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从内心的声音

　　第一次见到陈旭军是在三月，那时北方的冬天丝毫没有离去的迹象。他穿一件蓝色线衣，围了一条黑色围巾，在南池子附近的一间茶馆，选了处看得见风景的位置喝茶。

　　蓝与黑，两种高纯度的颜色，将他的低调与内省调和得恰到好处，看似平淡却有种内在的力量。

　　他是北京的候鸟，每年从广州往返北京十数次。像是为了更接近这座古城的魂，他从不住酒店，而是租下胡同里一处老宅。他说：“我就住在这儿，我喜欢这里。”清晨醒来，就在僻静的街边晨练，仿佛他不是从湿润的南方迁徙而来，而是一辈子扎根于此。

　　挣脱世俗的壳

　　五月，他跟美国朋友文大川、麦可婷去金沙江漂流。一行七人，在金沙江上漂了十天。把竹筏当作水上的家，漂流期间不离开江面。途中他经历三次落水，一次翻船。回忆漂流的情形，他这样写道：“大浪不由分说地把我卷到水底，又把我抛起来；刚喘一口气，又再次把我打下去。虽然我做好了落水的准备，在那一刻并没有惊慌失措，后来甚至还有了随波逐流的快乐；但是，在接下去每一次过险滩前，还是会觉得身上有点发紧。”

　　由三次落水，他引申出一个颇有些哲学意味的命题，讨论“心灵”与“身体”的关系。大意是说，即使你鼓足勇气去冒险，灵魂终归是禁锢在肉身当中的。身体由于长期形成的惰性，往往不能按照预期行动，有时甚至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非要经过一番争斗，才能做到身心合一。点点滴滴，在别人那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在他这里成了观察世界的线索。

　　朋友们常常为他的精力充沛以及对世界的广泛关注感到吃惊。他是身心灵旅行的倡导者、《城市画报》专栏作家、生态旅游在中国的积极推动者、公益组织的理事。他少年得志，职业生涯横跨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且在每个领域都有所作为。南岭的橙屋酒店、南昆山十字水生态度假村，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生态旅游的著名品牌。但他更愿意抛去这些头衔，称自己是“一个行走于世界的人”。

　　他对大自然有一种细腻的情感。

　　打开他的博客，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不小心撞进屋内的昆虫，旅行中偶遇的花朵，身边的一草一木，才是他镜头下的主角。他也会给“主角们”配上一小段介绍，顺便给读者们填补一下动植物学盲点。以香港之旅为原点，十多年来，他的脚步遍及马来西亚、台北、普罗旺斯、日内瓦..但他的趣味，是游走在大众之外的。

　　提起这个话题，藏在他身体里尖锐的一面就跳了出来。他不认同旅行团的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在他看来，户外俱乐部的野外行走、极限运动，是把行走简化成体力运动，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扭曲成征服与被征服。

　　他的童年在江南小镇绍兴度过，对植物的兴趣是从看《芥子园画册》开始的。父亲见他喜欢画花，出差时捎带回两棵牡丹花苗，就有了他的第一盆花。叔叔也从金华给他带茉莉、月季，这样慢慢收集，竟然发展到上百盆。他干脆把后院的土地围上篱笆，给自己做了个小花园。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是去花园里，看嫩叶细微的变化，看停在叶子上的露水，看花骨朵一夜之间从含苞待放到盛开。

　　从那时起，“生命之爱”在他心中种下种子。这条隐秘的线索伴随他的成长，竟在数十年后，改写了他的职业生涯。对于过去他谈得不多，却很坦率。“第一天去银行工作，就知道自己不喜欢。那时候我还想象不到现在的生活。虽然每天在学习，但还是功利和浮躁，是为了迎合世俗观念向上走，让人家看到我的能力。”他只用了五年时间，就做到银行的中层管理者，但快乐却越发遥远了。他渴望了解更广阔的世界，一时间又缺乏现实的出口。他就在自己家楼顶装了一口“锅”，至少要与最新的资讯和潮流同步。

　　有朋友撺掇他去广州，介绍他去一家刚起步的房地产公司。他竟然用了三年时间去考察这个行业和老板的为人。“我不仅要在正式场合了解他，也观察他交什么样的朋友，读些什么书，有些什么爱好。”他有狡猾的一面，却也是正向的。有了十足把握之后，他到广州从零开始。之后，才有了开发南昆山十字水、南岭项目的陈旭军。

　　爱读书、喜欢琢磨历史、善于思考是他的特质。大学时专业课让他觉得索然无味，他就跑去图书馆把媒体的文字资料当作“史料”研究。南昆山是他接手的第一个项目，不擅长喝酒，就尽量避免和官员们吃吃喝喝的应酬，集中精力研究了上百个国外景区的设计案例，再结合当地实际融会贯通。

　　这些提案，让他逐渐有了话语权，于是，到南岭考察生态旅游项目时，他一个人带着团队进驻广州以北285公里的山区。他到底是文人气多过商人性的，看不惯开发商与民争利，他要保护原生态的家庭旅馆、小饭馆，甚至连服务生都是当地的姑娘，因为她们的笑容是“南岭的”。他把景区的一间房子改造成图书馆，为孩子们组织讲座和各种活动，很多图书的捐赠都来自他身边的朋友。他请几十名镇上老人讲述林场的故事，结集成一本南岭口述历史——《南岭为什么》。他鼓吹和实践生态旅游的“三角恋”：环境保护、社区发展和商业利益的平衡。

　　行走的理想主义者

　　我问他，是怎样在不同行业中转换？他很自然地回答：“我听从了内心的召唤。”话音刚落，他话锋一转，正色道：“这是一个很俗的、大家都讲的话，但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他表情严肃地补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犬儒主义的社会。常常用一种游戏心态去解构一些很神圣的话语，对它作一种小丑式的解读。就好像我们把英雄看成是偏执狂，对一些有坚持的人说是神经病。”他依旧严肃，却微微让人动容。

　　熟识他的朋友，用“理想主义者、不自觉的完美主义者、喜欢与朋友分享美好事物”来形容他。投影到旅行上，就成了另辟蹊径、不按理出牌。2000年第一次去柬埔寨，他起了个大早去吴哥窟。“朝阳即将升起，而整个吴哥窟废墟一般，偌大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你可以想象那种感受。”傍晚关闭景区的铃声响了，他再刻意留下来片刻，听门前两个池塘的蛙鸣。他的旅行中，有很多这样充满诗意的片段。

　　他补充说：“很多人去过吴哥窟，在人头攒动的白天。但吴哥窟的清晨和傍晚，更有沧桑之美。”

　　他丝毫没有得意的神色，这样做并非为了与众不同，只是想让每次旅行跟自己的内心产生关联。类似的体验很多，比如不把香港视为购物天堂，而是去寻找一个有历史有文化底蕴的香港；比如去马来西亚，尝试当地人使用的多种交通工具和路边饮食；比如，把芳香疗法的学习与普罗旺斯之行结合起来。用更贴切的方法去体验原生态，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借由旅行了解潜在的自我。

　　走的地方多了，他开始思考旅行的意义。德波顿在《旅行的意义》中说，旅行是对日常生活的暂时的逃离。在一个陌生的地点，遇到一些难以预知的人和事。本质上，人们是想要摆脱对生活的控制欲和计划性。陈旭军的思考更加东方化，他说，人总想控制未来，把自己安排得井井有条，买房买车结婚生孩子，一切都要在掌控之内。但生活总在提醒你，要学会打破只能接受确定性的局限，变得像水一样，学会随遇而安。

　　他开始学着随遇而安。每到一处，都会去当地的国家森林公园走走。遇到下雨，他不着急躲雨，而是试着与暴雨相处一会儿，听听雨的声音。耳朵往上听，听到雨点集中地打在树叶上。落在雨林里的大树上、小乔木上，声音层层叠叠、千军万马。往下听，就听到雨落在地上的声音，甚至雨大了之后，慢慢流动的声音。这些旁人看来颇为浪漫主义的举动，放到他身上却是自然而然的。

　　2005年在马来西亚的巴哥森林公园，他邂逅了台湾荒野保护协会创始人徐仁修。徐仁修学农业科学出身，是台湾的文化名人。他创办的荒野保护协会是台湾最大的环保组织。每年夏天，荒野组织大学生绿色营，教学生们如何观察自然、发现自然的美，培养自然讲解员。在环境观察和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陈旭军深受触动，两年后，他把徐仁修和大学生绿色营都拉到了南岭。随后几年，不仅多次邀请徐仁修到南岭讲座，也开始着手把自己多年对身心灵旅行的思考，变成一种更有影响力的传播方式。

　　2009年，他和两个朋友共同创办了“知游”。有投资公司找他，想把身心灵旅行做大。他直接在电话里拒绝了。“我喜欢跟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好的东西。但我想知游不会成为一个大众品牌。”他坦言，自己不算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因为不太进取。他从未想过成为“主宰”或者“强者”，只希望做事能更从容、更优雅，如同他对待物质的态度。“跟朋友见面，可以选在舒适的星级酒店，也可以在路边的小饭馆。如果去路边小馆子，你觉得脏；或者在环境很好的咖啡馆，因为要小声说话而不自在。那就是被‘物’攫住了。我不愿意从西面被物化，也不愿意从东面被物化。”

　　已过而立之年，他仍然独自生活，有很多时间用来阅读和思考。“我很相信生命中的偶然，有时读到一本重要的书，有时遇到一个重要的人，有时命运会让你的生活发生一些变故。我把它们看作生活给我的提示。”他最近在读《建筑家安藤忠雄》和《留住手艺》，有空跟朋友们见面喝茶，或是一个人听陈升的音乐。如果说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国，那么，陈旭军心中的理想国不是陶渊明式的退隐，也不是像桫椤氏那样住在水边。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都能找到内心世界的安定以及与外界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