于印刷媒体从业人员素质的退步。因此，能否严格地分离采访内容便尤为重要。使经典的高端资料成为珍藏版和深度报道，而数字版去完成各种服务功能。

　　陈梓萱：多媒介传播平台是一种趋势，融合与转型俨然已成为传统媒体未来的生存法则。我们正在致力于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绿色、健康节约的汽车消费观的传播与推广。在传媒的发展与探索中，我们也会遇到销售与市场以及品牌营销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取舍？我们是否需要兼顾？

　　高钢：第一，单一媒体向多元媒体的理念转型是必须的。多元媒体的覆盖将是一个长期的并存现象。然后，对每个个体在哪个时间使用哪种媒体看什么内容进行精准的调研，这种调研目前还比较缺乏，这是深入占有市场和拥有核心受益群的前提工作，并能指导有限成本的投入与产品内容的调整，从而使产品价值更高。同时，也可以对发行的结构进行改变。第二，从提供信息到提供服务的理念转型也非常重要。信息传播是传媒行业的主要工作，这一直以来被视为传媒行业的主战场，而且做得非常专业。但是这种传统观点正在受到新媒体的挑战。现在如果想真正深度占有公众和市场，取决于是否能为消费终端提供货真价实的服务功能。例如华尔街日报，当九十年代网络版开始运营的时候，提供的是金融信息的服务，从一开始就具有盈利性质。今天，华尔街日报网络版的金融服务与数据库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完善与提高，其网络版的订购量大大超过其印刷版。第三，从机构传播到社会观点编织的转型。长久以来，媒体行业都将重点放在把产品做得有专业价值，然后让需要的人来购买。然而，对于今天的传媒行业，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产品应当被投放到需要它的群体中去。第四，从服务公众到开发公众的理念转变。这个理念需要一个新的工作模式，包括对于信息的甄别和深度开发都很重要，这需要考虑建造起基于整个互联网技术平台的每一个生命能量的信息创造结构。例如微信，wikipedia。它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起大量的信息，观察，记录和分析。第五，提高整体信息质量。职业媒体的立足点应该定位在更高等级需求的群体之间，为公众报道事件更为深层的因果关系，从而提供更高质量的深度信息，这点对于杂志而言更为重要。

　　文／陈梓萱、欧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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