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制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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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9-06 12:59
理解制度创新
企业作为生产主体,只有当它恢复自生能力,中国经济才能顺利进入到下一个周期的繁荣。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一样正逐步退出刺激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外生力量减弱,内生性增长成为关键。而内生性增长需要打破制度刚性和结构刚性。
制度刚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从技术上看,过度刺激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侵蚀了创新的收益;从制度来看,公权过分侵占私权而挤占市场的空间。从权利的视角看,制度刚性实质上反映了权利分配的不对等,即通常所讲的收入分化。收入分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穷人与富人拥有收入或资产的关系,它是一种全方位的体现。政府与企业、资本与劳动、城市与乡村、权贵与政府、金融与实业等等都存在着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
打破制度刚性是打破结构刚性的催化剂。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受到结构刚性的限制,外延式增长在资本收益边际递减的作用下随着国际市场的收缩而呈规模收益递减之势,而内生性增长因为创新不足而难以形成规模收益递增的长期态势。
结构刚性的打破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库存重建,进行简单再生产,2010年二季度的增长反弹即起因于此。二是,通过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进行扩大再生产,目前政府力推的新能源等行业即受益于此。
但是市场空间收紧、产能过剩、盈利能力下降的背景下,结构刚性的打破是漫长的过程,需要制度刚性的打破、制度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提供走向繁荣的外部力量。
打破制度刚性
这里要明确的一点是,对制度刚性的理解要有一种新的逻辑,也并非一定要等到二次探底政府才会进行变革,变革旨在防止经济二次探底之后的萧条。二者是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看,每一次大的繁荣都是在主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完成的。1978年、1992年、1998年都是打破了制度刚性,从而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我们判断在2010年10月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及马上要讨论通过的“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都将在这方面做出重大突破。
对于制度刚性实质为权利分配不公平的理解,让我们认识到只有通过让利,才能把需求激发出来。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当穷人有创新动力,而无创新能力;富人有创新能力,而无创新动力的时候,创新是不存在的。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当创新不存在的时候,增长也将会陷入僵滞状态。
让利的过程与投机机会
制度创新不仅是企业家的职能,也需要政府的制度变革。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制度变革的核心是让利,它既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未来投资布局的指向。制度变革的结果产生的是总量性的红利,现在还不能谋取。制度变革的过程产生的是结构性的红利,只要战略与战术得当,是可以谋取的。
从结构主义出发,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投资的逻辑已经从增长转向分配。
第一,中国减少向外国消费者的让利。这意味着高耗能、高污染的政府补贴的出口行业的盈利能力因此要降低。
第二,金融向实业让利。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将不再享受二次政策剥离不离资产的制度红利,并且会让渡垄断利益,因此长期不看好银行。
第三,政府向民众让利。快速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与公用品不均等现象并存,政府会减少“铁公机”等的投资而加大对科教文卫等边缘领域的投资。
第四,城市向农村让利。提高农产品价格或者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两大根本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是一个战略性的机会。
第五,资本向劳动让利。以最低工资上涨为代表的劳动报酬增加,可以迅速提升快速消费品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能力,因而消费长期看好。同时,资本因为让利,会自主地加快机器代替人工的步伐,于是产业升级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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