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避税并不可耻

　　在人们熟悉的语境中，“避税”一词被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长期以来，人们被灌输“多纳税光荣、少纳税可耻”的观念，纳税多少似乎成为衡量品德高下的标准。事实上，纳税只是公民和企业在法律范围内的一项义务，只有合法与否，无关道德。

　　最近，跨国公司在华避税的话题引起媒体关注。有报道称“跨国公司一年避税300亿元、税务系统人才当顾问”，文章读完，给人的感觉是“义愤填膺”——那些狡猾的“跨国巨鳄”，年薪百万收买税务系统的“内奸”、利用各种法律空子避税，导致国家巨额税款流失！

　　这种新闻立场是批判的，把避税的跨国公司打扮成一伙奸商，把税务局描绘成斗士和受害者。但这种立场，完全站在税务局的角度，站在政府管制的角度，以一种扭曲的眼光看待企业的合法行为，如果再把这种眼光聚焦在“跨国公司”身上，就更容易引起愤慨的民族主义情绪。

　　很多企业喜欢用“完成利税多少”来标榜自己的成绩，似乎利润和税收都是贡献，这是国有体制下的语境。企业经营是以盈利为目的，纳税只是一种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义务。作为国有企业，“利”和“税”最终都为国家所有，所以“利税”都是经营业绩。但普通企业对股东负责，同等经营状态下，给政府的税交多了，股东留的利益就少，“利”和“税”是一对矛盾。

　　企业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合理避税是一种理性行为。所谓合理避税，是指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不违法的手段，对经营和财务活动进行安排，在满足税法条文规定的条件下，达到减轻税收负担、增加股东利益的目的。

　　法律对“允许”和“不允许”、“应该”和“不应该”都有明确规定，只要企业在“非不允许”和“非不应该”范围内，采取降低税负的措施，都是正常。比如，将企业设立在有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开发区、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调整固定资产折旧、调整资本结构等等。只要不违法，熟练利用各种政策和法律合理避税，是企业综合经营能力的体现。

　　现代国家的法律原则，对私权有“法无禁止即自由”之说。法律不禁止去做的行为，就应该视为允许，政府不应干涉。合理避税正是利用这种原则，在尊重税法的前提下，对企业纳税进行详尽的研究和策划，甚至利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税收法规差异，将更多商业利润合法地留给纳税人自己。

　　纳税只需要尽明确义务，而不用尽完整义务。市场经济体制下，聪明的企业要做的，是在合法前提下尽可能的少交税，而不是多交税。对股东而言，雇用的经理人要在合法前提下，为股东创造价值，只会多交税的人并不光荣，而懂得合理避税非但不可耻，反而更受欢迎。

　　企业回报社会，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将更多利润分配给雇员，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可以将更多利润投入研发，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甚至可以将利润直接捐献给慈善事业，促进社会福利和公平。以纳税方式将利润交给政府，再由政府来分配，并不是最经济的回报社会之道，特别是当政府效率低下、财政开支不透明、纳税的去向不清晰时。

　　政府站在收税者的角度，强调“多纳税光荣、少纳税可耻”，民众站在纳税者的角度，是否也可以说“少用税光荣、多用税可耻”呢？政府每年的税收增长远高于GDP和民众收入，国民财富分配过程中，国富民穷的失衡局面长期不能改善，政府官员的吃喝用度缺乏人民监督，这种局面下还向民众灌输“多纳税光荣”，实在是一种语言腐败。

　　过重的税收负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这已在社会上形成共识。在这种趋势下，“减税”应该成为政府财政改革的方向，就更不用宣扬“纳税光荣”之说。相反，“减税”不仅应该政府主动为之，民众也应该付出自己的努力，利用税法“未禁止”之处，积极合法地少纳税，帮助政府达成“减税”结果。

　　对于跨国公司的合法避税，不仅不该批判，反而应该鼓励中国企业效仿。在与外资企业竞争过程中，中国企业本来就缺少资金、品牌、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如果在税收筹划的技术上再落后，就更难与外国公司竞争。

　　外资企业不惜年薪百万，雇用经验丰富的税务官员实施合理避税，这只能说明他们懂得尊重法律和知识，懂得化解合理避税时的风险。而中资企业的粗放式经营，常以非法手段达到“少交税”目的，这往往让中国企业在经营风险之上，再套上一层法律风险，令人惋惜。

　　我们很乐意见到所有企业和公民，都能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避税”，都能努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少纳税。这既是人们法律意识加强的一种表现，也是对政府形成制约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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