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产奇迹的“疯人院”

　　电影业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理性的行业了。一部电影要花上好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筹备、拍摄和后期制作，其间花钱如流水，但你却完全没法预知它的前景。这个时代的一些伟大之作就是把一个疯狂的天才连同一个剧本、一伙演员和一笔资金扔到一片丛林里，看看他出来时能拿出什么，有时候会是一部杰作，有时候又烂到不行。

　　那么，一部电影的成功有秘诀吗？没有，因为事实上没有两部电影是完全相同的，电影的创作没有公式，整个电影业被一系列毫无理性的规则所左右。

　　在这个行业，尝试通过科学原理来进行决策通常会让人栽跟头，环球制片公司曾经根据数据研究拒绝了乔治.卢卡斯的拍片申请，因为他们当时认为科幻电影是票房毒药，环球由此错过了《星球大战》。我自己也犯过不少类似的错误，在未上映之前，谁又能想到《小鬼当家》这样的小成本制作居然成为了影史利润率最高的影片之一？

　　规则行不通，凭经验也未必管用，尤其是在你试图搭乘时下潮流的时候。去年甚至上个月还大受欢迎的影片类型，你来尝试却可能会一败涂地；上一部电影还大红大紫的明星，在这一部电影可能就会成为票房毒药。

　　就我个人来说，我有时候甚至更倾向于与一名刚刚遭遇失败的演员合作，因为在好莱坞，衡量一项交易的标准是依据上一部影片的反响而定的，所以如果某位明星上部作品失败的话，你就用不着付那么多钱了。当然，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你发自内心地认为这名演员适合片中角色。

　　在某个情境中，两位演员也许会珠联璧合，换了一个情境他们却可能一点火花也擦不出来。

　　汤姆.汉克斯和梅格.瑞安曾经一起主演过一部不太成功的电影《跳火山的人》，很多人都认定这对组合“不来电”，但我还是坚持让他俩来联袂主演《西雅图夜未眠》，结果不仅这部电影大获成功，他们还成为了当时美国恋人的银幕代言人，接连出演了多对恋人角色。

　　跟演员的搭配一样，电影也需要那种组合的魔力，一部好电影像一首交响乐，它的各个部分独立运作，但又以一种交互依存的形式呈现，任何一个部分单独的闪光都是不够的。而将一部电影的各个部分配置到一起是一连串成功推测的结果，它需要制片主管克服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凭直觉行事，直觉是无法传授的，但长期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你建立这种意识。

　　而直觉又是多么靠不住的东西。很多时候，我宣称自己要拍出一部大卖之作，结果却惨淡收场；很多时候我认定难以获得商业成功的电影，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了票房热门。好莱坞大多数人都在寻找下一部票房炸弹，不过他们的努力却往往顾此失彼，甚至适得其反。好莱坞传奇制片人大卫.皮克尔在别人恭维他超群的选片能力时精妙地调侃道，也许如果把他所有的决策都反过来，批准拍摄的改为不通过，不批准拍摄的放手去拍，结果可能也会差不多。

　　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在这个缺乏理性的行业屡试不爽，那就是——找到天才。如果说我有某种特殊才能的话，那就是辨识天才的能力。当然，认出了天才以后，你还得学会怎么跟他们打交道。

　　疯子，还是天才？

　　我的好莱坞生涯是从最底层开始起步的。大学毕业后，我在环球电影公司应聘当了一名收发员，这份周薪67美元的工作帮助我获得了最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如何跟人打交道。几年后，我成为了一名经纪人，我到处寻找那些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的年轻导演。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几乎所有声名鹊起的美国年轻导演都曾是我的客户，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约翰.米利厄斯、菲利普.考夫曼……科波拉则是他们中的领袖，这些新导演在当时掀起了一场开创性的革命，创造出了一种影响至今的新好莱坞风格，他们才华横溢，激情四射，但也都个个调皮捣蛋，难以管束。

　　我参与制作的第一部奥斯卡最佳电影是《飞越疯人院》，这部开启了我事业的电影至今也是我最为骄傲的作品之一。我在联艺（UnitedArtists）的同事经常开玩笑说，跟我们打交道的人比《飞越疯人院》里的那群疯子更加疯狂。不过，他们同时又是一群天才。

　　1976年，由于弗朗西斯.科波拉在拍摄《现代启示录》时严重超期，有消息说情况已经失去控制，公司派我去菲律宾的拍摄现场去解决这个问题。一路上我一直在盘算着如何搞定科波拉，解雇和更换导演不是我们的风格，在经过了三天拐弯抹角的沟通后，科波拉开口说的一句话让我感觉毛骨悚然，他说“或许它应该只是一部永远在进行中的作品吧”，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沉默后，他又说，“或许我应该开始即兴创作，看看它自己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科波拉在拍摄《现代启示录》期间的确象个疯子，他甚至经常宣称他听到了科兹上校在向他面授机宜，可这是这部电影里的一个剧中人。

　　除了导演，演员也不会让人省心。在我们拍摄《原野双雄》时，因为剧组跟主演马龙.白兰度在后期报酬上没有谈拢，作为报复，马龙故意把他的台词说得咕咕哝哝，还在演出中接电话，直到报酬问题解决才开始好好演戏。现在的明星更不得了，想要他们加盟，除了奉上天价片酬，你还得苦苦哀求，给他们配备私人飞机、24小时的按摩师和厨师。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些导演和明星的古怪脾气和疯狂举止？我个人最喜欢的导演比利.怀尔德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女演员拍戏总是迟到，从来记不住自己的台词，行为举止也十分招人讨厌，而他的姑妈是一位淑女，如果让她来拍戏，她一定会准时到场，待人彬彬有礼，戏也会演得不错。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是会千方百计地哄着那个女演员来演戏而不是怀尔德的姑妈？因为，那个女演员叫做玛丽莲.梦露，美国人愿意排着队来看她的电影，而没有人愿意买票来看他那位好脾气的姑妈。

　　好莱坞成功的一大秘诀在于，我们不会拒绝天才，而且我们还会宠着他们。在联艺，我们尊重创作者、给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在联艺工作的四年间，我们曾经连续三年凭借《飞越疯人院》、《安妮.霍尔》和《洛奇》获得三次奥斯卡最佳电影奖，有两年的票房位居所有电影公司之首。

　　联艺的工作哲学为我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调，无论是在当初的联艺，还是后来的猎户座影业公司（OrionPictures），或者再后来的三星影业（TriStarPictures）和凤凰影业（PhenixPictures），我都尽力为有才华的导演和演员来争取最大的创作空间，他们则管我叫“开绿灯的人”。

　　最终，科波拉还是完成了《现代启示录》，它成了一部瑕不掩瑜的伟大作品，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公民凯恩》，它是联艺公司哲学的一次集中展示，那就是尽量给予电影制作者以创作自由。不过，回想起来，我能够活着走出马尼拉的那片丛林真是个奇迹。

　　尊重规则的硬球高手

　　电影诞生于银行家与艺术家永恒的斗争之中，如今这种斗争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病态。银行家相信的是经验和数据，而艺术家唯一相信的是他们自己。在一部电影的拍摄中，你既需要获得企业财团的资金支持，也需要激发创作者的创造力。

　　为此，你需要综合两种实际上是互相对立的本能：艺术与商业，同时还得会处理棘手的办公室政治。你既需要能够跟演员这个世界上最敏感多虑的群体沟通，也需要跟理性十足的MBA们大侃生意经，这是一种将周密的考虑和冲动的想法融为一体的能力。

　　今天，电影的决策权已经越来越向市场营销倾斜，电影的制作越来越像一条生产流水线，坦率地说，今天的好莱坞是在为最低的平均欣赏水平拍摄电影，大家都在说要拍爆米花电影。

　　我懂得这些游戏规则吗？当然，那么我喜欢它吗？绝不。我尽力避免随波逐流，虽然这很难，当今电影界取悦观众的趋势太过于强大。归根结底，这个行业的最终衡量标准只有票房。

　　在外人看来，电影业是一个萦绕着古代皇宫特写般气氛的行业，明星高高在上，制片人颐指气使，所有与这个行业有关的场合都可以用纸醉金迷来形容，在华纳的黄金时期，他们的高管们真的就像钦差大臣一样在世界上穿梭。

　　但无论在猎户座，还是在三星和凤凰，我都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其他大公司的内部文化。我们没有华纳那样华丽的工作环境，也没有环球著名的露天片场，但我们的优势是，所有行政总管和导演、编剧、制片人的办公室都在同一层，彼此相邻，这种平等的氛围能够帮助营造一种宽松的工作环境。

　　在尊重的基础之上，我个人的管理风格可以说是十分放任的。除非有必要，通常我不想让自己和创意主管之间的阶层划分显得过于明显，我常在公司的大堂里溜达，有时把头探进主管会议，看看事情办得怎么样，要是我觉得一切都在正轨上运行，就会偷偷从会议上开溜，如果我觉得事情已经有点偏离轨道，我才会敲打敲打。

　　要想在职员中为自己赢得尊重，最好的方式是将心比心地对待他们，尊重他们的工作。我希望我的团队关心他们正在制作的每一部电影，敢于发表意见，一起享受成功，承担失败。

　　对失败的恐惧是推动人们做事的动机之一，但我更加相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传奇篮球教练约翰.伍顿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骄傲永远是比恐惧更好的工作动力，总有些事情会让人们一大早就心甘情愿从床上爬起来并为之操劳，对我来说，这件事就是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