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鹿原》叙事文风管窥陈忠实的创作思想

　　摘要：陈忠实的长篇巨著《白鹿原》，蕴涵了作家深沉而又冷峻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情感，是以历史为载体的关中近代社会的活化石。陈忠实是展示与开掘着关中地域文化的作家，作品展现了渭河平原50年的雄奇变迁，容纳了关中清末民初到建国前夕半个世纪的民俗史、乡土文化史、政治史、革命史，将白鹿原独特的地域文化推向了世界，值得研究。

　　关键词：方言俚语；关中文化；创作思想；创作精神

　　民族的即是世界的。据了解2010年《钟山》杂志组织12名文学家投票选出11部1979—2009年间最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7票获第一居于榜首，被誉为“30年里最能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长篇小说”。20年来，对于陈忠实的小说，评论界评价不一，有批评之声，更有高度的赞扬。这些争议，使得陈忠实和《白鹿原》这部作品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白鹿原》创作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在现代小说中独树一帜。今天，其艺术魅力从文本层面推广到更广泛的领域，被进行了多种艺术改编，诸如话剧、秦腔、电影、舞剧等。相信在未来，专家学者和如笔者一般的学生，对《白鹿原》的研究将取得更深入的成果。

　　一、方言俚语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中大量撷取陕西方言土语，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关中乡土气息与地域色彩，他的文学语言受中国文学史上方言写作传统影响甚深。

　　1.我国传统文学方言叙事对于陈忠实创作的影响。中国文学史上方言写作最早可追溯到《诗经》，“十五国风”展示了各诸侯国方言的风姿，战国时期的《楚辞》则是楚地方言的记录。秦代开始，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逐步形成，用口语方言写作的作品很少被记载和留存于世。唐宋以后，方言成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词、曲之中。到明清时期，随着白话小说的兴盛，方言大量进入文学作品。“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张言文一致，方言写作被大力提倡；18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众语讨论将方言运用和革命文学的阶级意识联系起来并付诸艺术实践。在延安边区，凭借政党对文艺直接干预的政治之力，知识分子不是“化”大众，而是大众化了，群众语言、农民的语言取代了俄式教科书语言和“五四”后流行的“学生腔”，文艺大众化真正得以实现。

　　围绕着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标，作家们都学习民间文学，特别是向民歌、民间故事、谚语学习，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四十年代的赵树理、李季、阮章竞等一批作家，自觉实践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陈忠实走上文学之路的最初老师就是赵树理。建国后，随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价值定位，文学文本逐渐走向民间文艺化、通俗化。方言写作作为追求通俗化与民间文艺化的重要途径而被许多作家重视。陈忠实运用方言土语的文学书写与中国文学史上久远的方言写作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

　　2.在文学创作层面对陈忠实影响深远的中国当代作家还有柳青和王汶石。柳青、王汶石与陈忠实都来自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地域上的亲缘关系，黄土高原博大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陈忠实在生活和创作上自然会对两位前辈产生亲切感。柳青和王汶石作为力求忠实于生活的作家，对文学事业的那种挚爱和忠诚使陈忠实非常钦佩，他在创作初期就有意识地学习和模仿柳青和王汶石。陈忠实对当地的方言和土话进行充分的应用。关中方言词和土话在整部作品中大约出现了1100次，而所使用的方言词超过180个。例如：“咥”（die）字这一关中的方言词语同普通话中的“吃”意义相近，是吃的方式之一，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感情色彩，可以理解为大碗盛食，吃出快乐和氛围。在整部作品中，“咥”字被多处用到。

　　3.《白鹿原》中方言俚语和民间熟语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人物性格而赋予人物不同表达形式的语言。另外《白鹿原》语言中也蕴含了许多的秦腔文化，王鹏程说“陈忠实也是很专业的秦腔票友，《白鹿原》是他听着秦腔的节奏吟唱出来的。”]“在《白鹿原》中，秦腔和文本融为一体，作者熟稔地把秦腔化入到他的作品中，就像盐溶入水中一样。”小说中秦腔中的典故与小说故事场景实现了恰到好处的糅和。

　　总之，陈忠实的早期创作中还没有萌发自觉的方言写作意识，但他对柳青和王汶石的刻意模仿以及对真实可感艺术效果的追寻，使他不自觉地利用方言资源丰富着自己笔下的艺术世界。

　　二、通过刻画三秦人物形象展示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

　　《白鹿原》对关中平原里的民情风俗进行了描绘，积淀了我们民族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经验，也是特定地域的产物。在时间的把握上有岁时礼俗，如周而复始、一年一轮回的过节、过年；忙罢会是对劳动和生活的规律性的调节。这里生动地描写了婚丧庆吊，把握人自身的阶段性和时间上不可逆转的认识。

　　乡土气息白鹿原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在这样的文化层面里活跃着。比如，在《白鹿原》中，族长白嘉轩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贯穿作品始终，也对其他的很多人物在负质、正质或人格上或精神上都有着支配的影响，这个人物也将陈忠实的文化选择与历史思考凝聚在一起。白嘉轩的人物形象也填补了文学历史的空缺。这个人物的成功在于陈忠实没有将白嘉轩这个人物以地主的形象去创作，而是创作了历史文化深处的族长形象。这是一个宗法家庭制度下的代表人物，他是白鹿村白姓家族的一族之长。在我国的历史上一直都是政教分离，而他作为宗教领袖，一直与政治斗争、政治集团与政权保持着距离。在传统文化中，这种民主意识的失落在我国的政治中也缺少了民主传统的方式，这也使得白嘉轩在拒绝错误政治时，对进步的、正确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斗争持有一种冷漠的态度，使得文中的很多情节具有了一种道德、人性的光辉，在长辈的宽容与仁爱中，也有一种道德教化的动机存在。

　　白嘉轩将“耕读传家”作为治族、治家的根本方法，这也一直是家庭制度和农耕文化的规范。从“耕”来看，他很有经济头脑，但是他放弃了朱先生的教导，养牛，地少，房要小。他坚持雇佣长工。再从“读”来看，白嘉轩很注重教族人读书，教子读书，但是都是孔孟儒学，而对于新的学习文化，他就会排斥，持怀疑的态度。这些反映了他思想里的顽固、封闭和保守的一面，这也体现出了阻碍和制约社会地步的不合理因素。

　　在关中乡土文化中，定期的大规模祭祖活动是一种神秘的民间文化，如白鹿的传说等，实现了控制白鹿宗祠的思想，也是对祖先的一种崇拜的精神所在。白鹿是一个隐喻，一个意象，是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乌托邦式的追求与向往，也是一种理想。在小说中作者也写了衣着服饰、日常生活起居、住宅建筑及饮食文化、驱鬼及祈雨仪式等民间传说，《白鹿原》在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各方面也反映了一种文化氛围。

　　陈忠实在关中出生，也在关中长大，其所受的民族文化的熏陶源于关中文化，关中地区的文化早已经在他的生命中渗透了。对于关中他有着深切的迷恋，《白鹿原》的创作是在对关中地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深刻感知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作品中所特有的地域性语言，也是他对关中地区独特体验和感悟的结果，其中传达着他对于关中的关切和生命的思考。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将人类生命存在的沉重与民族个体生命存在的沉重结合在一起，最关键的是把握、洞悉了我们民族生存的抗争和挣扎，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活力，即使受到了扼杀、扭曲、践踏和压抑，它仍然顽强地存活着，发挥着一种巨大的潜在可能性。

　　三、封建礼教与现实的矛盾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心态

　　在这部作品中，白嘉轩坚定地执行儒家道德文化，十分崇敬朱先生，是封建文化的象征。他有着强大的人格力量，而这来自于他对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人伦标准和处世原则的重视与恪守。对于传统文化秩序，他进行着积极的维护，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在皇帝退位、帝制结束后，全部族人都产生了生活的困惑，这时他将朱先生维护农业文明秩序的“乡约”请来维持全族的生活秩序。“从此再没有发生过偷鸡摸狗的事情，那些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的赌博营生也都散了摊子，而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事件再没有发生过，白鹿村人人都变得文质彬彬、和颜悦色，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轻细柔和了。”这说明封建道德也有积极的作用。想必大家都知道，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十分讲究道德修养，重视仁义礼节，推崇中庸之道，强调宗法理念等，而这些在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但是他们对于传统道德不仅限于遵从的层面，而产生了屈从的态度。所以讲究仁义的封建道德最终造成了田小娥和黑娃爱情的悲剧，也造成了白孝文的鞭笞和白灵的出走。

　　而在对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进行描述时，陈忠实先生出现了内心的矛盾，既希望对儒家文化、仁义道德进行努力的张扬，白嘉轩和朱先生就是儒家文化和传统仁义道德的代表；又不得不面对黑娃与田小娥的私情不被儒家文化所接受的现实。事实上，如果将他们的爱情拿到当今时代，也可以称得上是颇具浪漫的爱情。最初，田小娥对于黑娃仅仅是性爱的依赖，到后来逐渐上升到超越世俗的爱情。然而黑娃的父亲鹿三并没有同意他们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系，因为他们这种关系不自觉地蔑视了传统文化，背叛了伦理道德。而白嘉轩连进入祠堂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朱先生也很瞧不起田小娥。白嘉轩和朱先生最后将他们驱逐出了白鹿原。他们两个最后只能在原外买下一个窑洞，生活贫贱而清苦。正是这件事情使得黑娃在原上做出了一些违背传统道德的运动，比如风搅雪，参加红军，做土匪将白嘉轩的腰打折；也正是这件事情，田小娥过着出卖肉体的生活，勾引白孝文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情，最终被鹿三杀死。

　　在对白孝文这个人物形象进行描写时，作者同样有着复杂的矛盾心理。白孝文作为白嘉轩的长子，威严而刚毅，有着同父亲相同的治世标准和处事原则，是在农业文化模式下由白嘉轩培养出来的理想的族长接班人，深受正统文化的熏陶，有着诸如尊上、唯命、安分、守成的正统人格。在父亲的庇护下，他过着优越的生活，却在田小娥的勾引下，从不懂男女之事开始，到后来和田小娥成天厮混，最后落得只能去做乞丐，乞讨度日。他的悲剧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在于对传统伦理纲常的背叛和对封建权威的蔑视。作者在对这些封建文化中的仁义道德进行不断地赞美时，也意识到不能够对这些仁义道德发起挑战。白孝文最终走向了反叛之路，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鞭挞充分体现出来。

　　四、从主题思想视角看陈忠实创作精神寻根

　　陈忠实在《小说评论》曾连续发表了回忆自己创作道路的评论文章《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文章中已透露了他在创作中对精神寻根的追求。其中关于精神寻根的表述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可与阐发。赵录旺认为“《白鹿原》的创作，其深刻之处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根源意义的同情性解读和真实性的表达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白鹿原》的寻根主题主要是精神和心灵的寻根，带着对精神中“真”的追求写出儒家文化的精髓，并通过文本中人物的个性描写来宣扬中国文化的深刻价值，表达自己“寻根”理念。

　　陈忠实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现实主义成就，最根本的在于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的同时，又对这一文学传统进行了历史的超越。《白鹿原》的创作深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将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观。《白鹿原》被誉为是一部新时期的整合力作。董长江认为“它的笔法表面上是现实主义的，但其精神内涵无疑是新历史主义的。”

　　《白鹿原》是在1987年到1992年之间创作完成的。在此期间，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化大潮的涌起伴随经济改革大潮而来。各种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与思潮的大量引入，使中国作家们开始了在文学情境中的深层而艰难的探索。于是，在这种文学和文化的背景下，陈忠实开始对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进行反思，与此同时，涌动的文学思潮，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理解和思考。

　　参考文献：

　　[1]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从模仿赵树理开始》，广州日报，2009年8月29日。

　　[2]陈忠实：《为了十九岁的崇拜——追忆尊师王汶石》，《陈忠实文集》第6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3]洪雁，高日晖.论白嘉轩形象的农民本性[J].学术交流，2008（09）

　　[4]雷军.《白鹿原》的历史感[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

　　[5]董长江.《白鹿原》中的新历史主义锋芒[J].文学界（理论版），2011，（1）.

　　黄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