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大佬从来不乏励志故事傍身,然而那些你可能早已熟悉的戏剧化桥段,才不是这个群体的真实面目。他们内心的想法,永远只会在以下3个场合披露出来,那就是:开会,开会,开会。
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连夜开会
吴仁宝是许多商界大佬不得不服的前辈,他在“什么时候开会”这件事上,有一种接近本能的嗅觉。
1992年邓小平南巡结束,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南巡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当讲话文件下发到吴仁宝手中时,他决定开会,而且是“连夜开会”。3月1日凌晨3点,吴仁宝紧急召集华西村党委会议。在会上,吴仁宝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邓小平南巡将引起中国新一轮大发展,从商业角度来考虑就是建材市场必定升温,华西村下一个时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概括起来只有4个字:“借钱吃足”,就算是借钱,也要囤积原材料。
很快,3月11日邓小平南巡讲话正式传达后,全国果然掀起了新的建设高潮。原本700元一吨的建筑材料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涨到了2000多元;4000元一吨的铝锭则在几天之内卖到了8000多元。吴仁宝打了10天的时间差,为华西村赚了一个亿。
如果说吴仁宝的“什么时候开会”是出于对政商环境的研判,那么宗庆后、马云选择开会时间,更多的是带有个人风格。
“有一年大年三十,宗庆后晚上8点左右跟开会的经销商说,今天过年,大家可以早点儿走了;明天也可以迟一些,10点钟来上班都行。”这是某位经销商对媒体描述的宗庆后开会方式。
置身快消品行业,你会发现这种开会选择并不矫情:媒体报道说,2013年亚冠决赛当晚,某国内品牌矿泉水企业老总,一开始十分悠闲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亚冠,而一次次恒大球衣上“恒大冰泉”胸前广告的展示,让这位老总越来越急,后来他直接打电话给秘书,让其召集公司高层开会。
马云也是一个喜欢“连夜开会”的人。刚创业时,马云有了什么点子,一通电话,10分钟后就在家开会。那时,马云家里一挤就是30多号人开会,满屋子烟雾缭绕像个毒气室,他儿子也成了“连夜开会”的“牺牲品”,被关在房里不能出来。
开会前的准备工作:王健林连续8天没睡着觉
要论开会前的准备工作,王健林是最辛酸的。1992年的一次会议上,王健林晕倒住院。他连续8天没睡着觉,当时万达刚创办4年,承接了大连市政府主导但未完成的拆迁改造工程。签署协议后,正好遭遇全国范围内停止房地产融资的禁令。
王健林后来回忆:“我运气不好,1992年年底发布了六号文件,停止房地产一切融资,当时我协议都签了。老百姓闹事、静坐示威,市政府出面开会,决定给我融资,有一家银行行长答应给2000~3000万元贷款。”
王健林为了这笔贷款,前前后后跑了50多趟。“他明明在办公室,跟我说不在;我到他家,他看我在楼下就不出来了。我在走廊上一站就是一天,当时那个痛苦、屈辱,很后悔为什么逞英雄揽那个工程。”这段经历与此后的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为货款跑了40多趟极为相似。钱不到位,会就没法开。
而公认脾气不好的任正非,开会之前反倒会调节一下气氛:鼓动大家讲笑话。多家媒体引述华为前工程师李剑波的回忆,每次高层开会,任正非都会在开会之前说“今天谁先讲一个笑话”,因为暴风骤雨还在后面。
控制会议:唐岩不关心
陌陌科技CEO唐岩根本不关心开会的事。在网易工作时,他理解的总编生活就是“中午上班,秘书把房间打开,茶泡上,开启空调,然后就是盖章,开会有什么意思?”
这种“开会无用派”的成员还包括史玉柱。媒体披露他基本只跟研发团队开会,而且他希望研发部门对他的依赖再降低一些。
至于雷军,更是直接说:“从不开会决策。”他的理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更新迭代是以星期来计算的,速度和节奏完全不一样。别说开会,连决策都不发邮件,都在手机上解决。
相对来说,这些互联网新贵,正在改变中国商界的开会风气。传统行业确实存在着偏执决策,黄光裕就可以因为下属一个不同意见,把人赶出会场。他可以在下属开会时,通过摄像头观察会议,让下属压力山大。
而在互联网企业,任何人都可以打断李彦宏的讲话,李彦宏也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听取下属的发言,实在忍不住了才会发问。不过这些商业新生代也有自己的会议规则:讨论什么都需要有结论,而不只是过程。
胡佳恒
(摘自《壹读》2014年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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