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地位

　　摘要：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中国革命骨干，而且培育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使中国革命从西北走向了全国胜利。

　　关键词：边区政府；成立；历史背景；重要地位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十三年中，不仅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而且在边区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使中国革命从西北走向了全国胜利。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的历史背景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原陕甘宁苏区，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没有丧失的根据地，因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作为陕甘宁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博古任办事处主任。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陕甘宁省，李富春为省委书记，马锡五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苏区政府西北办事处的成立，统一了陕甘宁苏区内原来几块根据地的领导，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在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西安事变后，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7年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1]这个电文，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从消灭地主阶级和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到联合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政策转变。2月15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为打开全面抗战的局面提供了必要条件。

　　为了具体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中央作了极大努力，于1937年2月至9月，派出代表同国民党的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进行了多次艰难曲折的谈判。这期间，中央决定由林伯渠筹建陕甘宁特区政府和进行“更名改制”工作。更名，即更名苏维埃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改制，即将苏维埃制改为民主共和制。1937年5月31日，西北办事处主席林伯渠在延安《解放》杂志第1集第5期发表《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一文。文章阐述了由陕甘宁苏区转变为国民政府特区、由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转变为普选的民主共和制度后，政权组织形式和民主政治的主要工作以及方式方法的转变等重要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这个宣言重申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四项保证，再次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同日，蒋介石发表了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又发表了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言》和谈话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随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口头协议，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进行更名改制的筹备工作。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并在延安成立。林伯渠、张国涛、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为主席，张国涛为副主席。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指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23个县，即陕西延安(肤施)、甘泉、鄜县(今富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子长)、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旬邑(今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此外，宁夏的花马池(盐池县)，陕西的神(木)府(谷)区，关中的部分地区，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

　　二、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

　　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陕甘宁边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由苏维埃向民主共和国制过渡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把陕甘宁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的任务。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指出：“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模范区域。”[2]

　　为了建设这样一个模范区，陕甘宁特区于1937年4月制定出第一个选举条例，5月12日，西北办事处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开始使用“陕甘宁边区”的名称。1937年6月20日，中共陕甘宁特区党委提出《民主政府施政纲领》，这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全文共16条，其主要内容是，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抗日战争；实行民主普选制度和议会制度；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民主自由；保障农民已分得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等。这份纲领，反映了由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时期的特点。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该纲领全面地概括了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其突出特点，就是把实行抗日同改革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主张采取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路线。1939年4月4日正式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的第二个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共28条。这份纲领比第一个纲领更加充实和完备。如果说第一个纲领主要还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规定，那么第二个纲领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纲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

　　第二个施政纲领发布后的两年中，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思想理论建设，其集中表现，就是以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做为一个“试验区”，并以很大的精力，指导边区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运用到陕甘宁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中。1940年3月，毛泽东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

　　陕甘宁边区的第三个施政纲领，是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称“五一施政纲领”），这份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亲自重新改写的。纲领共21条，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路线和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方针。其中，在民主政治方面有三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是，在政权建设上规定实行“三三制”原则。毛泽东在1940年就已经提出，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它突出体现了边区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和共产党人愿与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民主合作的态度，它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形成鲜明对照。二是，人权保障政策。即“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指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政府从法律制度和物质条件上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虽然许下了一些民主自由的诺言，但并没有实行。三是，廉政政策。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即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讲演中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3]这一切同国统区的腐化政治形成了又一个鲜明的对照！这是边区政权机关能够得到人民真诚拥护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1947年党中央、毛泽东决策留在陕北，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的原因所在。因为党、政府、军队在陕北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在陕北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三、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抗日骨干；二是培育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全国抗战全面爆发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革命圣地和抗战的中心。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为了迅速培训并向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大批抗日骨干力量，党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军事学院、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也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20日改名，简称“抗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并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抗大总校先后办了8期，总校和12所分校近十年间，培养造就了10多万名优秀的军政干部和抗日骨干。这批经过战火考验的、用延安精神锤炼的干部，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栋梁之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继续发挥了其骨干作用。

　　那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党和各根据地到底培养了多少干部呢？除抗大外，陕北公学1937年10月到1941年8月培养干部1.3万多名；鲁迅艺术学院从1938年3月到1945年11月培养艺术干部685名；延安自然科学院从1939年至1945年培养科技干部590多名；女子大学从1939年到1941年培训了2090多名妇女干部；医科大学培养了近2000多名医卫干部；民族学院也培养了几百名民族干部。安吴堡青训班1937年10月到1940年4月共办14期，培训1.2万余人；延安大学从1941年创办到抗战胜利培养了数千名干部；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4万名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以及成千的文化技术干部。抗战胜利后，延安一次就派出了5万名干部去东北工作。

　　那么，为什么说陕甘宁边区培育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呢？延安精神又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呢？延安精神，博大精深，其内涵极为丰富和深广，但最突出的特色就是艰苦奋斗。什么是延安精神？简而言之，延安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的伟大的时代精神。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进入1941年后，由于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于国民党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加之华北各地连年遭受干旱，以及根据地各类脱产人员日增而土地面积大大缩减等原因，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局势，党中央、毛泽东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军民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高潮。其中，359旅开发南泥湾的成绩尤为突出，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亲手开荒种菜。有一张大家非常熟悉的《毛泽东给八路军第一二○师干部作报告》（1942年春）的照片，就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照片画面：半幢土窑洞，一张方凳和一个半旧的搪瓷茶缸，毛泽东略显消瘦的脸庞显示着特有的从容、坚定和乐观的神韵，毫不起眼的裤子上打着两块醒目的补丁，使人们对那个特定的艰苦岁月有了直观的印象。建国后，毛泽东看到这帧照片时曾表示非常满意，他说：“这张照片表现时代精神最好！”正是毛泽东自身的气质和他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才使这张引人深思的照片具有了永世不衰的艺术感染力。

　　为了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实行精兵简政，裁减冗员，勤政为民，崇尚节俭，戒奢倡廉，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经过大生产运动，边区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财政收入达到基本自给。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我们党在战争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经济实践活动，它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大业培养了一批经济专家和干部。最为可贵，是培育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综上所述，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要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4]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652页。

　　[2]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3]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页，1977年人民出版社。

　　王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