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困局：中国的选择空间局促

　　中菲黄岩岛所属之争，并未落下帷幕。菲方极力促成争议的国际化，而中方，一直以来的政策，是就事论事，只跟“争议”方谈争议，至多参加东盟为解决此类争端的务虚会。中方宣示的态度很明确，即南海及其诸岛，中国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东盟为此斡旋，中方既出于礼节，也是不失强调自己立场的机会考虑，选择了高姿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菲方要求美方就黄岩岛争端表明支持菲方诉求时，美方再次表达一贯政策立场，希望南海主权争端，用和平方式解决，美国不介入争端，不支持任何一方。将美方态度解读为暗地里偏袒菲律宾，是对美国南海政策的不了解。就在此次表态的同时，国务卿希拉里再次强调，“确保航行自由、维护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保障合法贸易无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南海争端按下不表，我们先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不久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号召东京人捐款，包括东京都做出预算，将钓鱼岛购买下来——日本人认为，钓鱼岛为私人所有，东京都买下来，将其直接划归东京都管理。4月30日，再次传出中国渔民在黄海水域靠近韩方一侧捕鱼作业时，与韩方海警发生冲突，刺伤4名韩国海警，9名中国渔民被捕的消息。稍加留意便知，最近半年，类似情况分别发生在韩国、日本、菲律宾和帕劳。打开地图，一眼可辨，从韩国到帕劳的海上纠纷，表面上的经济利益之争背后，无不闪现着海域水面和岛屿主权争议的影子。

　　海上困局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历史上，边防重点，是正北和西北的游牧部落（民族），直到明代，“海防”才提到朝廷议事日程——边防政策的转变，与西方列强开启大航海时代，恰在一个时间点上。但考诸历史，西方海上探险对中国边防政策调整，没有直接关系。真正的动因，来自内部。可循的轨迹有两个。一是对张士诚、方国珍武装集团残部，利用海上卷土重来的担心；一是海上贸易引发的海盗活动猖獗，直接影响了从浙江到广东沿海社会的稳定。明清两朝统治者，500年的海防政策，以禁为主，间歇松弛，是迫不得已，基本思路是寓禁于驰。

　　近代以来，一个等值的文明，来自海上，给帝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帝国海防政策的性质。虽然晚清政府组建了北洋、南洋、广东等水师，但清日战争，大部被日本海军歼灭，一蹶不振。之后历经北洋政府、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届政权，虽也戮力建设海军，注意维护海上主权权益，但比起陆地国防建设，对海洋、海权、海上武装力量的认知，从而出手建设的力度，仍是小巫见大巫。

　　直到最近10年，由于“中国制造”布满全球的现实，国际海运份额中的很大部分，与中国有关——不论运出工业制成品，还是运进工业原材料、重工机电设备和各种生活用品，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的日常生活，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程度，陡然提高。海洋是所有中国人的生命线。应该说，中国人突然发现海洋具有重大意义，但认识依然有限。可海洋并不因你的忽视，而脱离自己的运转逻辑。等到中国人慢慢醒来的时候，海洋引发的问题，早已堆积如山，或也可以说，已积重难返。

　　这就是中国海洋政策选择的现实背景。总结起来，一句话，政策选择空间，小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如此庞大的身躯，闪躲腾挪的余地，极其有限。

　　现实是，在海上，中国与几乎所有邻国，除12海里领海，包括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绝大多数水面，和区内岛屿，都有主权（权益）之争，且南海多数岛屿，早被邻国瓜分完毕，作为主权国的中国，反倒成了那里的“客人”，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在意中国关于主权的“严正声明”。

　　尽管如此，有多少中国人，包括决策者，真正意识到中国在海上遇到的困局？

　　海上困局之困局

　　有解困的药方么？笔者之见，恐怕要到造成今天局面的原因中去寻找。可同样不可理喻的是，笔者发现，寻找海上困局的原因，成了更大困局。包括南海在内的海上困局，至今不能成为官民两造自由讨论的话题，而没有民间的参与，笔者断言，海上困局，不可能找到解套的办法。对此一问题所有驼鸟式的议论，比如留给后代，都是不智、不作为的借口。浩瀚海洋，已关乎每个中国人的福祉，到了把它的前途，交给人民的时候了。

　　那些皮毛议论，比如建设强大海军，甚至不惜与争端国开战，皆舍本求末，于解困，毫无意义。中国的海洋困局，本质上，首先是内政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关乎人心的政治问题。在此意义上，关于海洋的认知，都还在其次。

　　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今天可谈。一，为什么随便哪个海上邻国，都可以置中国海上主权（权益）于不顾，“恣意妄为”。一个通行说法是，中国经济发展，引起周边国家忌惮——它们害怕“强大的中国”，所以先下手为强，造成既成事实。不用太仔细分辨，这逻辑根本不成立。听说过一个国家虚弱时被人“欺负”，没听说过强大时，仍遭人“欺负”的。翻开历史我们知道，中国海上困局，严重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很表面的原因，与海上资源发现和争夺有关。其实，海上资源争夺，自古有之，哪怕是二战前后鸟粪资源的争夺。石油、油气固然更像是战略资源，最近几十年有关水面和岛屿的主权之争，似乎与此关联密切，但我们不能假定，更不能确定它就是引发争端的根本原因。小（弱）国敢于挑战大（强）国，且生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必有更深层的原因。

　　不可将中国与邻国的海上之争，比附比如韩国与日本竹岛，马来西亚与越南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之争。它们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争到底，我们很难想象各国为之开战。中国政府为海上利益，眼下也不太可能选择开战，但这种不开战，与上述各国的不开战，也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任何比附以及因此开出的药方，都是不懂国家利益的行为——这里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名词。

　　二，不论周边国家还是传统列强，真的怕中国强大么？这个问题的肯定表述，振振有词，近些年颇有些市场。如此表述，因其无法周延，本身没有任何逻辑。不要说一个强大的美国、德国，不可能构成其周边国家的安全隐患，即便遭人诟病的当代俄国，也不会有人真怕它强大起来。可以肯定地说，没人害怕一个爱好和平、自由民主的中国强大起来。正如中国人民一再向世界承诺的那样，一个自由民主富裕的中国，是世界和平安全的保障力量。

　　毋庸讳言，整个世界，包括周边国家，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同时输出不确定性。世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可能输出不确定性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经济、军事强大，不是真正的强大。一个现代强大国家，离不开制度优势，其立国原则，不可缺少可被世界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这也正是许多小国亦是强大国家的秘密。政治哲学家张亚中“小国也可以伟大”的立论，正基于上述要素分析（参见《小国崛起》）。今天的俄国并不比当年的苏俄更虚弱，但它不再那么被人害怕，内在原因，很值得玩味。

　　选择空间愈益局促

　　就事论事，中国政策选择的空间亦愈益局促。无论因内政还是外交，中国政府都很难承受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代价。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开战的充足条件。《联合国海洋公约》以及国际法院提供的争端解决机制，由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很难成为选项之一。

　　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20年来，收效极微——政策本身的矛盾，也是不能收效的原因之一。与中国争端的各国都首先拿主权说事，主权争议如果“搁置”？既然存在主权争议，怎么可能利益导向地“共同开发”资源？是主权重要，还是索取利益重要？岂不有拿原则做交易嫌疑？正因其内在矛盾——共同开发前提，是要承认中国拥有主权，所以，该政策提出后，与有关各国，达不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共同开发”协议（参见“国际危机组”报告《沸腾的南中国海》）。上述矛盾政策，亦有其远因——1954年中国政府与越南北方，在北部湾归属问题谈判中，主动将实施多年的11条断续线，去掉两条，使得中国一贯申明对南海的主权立场，有了自我损害的先例。

　　就事论事，中国人也到了该检讨南海政策的时候了。只有首先检讨自己政策得失，才能找到应对外部挑战的有效之策，所谓正己正人。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实用主义的考虑，都可能将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即使暂时过关，也经受不起历史的挑剔，此一责任也不是谁想负便负得起的。解决陆地边界争端，既有可吸取的经验，更有应该汲取的教训。

　　联想起越南政经革新的力度，以及缅甸官民民主化的决心——此一联想并非无的放矢，制度红利效应，是中国两个近邻勇敢迈向宪政道路的诱因。内政修，外交回旋余地则大，两国各自开启的变革进程，即使前景有待明朗，却已然在对外关系上，收到意想不到的效益。在笔者思考南海困局时，常常想到这两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不由得生出猜想：中国存在本身，或是它们变革的动力，尤其越南。越南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有关各大国，美、俄、印、日，似乎更同情越南，其中况味，用所有国家害怕中国强大来解释，于情于理恐难说通。

　　刘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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