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型“病毒”

　　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老祖宗的经验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就在蛇年春节前，一贯惹是生非却总能安然无恙的摩根士丹利又有了新“八卦”，这次的“倒霉蛋”轮到了中资银行。

　　据《纽约时报》报道，2007年，摩根士丹利在明知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麻烦的情况下，将部分有毒资产卖给了中国建设银行。

　　这真叫人难以想象，毕竟摩根士丹利和建行“交情不浅”，而且摩根士丹利也刚刚完成了建行高溢价的世纪发行，更为重要的是，彼时摩根士丹利正等待中国的救世主拯救其于危难之际。

　　这一年的12月19日，中投公司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达成一项交易协议，中投公司将购买约5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公司发行的一种到期后须转为普通股的可转换股权单位，股权单位全部转换后中投公司持有摩根士丹利的股份将不超过9.9%。

　　对于当年第四季度次贷债券投资损失高达94亿美元，导致公司成立73年来首次出现季度亏损的摩根士丹利来说，这简直是救命稻草。

　　蜜月的甜言蜜语犹在耳边，背后的利刃就已架在脖上，投行的生存法则是：“你死我活”。

　　“杀熟”

　　据美国媒体报道，2007年3月16日，正在着手处理一项有毒资产的摩根士丹利员工，讨论过该怎么给它取个名字。团队成员们的提议有：“次贷崩盘”、“杀手”、“核弹屠杀”和“泰森的重拳”，其中还有一个名字将它直截了当地比作一袋粪便。

　　后来，这些有毒资产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崩溃。再后来，他们用真名称呼该项有毒资产，还把它卖给了中国建设银行。

　　将近六年过后，中国台湾的中华开发工业银行在位于曼哈顿的纽约州最高法院起诉了摩根士丹利，这家台湾银行也参加了那份中国建设银行的交易，整个事件才逐渐为人所了解。

　　数百页摩根士丹利的内部文件被公之于众，这些文件能让外界更好地了解，银行从业者在房地产泡沫最严重时已经知道了哪些情况，以及在私下获悉这些情况后都做了什么。

　　这宗案件涉及2006年上半年创立的名为“Stack 2006-1”的担保债务凭证，也就是臭名昭著的CDO，这一批次价值5亿美元。CDO是以住房贷款作为抵押的债券集合，它是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

　　然而文档中所显示的行为模式，却比这一笔交易更加严重：该银行中各个部门的人都明白，美国的住房市场遇到了麻烦。

　　他们利用了对这些情况的了解，炮制出证券产品，又对这些债券进行买跌，之后还将大量的垃圾投资产品出售给不加怀疑的买家。

　　2007年初，摩根士丹利似乎意识到了次贷市场的情况比自己预期的还要糟糕。甚至其名下那些理应安全的CDO产品，包括Stack产品，也面临亏损。

　　于是摩根士丹利的银行业者开始踏遍全球，把以上投资产品冠上安全稳健的名头进行兜售。

　　对于总体上是否从Stack的投资中赚到了钱，摩根士丹利拒绝置评。

　　不过，对于这家银行来说，Stack到头来似乎很划算。通过Stack，摩根士丹利设法把一个烫手的山芋甩给了那家台湾银行。

　　摩根士丹利辩护，声称买主都是精明老练的客户，应当已经知道次贷市场当时的状况了。

　　虽然措辞含糊，但CDO产品的文档中透露，摩根士丹利可能赌这些债券会下跌，这种投资策略称为“做空”。摩根士丹利并不挑选包含在交易里的资产，而且针对交易资产的任何做空行为，都会是规模更大的买卖行为的一部分，其中既有做空也有做多。

　　的确，除了做空之外，摩根士丹利也持有相当数量的Stack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摩根士丹利的话没有错，买主都是精明老练的客户，建行就是其中一个熟悉的老客户，这倒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杀熟”。

　　摩根士丹利为什么在明知道有毒的情况下还将这款产品推销给建行呢？

　　风险转移，财富增值，这就是唯一的理由。

　　简单的说，摩根士丹利的做法很普遍，就是将有毒的抵押贷款打包成复杂金融产品，让信用评级机构将它们列为AAA级证券，卖给投资者，在金融系统内放大并扩散风险，时常看空所出售的金融产品，以客户为代价获利。

　　而建行在内的很多投资者其实只能吃“哑巴亏”，因为损失已经形成，而打官司基本上是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毕竟投资者如果想就CDO起诉某大型投行，很难找到优秀的律师。

　　当然，在美国，确有一些专门帮忙打这类官司的专业诉讼机构，但他们大都不熟悉CDO。当投资者尝试联系伦敦的顶级律所、打算提起诉讼时，律师们往往会拒绝服务，因为存在“冲突”，也就是说，他们正在为银行做事。这就难怪投资者胜诉的案例如此之少。

　　设计

　　这并非摩根士丹利在中国市场的一次“偶然”失足。

　　2009年，国内政府机构点名批评了摩根士丹利在内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不顾及后果的“销售”。

　　当时的情况是，截至2008年10月底，共有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元。其中有26家央企是自行在境外从事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OTC)，且大都与交易对手私下签订的是“一对一”的非标准化合约。

　　而这种所谓一对一的选择交易，一方亏损才有一方赚钱，交易风险大，透明度不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缺乏实战经验的中国央企“内战外行，外战内行”，哪里算计得过“久经考验”、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资深外国投行。

　　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产品设计复杂、合约期限较长、风险敞口很大。

　　据了解，有8家企业集团通过工、农、中、建、交行和国开行6家银行购买了其推介的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等境外投行设计的结构性利率掉期和互换产品。这些产品设计极其复杂，不但与若干年掉期利率指数挂钩，而且都借助数学模型进行市值估算。如某集团在航油期权上，竟使用了含有6种模型工具的结构性产品。

　　不为人知的是，就在国内政府机构点名批评这些投资银行的时候，摩根士丹利的销售们正极力向一些重要的国有企业推销新的产品，用他们的话说：“损失的钱是账面的，再说还可以从别的途径赚回来”，更有甚者还推销其和以前产品设计完全相反的新产品，美其名曰“逆向投资”。

　　投资银行的生产链条中，产品部门的开发根本是不可能在所谓的“防火墙”中进行，这道墙是无形的，其实就是没有的，产品的设计人员想的只是如何让产品赚钱，甚至设计一些完全彼此“打架”的产品来，因为销售部门需要的只是如何包装好这些产品，卖给无知的投资人，而交易部门的工作就是寻找合适的“猎物”美餐一顿。

　　“有方”

　　金融市场的老牌投行们都知道，最赚钱的生意是开赌场，而不是下场去赌，不管你交易策略有多高明，长期来看，能够维持51∶49赢率的公司都是少而又少的。

　　在日常交易中，当投资银行正在做空某笔产品，而交易员接到客户的电话要求做对手盘时，他们往往就是在对赌。

　　这种情况下，“做空”某项产品，很可能是客户巴不得的——他们可能正想“做多”。交易双方可以靠比拼对大势的精准分析，来赚到利润。

　　情形也有可能完全相反，某个对冲基金会要求与投资银行做对手盘，看空某项产品，而投资银行手上正持有这个产品的仓位。

　　这种情形下，投资银行所做的就是为客户寻找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对手。

　　这样的交易像摩根士丹利这样的投行每天都要进行上万笔。“狡猾”的投资银行家们，大部分时间只是赚取当中最没有风险、最有保障的“手续费”，那些可怜的，不了解情况的大型国外银行往往就是他们金融产品实验的“小白鼠”。

　　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摩根士丹利的这种“野蛮销售”，让中国国企的老总和财务负责人一接到投资银行人士打来的电话都噤若寒蝉，避之不及。

　　这些投资银行的精英们根本不会关心产品的“健康”，“活人”可以挣钱，“死人”也可以，甚至“幽灵”都可以。他们在世界游走，像疯子一样兜售证券，拼命地工作来从一些大“柠檬”上榨得“柠檬汁”。

　　对于摩根士丹利来说，能拿钱解决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这就是华尔街投行的法则之一。

　　2006年5月，摩根士丹利因为未按规则保存电子邮件，而被美国证交会罚款1500万美元。

　　在此之前的一桩民事诉讼中，摩根士丹利因为拒绝交出电子邮件而输了官司，被陪审团一审判定赔偿14.5亿美元，因为邮件里的秘密不能公开。

　　投资银行根本不会在乎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因为如果风险得到完全平衡的对冲，就不会赚那么多钱。逐利是市场的基本法则，逐利与贪婪并无严格的分界线，这也是危机的根本，但人为的灾难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但指路的灯塔是摩根士丹利的，建行不过是金融危机中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衍生产品交易是一场血腥的游戏，猎物就是毫无防备的投资者。

　　文|文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