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拳起山东

　　很多年前，一句名言在民间广泛传唱：“义和拳，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这句话大体反映了历史事实，符合义和拳发生、发展的大致脉络。

　　单县摆擂台

　　山东在甲午战后成为德国人投资最多的地区。德国人的严谨不苟使得中德合作进展神速。这固然是一件好事，同时也衍生一些严重问题，比如大量流民的产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准备了土壤。

　　德国人对于“开发区”的管制非常严格，因而最早阶段的流民并不在德国人兴建的胶济铁路沿线，而是集中于鲁西南，以及直隶、山东交界区，比如曹县、单县，以及荏平、高唐、平原等地。这些地方都不是德国人的范围，因而流浪者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

　　在流民中，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都有，能够逐渐脱颖而出的，当然是那些略具才华、稍有文墨，或者怀有某些技能的人。他们将流民大致聚拢起来，抱团取暖，慰藉孤独，这就是义和拳、大刀会等一切民间结社的起因。

　　对于此类结社，清廷和地方官府在最初阶段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而且，由于官僚体制上下层责任不同，他们对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结社的看法不一，认识不同，许多地方的官府一改有清两百多年传统政策，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加以镇压。地方官府对不幸的弱势群体给予相当同情，这就为义和拳、大刀会等团体不断壮大提供了外部契机。

　　大刀会首领是曹州人刘士端，其政治诉求是“保卫身家”。此诉求的提出，主要还是基于当时非常复杂的民教冲突，有弱势民众抱团取暖，抵抗教会，惩处那些仗势欺人不良教民的意思。大刀会、金钟罩最初目的是无邪的，纯粹的，并没有反政府反体制倾向，只是弱者的哀鸣和无奈，因而稍具良知的官僚士大夫对于这些结社不支持不鼓励，也不反对，听任其自由发展、自生自灭。

　　1896年3月，刘士端在单县城关火神庙摆擂台，邀集各地大刀会会众十多万人聚会四天。他们大多手持红缨枪，来来往往，将火神庙挤得水泄不通，喝酒唱戏，展示拳脚，以武会友。也有的会众故弄玄虚，捏言掐诀、念咒画符，手劈砖石，展示了不少硬功或软功。综合各方面分析，大刀会会众中确实有人拥有传统功夫，练有一身硬功，不畏棒击，不惧刀砍，以一敌十，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这些功夫说到底还是“假招子”，真的要与枪炮等热兵器抗争，肯定不行。

　　乡村居民或许知道此类“假招子”，然而，动荡之际，凭借一己之力无法自保，他们除了抱团，还得学点防身本领，即便不能躲避真刀真枪，总能强身健体，有益无害。于是山东乡村居民争相学习，不惜钱财。这是贫弱愚昧个体在大动荡时代最无奈的选择。

　　刘士端为单县本地人，据说少年时代追随白莲教大师兄赵金环舞刀弄枪，主攻金钟罩，练出一身功夫，因而有资格开宗立派，创建大刀会，并逐渐上升为一个大头领，拥有曹县地盘。

　　与刘士端齐名的大刀会首领还有曹得礼。曹得礼出身于比较富庶的小康之家，有良田数十亩。像曹得礼这样的小康之家出身的人在大刀会、义和拳中并不算少，这些人之所以加入这股潮流，显然是动荡社会的产物，社会动荡使他们无法安享悠闲，无法置身度外，他们由此走上聚众练武、自卫身家这样的路。

　　刘士端、曹得礼等人有点像游走江湖的民间艺人，他们凭借自己的身手吸引乡村民众，并换得一些生活费用。当然，由于这批民间艺人常年游走江湖，在他们身上必然存在着浓厚的江湖义气。这种义气在升平时代固然有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统治，而一旦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成为动荡的因素之一。1896年的单县聚会就带有这种性质。

　　据山东巡抚李秉衡调查，此次活动中其愚者以为如此聚会可保卫身家，其黠者遂藉以逞其凶暴，再加上外来游匪从中煽惑，渐至聚众滋事，使刘士端、曹得礼等人的原初本意发生质变。有的老百姓不愿追随他们去练武，去集会，便受到一些会众无端攻击；有官军中兵丁偶尔触犯大刀会、义和拳的规矩，这些会众也鸠众攻击，没完没了。这多少已有点扰乱社会秩序的意思了。

　　民教冲突

　　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等基于近代科学背景，当然不会相信大刀会、金钟罩等真的能够刀枪不入，这些传教士和他们的信徒不断指责会众为妄诞，为愚昧。大刀会、金钟罩等就此与传教士特别是教民结下梁子，凡教堂，大刀会思尽烧毁；凡教民，思尽杀灭。尤有甚者，大刀会不时举行“飞行聚会”，数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在曹县、城武、单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考城、兰仪等鲁豫皖苏各省交界处不时闹事，焚教堂，伤教民。尽管每一次冲突都有具体原因，都含有某种正当性正义性，但这种行动本身渐渐引起官府重视，毕竟无助于甚至有害于社会秩序。

　　当民教冲突发生时，教会很多时候确实没有秉公处理，不论对错，不问曲直，每每袒护教民，纵容教民。于是教民中那些莠民或地痞无赖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恃作爪牙，欺诈百姓，成为教会庇护下的恶势力。但凡遇到民教冲突无法自我了断，就不得不控案官府。到了这时，传教士往往出于维护其教会名誉等因素，必为教民间说，蓄意偏袒，甚至还有一些传教士对乡村民众多方恫吓，保护教民。

　　至于地方官，由于此时发展第一，增长第一，招商引资第一，因而但凡涉及中外冲突，地方官的选择要么息事宁人，不论曲直，要么让中国百姓多担待点，尽量不得罪教会不招惹教民，以免因这些冲突引发中外交涉，开衅取戾。基于大环境，民教冲突往往迁就了结，曲直无法讨论，冤屈无法申诉，乡村居民被教民欺负了，也只能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而久之，民众心中的怨愤越积越深，对于官府的信赖也就越来越少，一旦遇到不平，不是再像过去那样向官府控告，反而按照自己的思路，依靠大刀会、义和拳这些民间结社自行了断，以私斗发泄心中不平。这就使原本以强身健体、保卫身家为主旨的民间结社性质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渐渐引起官方警惕。

　　对于民教冲突，山东巡抚李秉衡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教会在这些冲突中扮演了不那么光彩的角色，传教士不仅没有利用宗教的力量促进中西和解，反而使双方积怨越来越深。社会动荡，民怨沸腾，遂致一发不可收拾。

　　刘隄头庄大战官军

　　刘士端等人单县摆擂台不久，1896年6月，刘隄头庄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民教冲突，遂使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结社成为舆论焦点，成为政治中心，并由此引发更多的故事。

　　刘隄头庄位于鲁豫皖苏交界处的砀山，属于最典型的“四不管地区”。这次大规模民教冲突起因于教民强行收割非教民的庄稼，因而激起民愤，激起众怒。当地大刀会迅速集结千余人，临近数县大刀会、拳会民众也前往声援，愤怒的民众先后焚毁二十多所教堂，属于典型的复仇。

　　在这次冲突中，大刀会首领庞三杰、牛金声、彭桂林、韩秉义、陈玉得、刘仲文等逐渐浮上台面，他们各自拥有人数不等的会众，具有大小不同的影响力。他们虽然来自鲁豫皖苏四省，但主要成员还是以山东人为主，主要活动范围就是鲁西南和四省交界处。

　　刘隄头庄周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义和拳、大刀会民众，民教冲突的范围也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大。清廷对此格外重视，迅即责成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加派精锐部队前往镇压，平息事态，恢复秩序。

　　谁也想不到的是，当刘坤一、李秉衡加派的精锐部队赶到的时候，大刀会、义和拳民众并没有望风而逃，而是拿起武器与官军展开了数十次激战。民众伤亡惨重，彭桂林、刘士端、曹得礼等首领相继被俘，庞三杰等率领残部数千人继续在各省交界处潜伏，寻机对付官军，寻机对教会进行报复。

　　咎由自取

　　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结社刘隄头庄大战官军使事情发生质的变化，严重影响了后续发展。

　　山东巡抚李秉衡在镇压大刀会、义和拳时，曾对民间结社给予关切，派员了解、调查这些组织的真相。当他了解到这些结社的诉求后也曾产生某种同情，因此在执行朝廷既定政策坚决镇压的同时，也尽量不扩大镇压范围，尽量对裹挟进来的一般民众给予更多同情，甚至期望这些结社有助于山东官府对外交涉，期待这些民间力量成为外交谈判的政治筹码。

　　一方面，李秉衡清楚看到这些结社的诉求，是为了对付那些不良教民的非法行为，因此当官府力量尚不足以根本制约教会及教民非法行为时，这些结社对于民间社会自治，对于乡村百姓相对安宁的生活，都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自发自治组织。一般说来，这样的自治组织并不会对社会稳定，尤其是不会对官方政治统治构成多么大的危害。

　　另一方面，李秉衡也注意到这些民间秘密结社虽然受到白莲教等民间秘密教门的影响，其前身虽然具有反对清朝政治统治的性质，但到了刘士端、庞三杰这一代，民间秘密结社的性质大为改变，义和拳不仅不再是清朝政治统治的异己力量，反而是清政府在对外交涉时可以调动、可以利用的一种民间势力，是与列强进行交涉时的一种政治砝码。因为像李秉衡这个层面的官僚，既因为本地发展，需要外国资本在其辖区大规模投资，又因在与列强交涉中处于弱势，对外国人飞扬跋扈、指手画脚的霸道行为总是有些不情愿，有点反感，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一种民间力量去制衡外国人。

　　基于这种认识，包括李秉衡在内的山东几任巡抚对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进行镇压时就有点手下留情，远不如甲午战前清政府对待民间秘密结社那样严厉，那样残酷，那样毫无通融余地。比如李秉衡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就格外强调要区别“会与匪”、“首与从”的关系，对不同成员采取不同镇压、安抚政策。对于那些不愿屈从的“悍匪”，李秉衡进行残酷镇压；对于那些并无政治主见的一般“会匪”，则采取较为温和的处理措施。一般说来，对于大规模武装抗拒者严行剿办，对为首者予以严厉查拿，但对一般会众，则晓谕其解散，既往不咎；对那些能够与官府合作，但若能悔罪出会退出义和拳、大刀会的一般民众，李秉衡总是比较宽大准其自新。然而，让李秉衡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这些做法其实就是纵容、默许了义和拳、大刀会的壮大，是养虎为患，是咎由自取。

　　所谓“义和拳起山东”，就是这个意思。

　　马勇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