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关系”应对金融发展新环境
- 来源:银行家
- 关键字:金融,发展,环境
- 发布时间:2011-01-20 15:02
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是银行业发展的一个划时代变革。国内银行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本文围绕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和发展，结合作者多年的银行经营管理实践经验，对商业银行在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谈几点看法。
银行经营发展实践面临的约束
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中面临的“约束”不断增加，体现出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
资本约束更加严格
过去十年，“拉存款”、“放贷款”似乎始终是银行经营中的唯一“主题”。但现在，商业银行在经营中感受最深的却是来自“存贷比”和“贷款总量”的约束，这些约束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的传统约束还要严格。实际上，存贷比的压力和贷款的压力归根结底是资本的压力，它让银行真正认识到其经营管理不仅是市场开拓下的发放贷款，更应是在资本约束下如何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
例如，2002年，国内某银行在A股刚上市时业绩很好，当年新增贷款30多亿元，因此该银行准备再融资，并大量发放贷款。但当时股东的想法和银行经营者存在分歧，对于这种不分红却不断进行融资的“游戏”，股东觉得“玩不起”。股东的判断标准很单一，即投在银行的钱是否比在其他地方的回报率要高——这是银行在经营中受到的直接约束。
资本高回报要求更加迫切
在银行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贷款有理”、“贷款万岁”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但这和银行追求的高资本回报相悖。
从经营者角度出发，要用股本回报率衡量银行业绩。股东真正要求的是投资银行需比投资其他行业或部门的回报更高，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投资就不算成功，或者说银行经营不成功。银行经营者都希望把资本配置到最优，最节约地使用资本，充分运用监管政策，使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保持高水平。
从股东角度出发，高资本回报率才是最根本目标。在前几年市场行情下，银行业整体盈利较好，“冲淡”了股东对资本回报的固有标准。作为股东，当资金紧张时，会希望提高ROE水平，迅速获得回报，以解决投资中面临的问题。
频繁融资更加难以持续
国外大银行在首次公开发行（IPO）融资以后，一般五年到十年内不会再融资，而是通过自身积累支持业务发展，只有当遇到重大收购、重组时，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融资。
因此，类似国内银行这种大规模、连续的融资在国际银行业并不多见。因为再融资后，银行的资本回报被摊薄，需要从低水平重新逐渐回升。如果能够把融资间隔拉长，对股东是一种“节约”，对股东的总体回报也是最好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促使银行高速放款，近年来，国内所有银行的增长速度都超过国际银行，而几乎所有的国内商业银行都需要融资，频繁融资的难度随之日渐增大。
市场约束更加无法回避
银行经营发展面临的约束越来越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股东的要求越来越严和市场的约束日趋严格。出于对市场稳定的维护，监管部门非常关注市场冲击和时间窗口等问题，即使银行的再融资对股市没有太大影响，监管部门也会非常审慎，从而对银行造成来自监管方的压力。
新监管改革的更高约束
在上述银行经营面临的约束之外，国内银行业还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此次二十国集团（G20）推动下的“世纪金融大改革”，对全球银行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
国际金融监管标准进一步提高
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微观上强化资本监管，二是在中观上扩大监管范围，三是在宏观上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对逆周期问题的管理，最为典型的是强化对“大而不倒银行”的监管。
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标准进一步升级。2010年，《巴塞尔协议III》（以下简称《协议III》）出台，全面提升了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标准。
第一，严格监管的原则更加明确。
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在发布的《协议III》讨论稿中确定了三个原则：兼顾宏观和微观的审慎兼管，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并重，资本数量和资本质量同步提高。在此原则下，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两个具体执行办法，即要求增强银行抗风险能力的讨论稿和统一流动性风险计量与监测标准的国际协议。
第二，监管的要求更广、更严。《协议III》除了对“资本”的界定更清楚外，对流动性、利率、声誉和资产证券化等方面的风险都提出了相应的资本覆盖要求。相比之前的协议，《协议III》对银行的监管要求更加严格，如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从8%提高到10.5%，对一级资本比率的要求从4%提高到6%，并明确提出核心一级资本比率为4.5%。
第三，《协议III》对普通股股东的要求更高。一方面，股东要真正出资，补充资本；另一方面，普通股要更多地吸收风险。
第四，《协议III》要求银行适应许多“新内容”。一是要达到对动态拨备和杠杆率监管的要求；二是要满足对流动性指标的监管要求，如满足对“流动覆盖率”（短期）和“净稳定融资率”（长期）的监管要求；三是要进一步明确监管层对资本工具使用制定的新标准和提出的新要求。
《多德-弗兰克法案》树立了全球金融监管的新标尺。目前，各国金融监管改革中最典型、对银行业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法案在通过时的效率很快，这也反映出美国对强化金融监管的决心。
《多德-弗兰克法案》有两大支柱：一是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二是要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围绕这两大支柱，法案突出强调了六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强化监管体制（如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二是明确限制“大而不倒银行”的运营，三是限制银行的自营投机，四是强化对衍生产品的监管，五是要求附加衍生产品实现“自愿剥离”，六是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欧洲的金融监管改革进一步推进。2010年以来，欧洲的金融监管改革不断加快，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改革泛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推动设立银行税，强化逆周期监管，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衍生工具的监管。
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回归银行稳健经营本原。国际金融监管的强化反映到国内，具体体现在对贷款规模和总量的控制上，而这与资本的“消耗”有直接关系。因此，监管部门既要求银行提高资本比例，又要控制银行资本的补充时间。这样做的结果是银行经营的“本原”被重新认识到。对银行资本的约束早已有之，但在市场宽松时被忽略了，而当市场恢复到“正常”时，银行的稳健经营被重新重视。
第二，推进资本管理进步。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金融业发展中有几次重大“进步”，其中之一即是银行在资本管理上的改进。改进的实质是对银行体系约束的加强，而这种“加强”主要体现在对银行的风险控制上。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对银行风险控制的认识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第三，摈弃传统经营“偏见”。我国银行业在经营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对银行规模的有限性认识不充分，二是对银行风险必须要实现覆盖的认识不足，三是对银行经营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认识不清，常混为一谈。实际上，银行经营的短期目标应着眼于当年的短期利息净收入，长期目标应着眼于远期现金流量的净折现值，也即市值。
未来应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在新的监管环境下，银行的经营管理者需要充分认识和处理好如下四个基本关系：“三个损失”和经济资本配置的关系，资本覆盖和风险的关系，损失分布与风险变动的关系，风险过滤与风险调整资产收益（RAROC）、资金转移定价（FTP）的关系。
“三个损失”与经济资本配置的关系风险是一种不确定的损失，这些损失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类，即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如何分析和量化这些损失？新的监管准则对我国银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预期损失具有正常波动的“频率”，是每年损失的平均值，是一个常量，对其的量化相对容易。在量化后，银行可以据此决定风险覆盖的配置规模。对预期损失进行量化的原理和方法在《巴塞尔协议II》有明确的规定，如对违约率的计算要通过对客户的评级进行，违约损失率的计算通过对债项的评级进行，这种计算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初级评级法”。
与预期损失不同，非预期损失的特点是其作为“变量”，波动性较大。例如，在金融危机时，损失可能有八笔、九笔或者十笔，很难确定。因此，对其的处理不能直接计提拨备，而必须使用“经济资本”这一“工具”。经济资本与传统使用的监管资本和会计资本不同，经济资本是一个“变量”，从绝对规模来看，经济资本相对较小。对于异常损失，由于其既不能使用成本抵减，也无法提前计提资本准备，只能“未雨绸缪”，通过事先的情景模拟和压力测试，制定应急方案。
资本覆盖和风险的关系
资本覆盖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水坝与洪水之间的关系。为防止洪水泛滥，需要在河流上修筑水坝，如果修建的是能够抵御50米高洪水的水坝，每千年出现一次溃坝，则发生风险的概率即是千分之一；如果修建的是能够抵御40米高洪水的水坝，每百年出现一次溃坝，则概率是百分之一；同样，如果修建的是能够抵御30米高洪水的水坝，每十年出现一次溃坝，概率即是十分之一。水坝的高度不同，对洪水的抵御能力不同——资本覆盖与风险的关系也是如此：高资本覆盖能够抵御更大的风险。正如修建多高的水坝是决策者的“偏好”，银行对资本覆盖程度的选择在实质上是对风险的不同偏好。
但是，巴塞尔委员会对最低资本充足率统一规定了8%的要求，这显然是一种“集体偏好”。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的风险“偏好”设置了监管“底线”，所有银行都必须保持8%或10%的资本充足率。但水坝的高低和材料的硬度是个人的选择，银行对实现资本充足的认识和态度也各不相同，由此造成银行经营管理者具体决策的不同。
损失分布与风险变动的关系
损失分布与风险变动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损失分布与风险曲线走势的关系。
对于损失分布，银行的损失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在数学上却一般呈现出近似正态分布的变动趋势。一方面，所有银行损失的类型都能在正态分布图形中的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态分布的变动趋势能够反映出在不同条件下银行遭受最大损失的可能性，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如果信用风险的最大可能损失点在A点（损失值为八万元），那么阴影部分中A点左侧标示的部分就是用正态分布风险标准描述下的预期损失，A点到B点间的阴影部分标示的是非预期损失，B点之右的尾部标示的是异常损失。
对预期损失，银行可以计提拨备。在图1中，接近1%损失概率的是A点，也就是损失额为八万元时。此时，银行可以根据成本先计提八万元的风险拨备。如果银行是非风险偏好的，那么虽然在A点时发生风险的概率最大，银行到A‘点时再计提拨也是可以的，且此时计提的拨备额为十万元，对风险的抵御更为充分。
非预期损失发生的概率虽然较小，但长期来看一定会发生。对非预期损失进行的资本准备处理被称为风险资本或经济资本。不同的风险发生概率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损失，计提的准备越大，银行应对风险的频率就会越小。这跟水坝的例子类似，用土石和用钢铁修筑的水坝抵御洪水冲击的能力肯定不同。
异常损失发生的概率较低，一般不需提前进行资本准备处理。通常的做法是，根据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的结果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但现在的研究发现，异常损失风险的概率分布在危机期间呈现“肥尾”特征，当危机因外部冲击进一步恶化时，“尾部”的风险会成倍放大——这在市场上也反映得非常明显，所谓的“肥尾理论”阐述的即是这种情形。此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中提出的缓冲资本要求，就是为了应对异常损失发生概率中的肥尾现象。
此外，在风险的分布形态上，市场风险的概率分布与信用风险的概率分布并非完全一样——市场风险属于完全正态分布，而信用风险属于偏正态分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风险在定义时仅仅是对价格波动的反映，而价格波动呈现出的“上下型”概率从数学角度来看是均等的，所以体现在风险的概率分布上是正态的。
风险过滤与RAROC、FTP的关系商业银行追求“过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这一目标明确体现了银行的经营理念，而银行对风险的过滤与RAROC、FTP紧密相关。
RAROC是指风险调整的资产收益，衡量的是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占风险资本总额的比重。其中，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是指从收益中扣除经营成本、资本成本和风险成本后的收益，而这正是前文所述的“过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
通过对RAROC指标的使用，银行进一步明确了自身追求的利润乃是“过滤掉风险”后的利润，能够促使银行在成本中及时核减损失，及时为潜在的损失计提足够的资本准备。
FTP是指资金转移定价，或被称为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它的出现也是银行追求“过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的要求。此外，引入FTP也符合现代银行经营管理发展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首次引入FTP，主要用来衡量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限于当时的发展水平，银行在使用FTP时需要计算多个Var（ValueatRisk，在险价值）。
在没有使用FTP的情况下，如果银行的分行间相互“割裂”，那么总行在进行统一的风险管理和资本配备时困难较大，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较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分行都同时面临着两类风险：一类是资金错配型市场风险，一类是单一交易对手的信用违约风险。由于各分行都有各自不同的市场风险和信用违约风险，总行在进行测算时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精力”。
但是，如果银行建立起专门的团队，采用FTP的管理手段，就可以有效地应对风险和解决资金错配的问题，从而在总行和分行层面同时达到最优的经营状态。
因此，总结银行引入FTP的有益之处，本文认为主要有四点。第一，可以有效实现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分离管理。第二，通过实现各分行对同类业务的统一定价，为实现全行对产品盈利的统一计算提供了基准。第三，FTP为银行的所有产品提供了统一计算的基准，因而也实现了对所有业务条线运营评估和资源配置评价的标准设定。第四，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奖勤罚懒”的效果。其中，FTP对银行“奖勤罚懒”的积极效果体现在为分行乃至单一职工的业绩评价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标准。
中信实践：资本管理的有益探索
前文探讨的银行风险管理与资本准备间关系的“原理”正是此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所强调的，也是国内银行在经营管理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中信银行在国内较早地进行了基于上述原理的管理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
第一，“超前”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与改进。早在2005年，中信银行就开始对新形势下的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开始进行对“经济资本”的“试验性”使用，并启动了信用风险评级模型的相关开发工作。2006年，中信银行进一步开始实行对“资本约束”的管理，并同时将FTP引入到内部经营管理中。2010年，实现了FTP在全行范围的统一实施。总体来看，中信银行引入和运用的“资本约束”理念和监管实践在同业中是“超前”的，否则，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新变化时，中信银行将无法保持“处变不惊”。
第二，追求高水平，运用“领先”的模型手段。中信银行的公司客户评级体系已经运行三年有余，完全可以实现整体的上线使用。内部公司客户评级体系的客户覆盖率达到95%，而同期其他银行在此方面的客户覆盖率为50%～60%。在未来，公司客户评级体系将覆盖全部客户，评级模型有效性将得到进一步验证，从而可以为中信银行执行新的监管协议要求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银行内部的公司债项评级方面，虽然目前50%以上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掌握了高级评级法的具体运用，但运用高级评级法实现债项评级的银行并不多。中信银行在此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开始较早，在零售银行客户评级方面，中信银行已经运行并检验完成了对数据的“清洗”、更换、调整、监测以及模拟。
第三，使用大样本，提高数据质量。中信银行目前在公司违约损失率测算方面已经积累了3000多个样本，而目前国内有的银行在此方面积累的样本仅有300个左右。虽然相关样本确实难以积累，但如果样本积累不能达到足够的规模，新监管协议强调的高级评级法的运用就无法实现。由此，中信银行的风险量化技术目前在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居于前列。
第四，深入推进FTP在经营管理中的运用。对商业银行来说，传统的利润计算较为简单，但在引入FTP后，对利润的测算大不相同。中信银行在2005年引入FTP测算，2006年实现FTP的上线使用，2008年推广实现了20%的FTP应用，2009年这一比例达到50%，在2010年实现了100%的应用。在未来，FTP为中信银行强化资本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展望未来，只要能够对上述有关银行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真正重视和运用，经过努力，我国银行业一定能实现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性提升。
……
银行经营发展实践面临的约束
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中面临的“约束”不断增加，体现出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
资本约束更加严格
过去十年，“拉存款”、“放贷款”似乎始终是银行经营中的唯一“主题”。但现在，商业银行在经营中感受最深的却是来自“存贷比”和“贷款总量”的约束，这些约束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的传统约束还要严格。实际上，存贷比的压力和贷款的压力归根结底是资本的压力，它让银行真正认识到其经营管理不仅是市场开拓下的发放贷款，更应是在资本约束下如何谋求更好、更快的发展。
例如，2002年，国内某银行在A股刚上市时业绩很好，当年新增贷款30多亿元，因此该银行准备再融资，并大量发放贷款。但当时股东的想法和银行经营者存在分歧，对于这种不分红却不断进行融资的“游戏”，股东觉得“玩不起”。股东的判断标准很单一，即投在银行的钱是否比在其他地方的回报率要高——这是银行在经营中受到的直接约束。
资本高回报要求更加迫切
在银行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贷款有理”、“贷款万岁”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但这和银行追求的高资本回报相悖。
从经营者角度出发，要用股本回报率衡量银行业绩。股东真正要求的是投资银行需比投资其他行业或部门的回报更高，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投资就不算成功，或者说银行经营不成功。银行经营者都希望把资本配置到最优，最节约地使用资本，充分运用监管政策，使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保持高水平。
从股东角度出发，高资本回报率才是最根本目标。在前几年市场行情下，银行业整体盈利较好，“冲淡”了股东对资本回报的固有标准。作为股东，当资金紧张时，会希望提高ROE水平，迅速获得回报，以解决投资中面临的问题。
频繁融资更加难以持续
国外大银行在首次公开发行（IPO）融资以后，一般五年到十年内不会再融资，而是通过自身积累支持业务发展，只有当遇到重大收购、重组时，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融资。
因此，类似国内银行这种大规模、连续的融资在国际银行业并不多见。因为再融资后，银行的资本回报被摊薄，需要从低水平重新逐渐回升。如果能够把融资间隔拉长，对股东是一种“节约”，对股东的总体回报也是最好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促使银行高速放款，近年来，国内所有银行的增长速度都超过国际银行，而几乎所有的国内商业银行都需要融资，频繁融资的难度随之日渐增大。
市场约束更加无法回避
银行经营发展面临的约束越来越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股东的要求越来越严和市场的约束日趋严格。出于对市场稳定的维护，监管部门非常关注市场冲击和时间窗口等问题，即使银行的再融资对股市没有太大影响，监管部门也会非常审慎，从而对银行造成来自监管方的压力。
新监管改革的更高约束
在上述银行经营面临的约束之外，国内银行业还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此次二十国集团（G20）推动下的“世纪金融大改革”，对全球银行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
国际金融监管标准进一步提高
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微观上强化资本监管，二是在中观上扩大监管范围，三是在宏观上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对逆周期问题的管理，最为典型的是强化对“大而不倒银行”的监管。
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标准进一步升级。2010年，《巴塞尔协议III》（以下简称《协议III》）出台，全面提升了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标准。
第一，严格监管的原则更加明确。
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在发布的《协议III》讨论稿中确定了三个原则：兼顾宏观和微观的审慎兼管，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并重，资本数量和资本质量同步提高。在此原则下，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两个具体执行办法，即要求增强银行抗风险能力的讨论稿和统一流动性风险计量与监测标准的国际协议。
第二，监管的要求更广、更严。《协议III》除了对“资本”的界定更清楚外，对流动性、利率、声誉和资产证券化等方面的风险都提出了相应的资本覆盖要求。相比之前的协议，《协议III》对银行的监管要求更加严格，如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从8%提高到10.5%，对一级资本比率的要求从4%提高到6%，并明确提出核心一级资本比率为4.5%。
第三，《协议III》对普通股股东的要求更高。一方面，股东要真正出资，补充资本；另一方面，普通股要更多地吸收风险。
第四，《协议III》要求银行适应许多“新内容”。一是要达到对动态拨备和杠杆率监管的要求；二是要满足对流动性指标的监管要求，如满足对“流动覆盖率”（短期）和“净稳定融资率”（长期）的监管要求；三是要进一步明确监管层对资本工具使用制定的新标准和提出的新要求。
《多德-弗兰克法案》树立了全球金融监管的新标尺。目前，各国金融监管改革中最典型、对银行业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法案在通过时的效率很快，这也反映出美国对强化金融监管的决心。
《多德-弗兰克法案》有两大支柱：一是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二是要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围绕这两大支柱，法案突出强调了六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强化监管体制（如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二是明确限制“大而不倒银行”的运营，三是限制银行的自营投机，四是强化对衍生产品的监管，五是要求附加衍生产品实现“自愿剥离”，六是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欧洲的金融监管改革进一步推进。2010年以来，欧洲的金融监管改革不断加快，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改革泛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推动设立银行税，强化逆周期监管，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衍生工具的监管。
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回归银行稳健经营本原。国际金融监管的强化反映到国内，具体体现在对贷款规模和总量的控制上，而这与资本的“消耗”有直接关系。因此，监管部门既要求银行提高资本比例，又要控制银行资本的补充时间。这样做的结果是银行经营的“本原”被重新认识到。对银行资本的约束早已有之，但在市场宽松时被忽略了，而当市场恢复到“正常”时，银行的稳健经营被重新重视。
第二，推进资本管理进步。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金融业发展中有几次重大“进步”，其中之一即是银行在资本管理上的改进。改进的实质是对银行体系约束的加强，而这种“加强”主要体现在对银行的风险控制上。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对银行风险控制的认识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第三，摈弃传统经营“偏见”。我国银行业在经营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对银行规模的有限性认识不充分，二是对银行风险必须要实现覆盖的认识不足，三是对银行经营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认识不清，常混为一谈。实际上，银行经营的短期目标应着眼于当年的短期利息净收入，长期目标应着眼于远期现金流量的净折现值，也即市值。
未来应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在新的监管环境下，银行的经营管理者需要充分认识和处理好如下四个基本关系：“三个损失”和经济资本配置的关系，资本覆盖和风险的关系，损失分布与风险变动的关系，风险过滤与风险调整资产收益（RAROC）、资金转移定价（FTP）的关系。
“三个损失”与经济资本配置的关系风险是一种不确定的损失，这些损失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类，即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如何分析和量化这些损失？新的监管准则对我国银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预期损失具有正常波动的“频率”，是每年损失的平均值，是一个常量，对其的量化相对容易。在量化后，银行可以据此决定风险覆盖的配置规模。对预期损失进行量化的原理和方法在《巴塞尔协议II》有明确的规定，如对违约率的计算要通过对客户的评级进行，违约损失率的计算通过对债项的评级进行，这种计算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初级评级法”。
与预期损失不同，非预期损失的特点是其作为“变量”，波动性较大。例如，在金融危机时，损失可能有八笔、九笔或者十笔，很难确定。因此，对其的处理不能直接计提拨备，而必须使用“经济资本”这一“工具”。经济资本与传统使用的监管资本和会计资本不同，经济资本是一个“变量”，从绝对规模来看，经济资本相对较小。对于异常损失，由于其既不能使用成本抵减，也无法提前计提资本准备，只能“未雨绸缪”，通过事先的情景模拟和压力测试，制定应急方案。
资本覆盖和风险的关系
资本覆盖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水坝与洪水之间的关系。为防止洪水泛滥，需要在河流上修筑水坝，如果修建的是能够抵御50米高洪水的水坝，每千年出现一次溃坝，则发生风险的概率即是千分之一；如果修建的是能够抵御40米高洪水的水坝，每百年出现一次溃坝，则概率是百分之一；同样，如果修建的是能够抵御30米高洪水的水坝，每十年出现一次溃坝，概率即是十分之一。水坝的高度不同，对洪水的抵御能力不同——资本覆盖与风险的关系也是如此：高资本覆盖能够抵御更大的风险。正如修建多高的水坝是决策者的“偏好”，银行对资本覆盖程度的选择在实质上是对风险的不同偏好。
但是，巴塞尔委员会对最低资本充足率统一规定了8%的要求，这显然是一种“集体偏好”。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的风险“偏好”设置了监管“底线”，所有银行都必须保持8%或10%的资本充足率。但水坝的高低和材料的硬度是个人的选择，银行对实现资本充足的认识和态度也各不相同，由此造成银行经营管理者具体决策的不同。
损失分布与风险变动的关系
损失分布与风险变动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损失分布与风险曲线走势的关系。
对于损失分布，银行的损失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在数学上却一般呈现出近似正态分布的变动趋势。一方面，所有银行损失的类型都能在正态分布图形中的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态分布的变动趋势能够反映出在不同条件下银行遭受最大损失的可能性，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如果信用风险的最大可能损失点在A点（损失值为八万元），那么阴影部分中A点左侧标示的部分就是用正态分布风险标准描述下的预期损失，A点到B点间的阴影部分标示的是非预期损失，B点之右的尾部标示的是异常损失。
对预期损失，银行可以计提拨备。在图1中，接近1%损失概率的是A点，也就是损失额为八万元时。此时，银行可以根据成本先计提八万元的风险拨备。如果银行是非风险偏好的，那么虽然在A点时发生风险的概率最大，银行到A‘点时再计提拨也是可以的，且此时计提的拨备额为十万元，对风险的抵御更为充分。
非预期损失发生的概率虽然较小，但长期来看一定会发生。对非预期损失进行的资本准备处理被称为风险资本或经济资本。不同的风险发生概率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损失，计提的准备越大，银行应对风险的频率就会越小。这跟水坝的例子类似，用土石和用钢铁修筑的水坝抵御洪水冲击的能力肯定不同。
异常损失发生的概率较低，一般不需提前进行资本准备处理。通常的做法是，根据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的结果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但现在的研究发现，异常损失风险的概率分布在危机期间呈现“肥尾”特征，当危机因外部冲击进一步恶化时，“尾部”的风险会成倍放大——这在市场上也反映得非常明显，所谓的“肥尾理论”阐述的即是这种情形。此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中提出的缓冲资本要求，就是为了应对异常损失发生概率中的肥尾现象。
此外，在风险的分布形态上，市场风险的概率分布与信用风险的概率分布并非完全一样——市场风险属于完全正态分布，而信用风险属于偏正态分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风险在定义时仅仅是对价格波动的反映，而价格波动呈现出的“上下型”概率从数学角度来看是均等的，所以体现在风险的概率分布上是正态的。
风险过滤与RAROC、FTP的关系商业银行追求“过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这一目标明确体现了银行的经营理念，而银行对风险的过滤与RAROC、FTP紧密相关。
RAROC是指风险调整的资产收益，衡量的是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占风险资本总额的比重。其中，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是指从收益中扣除经营成本、资本成本和风险成本后的收益，而这正是前文所述的“过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
通过对RAROC指标的使用，银行进一步明确了自身追求的利润乃是“过滤掉风险”后的利润，能够促使银行在成本中及时核减损失，及时为潜在的损失计提足够的资本准备。
FTP是指资金转移定价，或被称为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它的出现也是银行追求“过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的要求。此外，引入FTP也符合现代银行经营管理发展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首次引入FTP，主要用来衡量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限于当时的发展水平，银行在使用FTP时需要计算多个Var（ValueatRisk，在险价值）。
在没有使用FTP的情况下，如果银行的分行间相互“割裂”，那么总行在进行统一的风险管理和资本配备时困难较大，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较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分行都同时面临着两类风险：一类是资金错配型市场风险，一类是单一交易对手的信用违约风险。由于各分行都有各自不同的市场风险和信用违约风险，总行在进行测算时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精力”。
但是，如果银行建立起专门的团队，采用FTP的管理手段，就可以有效地应对风险和解决资金错配的问题，从而在总行和分行层面同时达到最优的经营状态。
因此，总结银行引入FTP的有益之处，本文认为主要有四点。第一，可以有效实现对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分离管理。第二，通过实现各分行对同类业务的统一定价，为实现全行对产品盈利的统一计算提供了基准。第三，FTP为银行的所有产品提供了统一计算的基准，因而也实现了对所有业务条线运营评估和资源配置评价的标准设定。第四，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奖勤罚懒”的效果。其中，FTP对银行“奖勤罚懒”的积极效果体现在为分行乃至单一职工的业绩评价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标准。
中信实践：资本管理的有益探索
前文探讨的银行风险管理与资本准备间关系的“原理”正是此次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所强调的，也是国内银行在经营管理中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中信银行在国内较早地进行了基于上述原理的管理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
第一，“超前”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与改进。早在2005年，中信银行就开始对新形势下的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探索，开始进行对“经济资本”的“试验性”使用，并启动了信用风险评级模型的相关开发工作。2006年，中信银行进一步开始实行对“资本约束”的管理，并同时将FTP引入到内部经营管理中。2010年，实现了FTP在全行范围的统一实施。总体来看，中信银行引入和运用的“资本约束”理念和监管实践在同业中是“超前”的，否则，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新变化时，中信银行将无法保持“处变不惊”。
第二，追求高水平，运用“领先”的模型手段。中信银行的公司客户评级体系已经运行三年有余，完全可以实现整体的上线使用。内部公司客户评级体系的客户覆盖率达到95%，而同期其他银行在此方面的客户覆盖率为50%～60%。在未来，公司客户评级体系将覆盖全部客户，评级模型有效性将得到进一步验证，从而可以为中信银行执行新的监管协议要求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银行内部的公司债项评级方面，虽然目前50%以上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掌握了高级评级法的具体运用，但运用高级评级法实现债项评级的银行并不多。中信银行在此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开始较早，在零售银行客户评级方面，中信银行已经运行并检验完成了对数据的“清洗”、更换、调整、监测以及模拟。
第三，使用大样本，提高数据质量。中信银行目前在公司违约损失率测算方面已经积累了3000多个样本，而目前国内有的银行在此方面积累的样本仅有300个左右。虽然相关样本确实难以积累，但如果样本积累不能达到足够的规模，新监管协议强调的高级评级法的运用就无法实现。由此，中信银行的风险量化技术目前在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居于前列。
第四，深入推进FTP在经营管理中的运用。对商业银行来说，传统的利润计算较为简单，但在引入FTP后，对利润的测算大不相同。中信银行在2005年引入FTP测算，2006年实现FTP的上线使用，2008年推广实现了20%的FTP应用，2009年这一比例达到50%，在2010年实现了100%的应用。在未来，FTP为中信银行强化资本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展望未来，只要能够对上述有关银行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真正重视和运用，经过努力，我国银行业一定能实现核心竞争力的实质性提升。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