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精神”的积极能量

　　在经济学思想史中，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研究和关注人类的经济行为和心理预期，并展开一系列不同视角和方法的分析。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类行为》（Human Action）就是其中一部具有重要开拓意义的著作。米赛斯认为，人类行为是选择满足目标之最佳手段的理性应用。理性的心灵对不同的决策给予估价和评分，就是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米塞斯在书中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因为正是企业家进行了货币计算——这一事实把企业家置于所有进步（和失败）的中心。那些比对手更精确地估测了成本的企业家获得了高额利润，在产业中崛起成为佼佼者；而那些在计算中出现严重失误的企业家则经历经济损失并停止直接生产。米塞斯把对企业家才能的这一市场测试，作为发生作用的唯一试错程序。货币计算、经济投机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形成了米塞斯对社会主义批判的基础。

　　而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构建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统称《通论》）提出了“动物精神”的概念，他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情感可以由消费者信心来加以测度。除了由投机所引发的不稳定性之外，还有人类本性特征所引发的不稳定性。人类积极行动的相当大一部分动力依赖于一种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而不是依赖于数量化的冷静计算，无论是道德的、效用主义的还是经济的预期。当年，凯恩斯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一词旁边的批注为unconsciousmentalaction，也即“人类本能行为”，是一种“油然自发的驱策，想动不想静的直觉”，他认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所进行的长期预期包含很大比重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在这本传世名作中向人们阐述了“动物精神”在企业管理及振兴经济方面未可小觑的积极作用——“故设血气衰退，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动摇，一切依据盘算行事，企业即将委顿而死。虽然畏惧损失与希图利润，而这同样缺乏合理基础，一般而论，设企业之起，乃由于发起人对于未来存希望，则该企业对于社会全体有利。”

　　关于“经济人”的异议

　　“动物精神”再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已时隔数十年。在此期间的很多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框架占据人们的主流视野，一种以充分理性为特质的“经济人”成为主流经济理论做出判断的基本点，直觉、冲动、犹疑、恐惧、怨怒等带有非理性色彩的“动物精神”要素被挤压出主流经济学关注空间。

　　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决策理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亚.西蒙提出的“人具有的只是有限理性”的观点、另一位诺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用人类行为研究对“经济人”内涵的延伸，以及威廉姆森对于“契约人”概念的提出，对在高速复杂化的世界中的“轮椅上的经济学”一次次发起冲击。以“有限理性”或称“动物精神”为特征的“社会人”不断挑战“思维如同爱因斯坦一般缜密，记忆力如同IBM蓝色巨人计算机那般强大，意志力如同甘地一般强韧”的“经济人”概念，得到越来越多来自学界及社会的肯定。

　　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到来，一再强调“萧条是可以用货币调控的方式永远被阻挡在世界之外”的经济学界，才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已经崭露头角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中，而加里.贝克尔、乔治.阿克洛夫、丹尼尔.卡尼曼三位学者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以及越来越多行为经济学者成为诺奖热门人选的事实，已经无可争议地传递出了当代经济学正在进行“行为经济学转向”的信号。

　　两位美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者——2001年因不对称信息市场领域的研究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乔治.阿克洛夫和少有的预测到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学者罗伯特.席勒选择这一恰当的时点对当下的萧条进行反思，将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概念重新提起并进行行为经济学方向的延展。在肯定了“动物精神”在重振企业乃至全球经济低迷状态上的积极功用之外，他们在合著《动物精神》中突出强调了在决策中防范非理性情绪负面效应的重要性——在面临经济境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决策需同时避免因过于保守而产生的“瘫痪危险”和因过于冒进而产生的“冲动风险”。

　　宏观经济的“动物精神”视角

　　在书中，两位作者列举了五种主要的“动物精神”范例——信心、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故事；其中对于“信心”的阐述在继承凯恩斯衣钵的基础上结合金融危机这一最生鲜的案例进行了补充。凯恩斯认为“动物精神”将从各个环节带动萧条下的企业和经济走上复兴之路——政府用赤字支出进行财政刺激，增加就业岗位，激发因危机而失业者的信心，从而带动企业界的信心勃发；投资家和企业家于是有底气在预期并不明朗时依靠他们的勇气或冒险精神，把钱再度投入市场之中；消费者对于经济状况的认知好转，基于资金安全考量的储蓄或惰性投资方式相应减少，消费在刺激之下得以攀升。显然，经历过1929年大萧条的凯恩斯将“动物精神”的效用主要集中在萧条之后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层面，虽然他也意识到“动物精神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而在2000年即已写出《非理性繁荣》的罗伯特·席勒和曾经在2006年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讲话中极力强调人类认知心理在当代经济学中重要性的乔治.阿克洛夫则将主要笔墨集中于“动物精神”在刺激人们信心飙涨之后的阶段。

　　两位作者认为，人们对于经济的积极判断会让他们更有信心进行决策，并且在决策时本能地觉得有极大的成功可能，甚至可能跨越理性判断，也将怀疑、恐惧搁置一旁。当每一个人都这样去做时，资产的价格会升高，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但是一旦经济出现不良信号，信心消失，浪潮消退，决策的冲动性就暴露无遗。

　　作者对“动物精神”的解读不仅在于“信心”这一他们认为的全书理论基石，还将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故事纳入影响人类经济决策的“动物精神”的范畴（其中货币幻觉被认为是全书的第二大理论基石，作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理性地根据货币的真实价格而非名义价格来进行决策，但是事实上，人们经济生活中的诸多决策仍旧是建立在名义货币而非真实货币的基础上，公众并不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通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含义，更不懂如何在复杂的经济状况下判断货币真实价格），试图借助《通论》之后社会科学领域70余年的研究，通过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加入社会观念及心理的作用，“完成早期凯恩斯主义者未竟的任务”，帮助人们更理性地透视宏观经济中不易看懂看通的重大问题，例如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为什么中央银行家们迄今为止有控制经济的权力，为什么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此消彼长，为什么金融价格和公司投资如此易变，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从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利的决策。

　　握好“动物精神”的缰绳

　　从一定意义上说，“动物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构成要件，它体现了企业家决策时的直觉判断以及乐观、冲动和冒险的精神。实际上，投资与创业的成功概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风险预期和风险偏好程度。

　　一旦乐观、冲动和冒险精神有所减弱，而一时冲动的乐观情绪又有所动摇，以致迫使我们只能以数学期望值作为从事经营的根据时，企业便有可能会陷入萎缩和衰亡。在经济形势复杂难辨的时期，对于未来宏观经济态势与政策前景缺乏稳定的预期，企业生存状态令人揪心——利润空间缩小、寻租成本上升、资金链紧张，企业家在重重压力之下、层层迷雾之中瞻前顾后，勇气和冒险精神随信心一起缩水，再难见到大批有胆之士涌入市场试水、在经济浪潮中搏击修炼自己的景观。因此，在这个时候，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笔者认为更有必要重提“动物精神”的概念。

　　正如席勒和阿克洛夫在《动物精神》中所言：“对于那些已经有正确直觉的人，这样的理论（关于动物精神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是需要的。只有清楚地理解该理论，他们才会有信心与合适的理论武器积极行动。”只有将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和人类决策时的非理性因素纳入考量，才有可能把准宏观经济的脉搏，一方面在尚未明朗的经济态势面前保持活跃的创新动力与勇气，另一方面也避免初级市场经济时期的心态引发非理性的群体投资冲动，警惕泡沫和波动的发生。

　　除企业家之外，政策制定者更应当清楚“动物精神”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知道该如何运用调控政策助推“动物精神”良性效应发生作用，并遏制非理性情绪的负面效应积累甚至井喷。凯恩斯在《通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幸福家庭论”，用来表明他理想中的政府调控下的国家经济状况，他认为政府的作用正如育儿指南书中提到的父母的恰当角色一样——为子女搭建健康成长的平台，该平台既能充分驾驭市场经济的创造力，同时也能够制约由动物精神引发的极端行为。

　　可惜的是，尽管席勒曾经因为察觉经济泡沫、预料到全球危机的到来而备受称赞，尽管经济学界已经开始重视到社会心理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正酝酿一场朝向行为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转向，但《动物精神》一书在阐述“动物精神”重要性之后并未能对如何在萧条中激发勇气、在机遇中防范泡沫提供多少具体建议，实际上，他们的建议和几十年前的凯恩斯并无大差别——规劝政府放松信用，不用因为担心泡沫而勒紧信用缰绳。而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对提高人们经济决策（以及健康、幸福决策）水平的使命在一本名为《助推》的著作上得以实现，其两位行为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者用“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这一看似矛盾的定义为政府和企业家等个体决策者提供了调控“动物精神”的具体建议，无怪乎欧美国家的新一轮领导班子被曝竞相传阅该书了。

　　将视野转回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的节点上，当人们回顾中国经济绩效与制度变迁的轨迹时，不难发现，在社会利益冲突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以往在通往市场经济目标的转轨进程中所达成的阶段性改革共识早已不复存在。权力腐败、垄断利润、发展机会的不均与收入分布的严重不公平现象，造成社会群体的加速分化与整体社会利益纽带呈现出滑向断裂的危险。由于公民与政府之间尚未形成明确和有效的社会契约关系，委托人—代理人的监督约束机制长期缺位，纳税人与财政支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利益指向与互动关系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如今，我们已到了社会利益冲突不断强化的深水区，在这个时候，企业家肩负着双重职责，一方面他们需要获得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并得以持续发展的最低利润水平，从不久之前的危机中实现复苏与加速增长；另一方面他们还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职能，增加或维持一定规模的就业人数，在尽力洞悉经济动向的前提下增加有效投资，激发社会对于经济的信心，同时防范追风式非理性投资引发经济过热的态势，这是企业对社会稳定与经济福利的重要贡献。我们呼唤并倡导“动物精神”，实质上就是在呼唤市场经济机制的复归，它符合人类在自发竞争中提高绩效和竞争能力的天然理性，同时也呼吁掌控好“动物精神”的缰绳，降低亲手制造泡沫和危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