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在“危”与“机”中继续前行
- 来源:银行家
- 关键字:商业银行
- 发布时间:2011-01-20 15:18
“关键的一年”，商业银行宏观经营环境展望
全球经济在经历由“动荡”向“企稳”过渡的“拐点”之后，2011年，将迎来由“调整巩固”向“平稳增长”过渡的另一重要“拐点”。同时，2011年又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元年，产业结构调整将深入推进，转型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因此，2011年将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至为“关键”的一年，也是国内商业银行能否持续稳健增长的“关键”一年。
总体来看，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的可能性不大，而有望呈现出经济增速较2010年略有下降的软着陆态势。随着结构调整政策的逐步落实和深化，中国经济结构可望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将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将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信贷投放总量将稳步向常态回归。
经济发展不乏动力，投融资空间仍然广阔
2011年，中国经济仍不乏增长动力。从发展阶段看，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上升的阶段，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持续旺盛，经济总量增长空间较大。从政策角度看，前期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已上马项目的后续投资，以及下一阶段将重点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战略规划等，都将有力带动投资增长。从指标走势看，2010年出口超预期恢复，贸易顺差亦有所回升，为国内经济放缓提供了缓冲，而新开工和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仍将处于较快增长区间，预示投资放缓的步伐可能比较平稳。因此，2011年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空间仍然较为广阔。
国内经济将启动“六大结构调整”，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提供空间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将有可能在该年启动国内六大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和共享：一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目标是使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在初次分配中，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需求结构调整，改变消费率偏低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带动的状况。提升消费将是政策重点，城镇化、区域经济振兴、扶持新产业等方面的投资增长速度将仍然较快。三是贸易发展战略调整，将从出口导向转为进出口均衡发展，进一步优化出口结构，更加注重新兴市场。四是城乡结构调整，我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加速城镇化将作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五是区域结构调整，充分协调各区域的比较优势，通过政策引导实现新的区域分工，最终实现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六是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发展服务业，促进解决失业，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因此，国内经济上述六大结构调整，为商业银行在2011年统筹推进业务、产业、区域、客户以及渠道结构调整提供了强大基础，也为商业银行加快转型发展带来了巨大空间。
货币政策将转向“稳健”，2011年信贷投放量将回归常态
央行在2010年初确定全年新增信贷规模为7.5万亿元。但从信贷月度投放数据看，11月新增贷款规模为5640亿元，略低于10月的5877亿元，同比多增了2692亿元。截至11月底，2010年新增信贷规模已达到7.44万亿元，逼近全年信贷投放目标，突破预期已成定局。商业银行在资本补充到位之后，存在着较强的信贷投放冲动。但是，央行在11月已多次表态，将着力加强流动性管理、调控信贷投放，继续引导货币信贷回归常态，并首次提到“采取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健、审慎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特别是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灵活性”，正式确立2011年货币政策的基调，表明至少在2011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总量将可能保持中性偏紧状态。考虑到国内经济仍处于复苏企稳初期，信贷投放转向不宜过于剧烈，商业银行2011年新增信贷投放规模预计将达到7.5万亿元左右。
2011年，金融监管层将逐步淡化贷款规模控制，货币政策将逐步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央行货币政策的重心将向防通胀转移，注重对通胀预期的引导。2011年，不排除央行将采取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基准利率等调控措施，配合使用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来抑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降低热钱流入的动力。
在2011年全年信贷规模偏紧的预期下，商业银行“早投放、早收益”的信贷投放取向将更为明显，有可能在2011年伊始就全力争夺优质信贷市场份额，加快信贷投放节奏，全面铺开信贷投放格局。
“变数增多”，商业银行2011年将面临诸多新形势及新挑战
全球监管变革推进，国内趋严监管对商业银行带来更大转型压力欧美国家及国际组织金融监管法案获得通过，将对商业银行形成巨大挑战。
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新法案不但是美国自1930年“大萧条”以来改革层面最广泛、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也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了新的标杆。欧盟也出台了泛欧金融监管法案，将从宏观、微观层面改变欧洲目前“条块分割”的监管格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 B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十国集团（G20）及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国际组织亦大力推进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新制订。
进一步推进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内容，一是确立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二是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点监管，三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和反周期监管，四是加强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五是完善金融企业治理机制并提高信息透明度，六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国内协调与国际合作。总的来看，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将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监管改革在国内经济企稳、国内银行经营模式和盈利水平、金融创新步伐等多个领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更为严格的“巴塞尔协议III”，将对国内商业银行经营发展形成巨大挑战。首先，“巴塞尔协议III”进一步严格资本定义，提高资本质量，限定核心资本主要由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构成。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在第一支柱8%要求的基础上，增加2.5%的保留资本缓冲，形成新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0.5%。此外，还提出了0～2.5%反周期资本缓冲、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资本计提要求，上述因素叠加后再考虑第二支柱风险资本要求，到2019年资本充足率要求将有可能超过14%。国内商业银行通过配股融资等手段，资本实力获得了进一步提升。但资本发展约束以及走资本集约化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其次，流动性监管方面，“巴塞尔协议III”引入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指标。流动性覆盖率即拥有充足的高质量资产来保证压力情境下持续30天的资金净流出；净稳定资金比率即银行一年内可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大于稳定资金需求。目的是提高银行短期或更长时间内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较高水平的拨备覆盖水平，将会一定程度上冲抵国内商业银行的利润规模，影响到银行盈利的平稳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国内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中长期贷款占比偏高，“贷长”情况较为突出，与“活期化”趋势下的存款期限错配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在新的流动性监管标准下，如何调整现有信贷存量的期限结构，如何调整信贷投放增量中的行业、客户以及期限结构，也成为商业银行推进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最后，杠杆率监管方面，“巴塞尔协议III”引入杠杆比率监管指标，初步确定了3%的最低标准，以对资本充足率监管进行补充，限制银行表外资产的快速膨胀，控制风险总体暴露。新杠杆率监管要求的提出，将会冲击商业银行当前通过“理财+信托”等方式大力发展表外资产业务的经营模式，影响商业银行较为可观的信托型理财业务收入水平，降低商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稳定性。因此，如何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如何保障银行收入及盈利的平稳持续发展，也是需要商业银行付出巨大努力方可突破的难题。
银监会积极引入“巴塞尔协议III”监管新规，并正酝酿动态拨备重大举措。银监会已经把流动性覆盖率（LCR）、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以及杠杆率监管指标纳入动态风险监管指标体系。这说明全球金融监管的新规要求，已经具体落实到了国内金融监管的操作实践。此外，银监会正在酝酿系统性重要银行拨备余额达到贷款余额2.5%的动态拨备率标准。更为严格的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要求商业银行计提更多的贷款拨备，这将对商业银行利润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也要求商业银行努力实施向盈利结构多元化的转型发展，确保银行盈利的稳健可持续增长。
国内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大幕拉开，商业银行结构调整压力加大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为商业银行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导。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银行利差收窄已成为基本趋势，这也将对商业银行现有盈利模式造成巨大冲击，商业银行实施结构调整的压力也进一步增大。
国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调整现有的信贷投放格局及投放结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知识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类产业。
而未来10年西部地区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度可能超过当前沿海发展省市的水平，即达到或超过35%。也就是说，未来10年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度合计将超过一半，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时也必然成为商业银行业务拓展的重要领域。
然而，商业银行当前阶段的信贷投放仍然集中在传统产业及行业领域。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的信贷投放，约有50%以上的公司贷款分布在公路及运输、电力及电力设备、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等前五大行业领域，且“贷大、贷长、贷集中”情况较为严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信贷投放占比明显偏低。这显然与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不符，商业银行存在着加快调整信贷存量结构、转变信贷投向的巨大压力和现实要求。
利率市场化将导致商业银行利差大幅缩小，关系商业银行未来发展大局。近年来，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净息差（NIM）保持在3%左右。数据显示，德国的净息差水平自2000年下降至1.5%左右之后，并一直维持至今；英国的净息差在1999年、2004年分别击穿2.0%和1.5%的点位后，在2006年前后进一步下降至1%左右的低位水平。自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香港地区的净息差水平在2008年前后一度下降至1%以下。香港零售银行2009年平均净息差也仅为1.48%，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净息差水平均明显低于国内商业银行净息差。
2011年，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以及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国内银行业的净息差水平将可能进一步收窄。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的收入和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资产定价能力将面临再度削弱的挑战，靠利差收入来维持盈利增长将越来越困难。因此，商业银行推进业务及收入结构调整，降低对贷款业务以及存贷利差收入依赖的转型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以及“两高一剩”类贷款风险将有所上升，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压力进一步加大。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以及“高耗能、高排放、落后产能类贷款”风险防控压力进一步加大。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开工项目逐步进入投资和用款高峰，在监管层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整顿力度加大的背景下，“烂尾”项目的风险有所上升，银行代偿性风险增大。随着监管层对房地产“二次调控”的全面推进，下一阶段房地产市场的走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商业银行该类贷款质量劣化的潜在风险将有所上升。随着国家严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的深入推进，该类贷款的信用风险可能提前暴露，将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控形成考验。
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速，商业银行的全球服务能力仍需继续提升。随着国内企业从采购、销售全球化发展到投资、生产全球化，其金融服务需求也相应从存款、贷款、结算等传统服务向多元化、综合化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公司金融、投资银行以及全球金融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是，商业银行当前的全球服务能力与国内企业“走出去”格局不完全匹配。从“走出去”企业的地区分布来看，亚太、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相比之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在上述地区的布局还相对薄弱，与中国外贸和投资格局尚不完全匹配，境外机构数量、人力资源配置仍相对较少；境外机构物理网点数量、电子渠道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产品线的全球服务能力与境内服务能力失衡，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转型发展”是主线，2011年商业银行将在实施经营结构调整后继续前行
2011年，商业银行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以及经济金融“大调整、大变革”的新形势。但相信，商业银行通过转型发展和结构调整，在抢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市场机遇，把握国内小型经济以及城乡一体化新兴金融资源之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结合国内经济转型进程，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结构的优化调整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进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结构调整。根据“十二五”规划对未来5～10年国家产业结构布局的规划，2015年国内战略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8％，而到2020年该项占比要达到15％，假设未来全国GDP年均增长8％，那么全国战略新兴产业年增幅度将超过20％，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将达到30%。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今后服务业的比重将会继续提高，开辟新的市场，如文化产业、物流、商贸等领域，将为商业银行创造更多的盈利机会。
在当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要努力推进信贷产业投向的转型，积极抢抓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市场机会。因为，这些产业及行业代表着环保节能和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对这些先进产业的渗透拓展既是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实现银行业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商业银行要严控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抢抓保障房建设力度，审慎发放房地产相关贷款，切实有效防控各类信贷风险，确保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增长。
把握国内小型经济崛起机遇，挖掘丰富客户资源。国内经济在向成熟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人们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传统的大型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就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局面难以再现，取而代之的是成千上万的小型经济的崛起。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小型经济的崛起不仅带来了信贷领域的巨大市场，而且能缓解传统公司信贷业务的竞争，也为其他业务开展创造了条件，最重要的是大大拓展了客户基数，使得商业银行的营销可以深入更加广泛的客户群体，对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同时，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个人金融业务也诞生了多元化的需求，这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
区域和城乡一体化持续加速，为商业银行开启新的金融市场。随着经济由点到面的辐射，区域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的生活品质开启了新的消费需求，也创造了新的金融服务市场。特别是新农村市场的启动，不仅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而且预示着未来商业银行将面对无比广阔的新兴市场，传统以城市业务为主导的商业银行将在经营战略和营销理念上有所改变。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9年的46.6%，绝对值和增速都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今后若干年城市化仍旧是中国区域发展的主题之一，大城市继续向郊区扩张，中小城市规模升级，城市圈将逐步形成。区域和城乡一体化持续加速，居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将为商业银行开启新的金融市场。
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为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迎来新空间
从金融业的发展趋势看，追随产业扩张潮流重新进行全球布局，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战略选择。近年，国际大型银行普遍表现出追随客户、服务客户的经营原则。通过和跨国公司总部紧密的业务联系，当其海外子公司有金融需求时，跨国银行比当地银行和其他外国银行拥有更多的产品及服务优势。
截至2009年末，我国已拥有14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涉及能源、铁路、矿产、装备制造、工程建设等众多领域，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约为2200亿美元，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企业“走出去”，迫切需要商业银行为其提供全球化的金融服务。
商业银行必须认真研究走出去企业客户潜在需求，共同分析“走出去”企业金融需求与银行跨境金融服务之间存在的能力缺口，提供包括存贷款、结算清算、贸易融资、投资银行等业务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实现传统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相互促进，提升优质跨境金融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推进业务布局的全球化，满足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需求，加快国际化发展进程。
综合经营有望破题，培育多元化业务结构，打造新兴盈利增长点
次贷危机没有改变国际银行业的综合经营趋势，反而使国际大银行进一步意识到综合经营对于控制金融风险和保持盈利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在危机逐步企稳之后，国际大银行继续着力发展综合经营业务，部分大银行的综合经营程度甚至已经超过危机以前。
2011年，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有望破题，综合经营范围有望进一步拓宽，改革的方向应是在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和业务整体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分步推进非银业务的发展，逐步充实商业银行业务体系和多元服务能力。商业银行推进综合经营的基本原则，应根据综合经营相关业务与商业银行职能的相关性，以及商业银行对于相关风险控制度的特征，对非银业务实施分类开放。同时，进一步加强监管，继续坚持严格的机构准入规则，建立公开透明的新兴业务核准制度、风险评估制度和风险披露制度，强化对高杠杆率和高资本消耗类业务的控制，严格控制新兴业务的风险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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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在经历由“动荡”向“企稳”过渡的“拐点”之后，2011年，将迎来由“调整巩固”向“平稳增长”过渡的另一重要“拐点”。同时，2011年又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元年，产业结构调整将深入推进，转型发展成为首要任务。因此，2011年将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至为“关键”的一年，也是国内商业银行能否持续稳健增长的“关键”一年。
总体来看，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的可能性不大，而有望呈现出经济增速较2010年略有下降的软着陆态势。随着结构调整政策的逐步落实和深化，中国经济结构可望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将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将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信贷投放总量将稳步向常态回归。
经济发展不乏动力，投融资空间仍然广阔
2011年，中国经济仍不乏增长动力。从发展阶段看，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上升的阶段，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持续旺盛，经济总量增长空间较大。从政策角度看，前期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已上马项目的后续投资，以及下一阶段将重点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战略规划等，都将有力带动投资增长。从指标走势看，2010年出口超预期恢复，贸易顺差亦有所回升，为国内经济放缓提供了缓冲，而新开工和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仍将处于较快增长区间，预示投资放缓的步伐可能比较平稳。因此，2011年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空间仍然较为广阔。
国内经济将启动“六大结构调整”，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提供空间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将有可能在该年启动国内六大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和共享：一是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目标是使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在初次分配中，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需求结构调整，改变消费率偏低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带动的状况。提升消费将是政策重点，城镇化、区域经济振兴、扶持新产业等方面的投资增长速度将仍然较快。三是贸易发展战略调整，将从出口导向转为进出口均衡发展，进一步优化出口结构，更加注重新兴市场。四是城乡结构调整，我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加速城镇化将作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五是区域结构调整，充分协调各区域的比较优势，通过政策引导实现新的区域分工，最终实现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六是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发展服务业，促进解决失业，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因此，国内经济上述六大结构调整，为商业银行在2011年统筹推进业务、产业、区域、客户以及渠道结构调整提供了强大基础，也为商业银行加快转型发展带来了巨大空间。
货币政策将转向“稳健”，2011年信贷投放量将回归常态
央行在2010年初确定全年新增信贷规模为7.5万亿元。但从信贷月度投放数据看，11月新增贷款规模为5640亿元，略低于10月的5877亿元，同比多增了2692亿元。截至11月底，2010年新增信贷规模已达到7.44万亿元，逼近全年信贷投放目标，突破预期已成定局。商业银行在资本补充到位之后，存在着较强的信贷投放冲动。但是，央行在11月已多次表态，将着力加强流动性管理、调控信贷投放，继续引导货币信贷回归常态，并首次提到“采取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健、审慎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取向，特别是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灵活性”，正式确立2011年货币政策的基调，表明至少在2011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总量将可能保持中性偏紧状态。考虑到国内经济仍处于复苏企稳初期，信贷投放转向不宜过于剧烈，商业银行2011年新增信贷投放规模预计将达到7.5万亿元左右。
2011年，金融监管层将逐步淡化贷款规模控制，货币政策将逐步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央行货币政策的重心将向防通胀转移，注重对通胀预期的引导。2011年，不排除央行将采取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基准利率等调控措施，配合使用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来抑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降低热钱流入的动力。
在2011年全年信贷规模偏紧的预期下，商业银行“早投放、早收益”的信贷投放取向将更为明显，有可能在2011年伊始就全力争夺优质信贷市场份额，加快信贷投放节奏，全面铺开信贷投放格局。
“变数增多”，商业银行2011年将面临诸多新形势及新挑战
全球监管变革推进，国内趋严监管对商业银行带来更大转型压力欧美国家及国际组织金融监管法案获得通过，将对商业银行形成巨大挑战。
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新法案不但是美国自1930年“大萧条”以来改革层面最广泛、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也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了新的标杆。欧盟也出台了泛欧金融监管法案，将从宏观、微观层面改变欧洲目前“条块分割”的监管格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 B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十国集团（G20）及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国际组织亦大力推进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新制订。
进一步推进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内容，一是确立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二是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点监管，三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和反周期监管，四是加强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五是完善金融企业治理机制并提高信息透明度，六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国内协调与国际合作。总的来看，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将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监管改革在国内经济企稳、国内银行经营模式和盈利水平、金融创新步伐等多个领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更为严格的“巴塞尔协议III”，将对国内商业银行经营发展形成巨大挑战。首先，“巴塞尔协议III”进一步严格资本定义，提高资本质量，限定核心资本主要由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构成。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在第一支柱8%要求的基础上，增加2.5%的保留资本缓冲，形成新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0.5%。此外，还提出了0～2.5%反周期资本缓冲、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资本计提要求，上述因素叠加后再考虑第二支柱风险资本要求，到2019年资本充足率要求将有可能超过14%。国内商业银行通过配股融资等手段，资本实力获得了进一步提升。但资本发展约束以及走资本集约化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其次，流动性监管方面，“巴塞尔协议III”引入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指标。流动性覆盖率即拥有充足的高质量资产来保证压力情境下持续30天的资金净流出；净稳定资金比率即银行一年内可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大于稳定资金需求。目的是提高银行短期或更长时间内抵御流动性风险的能力。较高水平的拨备覆盖水平，将会一定程度上冲抵国内商业银行的利润规模，影响到银行盈利的平稳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国内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中长期贷款占比偏高，“贷长”情况较为突出，与“活期化”趋势下的存款期限错配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在新的流动性监管标准下，如何调整现有信贷存量的期限结构，如何调整信贷投放增量中的行业、客户以及期限结构，也成为商业银行推进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最后，杠杆率监管方面，“巴塞尔协议III”引入杠杆比率监管指标，初步确定了3%的最低标准，以对资本充足率监管进行补充，限制银行表外资产的快速膨胀，控制风险总体暴露。新杠杆率监管要求的提出，将会冲击商业银行当前通过“理财+信托”等方式大力发展表外资产业务的经营模式，影响商业银行较为可观的信托型理财业务收入水平，降低商业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稳定性。因此，如何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如何保障银行收入及盈利的平稳持续发展，也是需要商业银行付出巨大努力方可突破的难题。
银监会积极引入“巴塞尔协议III”监管新规，并正酝酿动态拨备重大举措。银监会已经把流动性覆盖率（LCR）、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以及杠杆率监管指标纳入动态风险监管指标体系。这说明全球金融监管的新规要求，已经具体落实到了国内金融监管的操作实践。此外，银监会正在酝酿系统性重要银行拨备余额达到贷款余额2.5%的动态拨备率标准。更为严格的拨备覆盖率监管标准，要求商业银行计提更多的贷款拨备，这将对商业银行利润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也要求商业银行努力实施向盈利结构多元化的转型发展，确保银行盈利的稳健可持续增长。
国内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大幕拉开，商业银行结构调整压力加大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为商业银行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导。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银行利差收窄已成为基本趋势，这也将对商业银行现有盈利模式造成巨大冲击，商业银行实施结构调整的压力也进一步增大。
国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调整现有的信贷投放格局及投放结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知识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类产业。
而未来10年西部地区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度可能超过当前沿海发展省市的水平，即达到或超过35%。也就是说，未来10年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度合计将超过一半，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时也必然成为商业银行业务拓展的重要领域。
然而，商业银行当前阶段的信贷投放仍然集中在传统产业及行业领域。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的信贷投放，约有50%以上的公司贷款分布在公路及运输、电力及电力设备、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等前五大行业领域，且“贷大、贷长、贷集中”情况较为严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信贷投放占比明显偏低。这显然与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不符，商业银行存在着加快调整信贷存量结构、转变信贷投向的巨大压力和现实要求。
利率市场化将导致商业银行利差大幅缩小，关系商业银行未来发展大局。近年来，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净息差（NIM）保持在3%左右。数据显示，德国的净息差水平自2000年下降至1.5%左右之后，并一直维持至今；英国的净息差在1999年、2004年分别击穿2.0%和1.5%的点位后，在2006年前后进一步下降至1%左右的低位水平。自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香港地区的净息差水平在2008年前后一度下降至1%以下。香港零售银行2009年平均净息差也仅为1.48%，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净息差水平均明显低于国内商业银行净息差。
2011年，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以及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国内银行业的净息差水平将可能进一步收窄。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的收入和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资产定价能力将面临再度削弱的挑战，靠利差收入来维持盈利增长将越来越困难。因此，商业银行推进业务及收入结构调整，降低对贷款业务以及存贷利差收入依赖的转型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以及“两高一剩”类贷款风险将有所上升，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压力进一步加大。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以及“高耗能、高排放、落后产能类贷款”风险防控压力进一步加大。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开工项目逐步进入投资和用款高峰，在监管层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整顿力度加大的背景下，“烂尾”项目的风险有所上升，银行代偿性风险增大。随着监管层对房地产“二次调控”的全面推进，下一阶段房地产市场的走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商业银行该类贷款质量劣化的潜在风险将有所上升。随着国家严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的深入推进，该类贷款的信用风险可能提前暴露，将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控形成考验。
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速，商业银行的全球服务能力仍需继续提升。随着国内企业从采购、销售全球化发展到投资、生产全球化，其金融服务需求也相应从存款、贷款、结算等传统服务向多元化、综合化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公司金融、投资银行以及全球金融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是，商业银行当前的全球服务能力与国内企业“走出去”格局不完全匹配。从“走出去”企业的地区分布来看，亚太、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相比之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在上述地区的布局还相对薄弱，与中国外贸和投资格局尚不完全匹配，境外机构数量、人力资源配置仍相对较少；境外机构物理网点数量、电子渠道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产品线的全球服务能力与境内服务能力失衡，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转型发展”是主线，2011年商业银行将在实施经营结构调整后继续前行
2011年，商业银行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以及经济金融“大调整、大变革”的新形势。但相信，商业银行通过转型发展和结构调整，在抢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市场机遇，把握国内小型经济以及城乡一体化新兴金融资源之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结合国内经济转型进程，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结构的优化调整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进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结构调整。根据“十二五”规划对未来5～10年国家产业结构布局的规划，2015年国内战略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8％，而到2020年该项占比要达到15％，假设未来全国GDP年均增长8％，那么全国战略新兴产业年增幅度将超过20％，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将达到30%。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今后服务业的比重将会继续提高，开辟新的市场，如文化产业、物流、商贸等领域，将为商业银行创造更多的盈利机会。
在当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要努力推进信贷产业投向的转型，积极抢抓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市场机会。因为，这些产业及行业代表着环保节能和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对这些先进产业的渗透拓展既是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实现银行业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商业银行要严控地方融资平台风险，抢抓保障房建设力度，审慎发放房地产相关贷款，切实有效防控各类信贷风险，确保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增长。
把握国内小型经济崛起机遇，挖掘丰富客户资源。国内经济在向成熟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人们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传统的大型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就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局面难以再现，取而代之的是成千上万的小型经济的崛起。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小型经济的崛起不仅带来了信贷领域的巨大市场，而且能缓解传统公司信贷业务的竞争，也为其他业务开展创造了条件，最重要的是大大拓展了客户基数，使得商业银行的营销可以深入更加广泛的客户群体，对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同时，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个人金融业务也诞生了多元化的需求，这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
区域和城乡一体化持续加速，为商业银行开启新的金融市场。随着经济由点到面的辐射，区域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的生活品质开启了新的消费需求，也创造了新的金融服务市场。特别是新农村市场的启动，不仅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而且预示着未来商业银行将面对无比广阔的新兴市场，传统以城市业务为主导的商业银行将在经营战略和营销理念上有所改变。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9年的46.6%，绝对值和增速都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2.9%。今后若干年城市化仍旧是中国区域发展的主题之一，大城市继续向郊区扩张，中小城市规模升级，城市圈将逐步形成。区域和城乡一体化持续加速，居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将为商业银行开启新的金融市场。
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为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迎来新空间
从金融业的发展趋势看，追随产业扩张潮流重新进行全球布局，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战略选择。近年，国际大型银行普遍表现出追随客户、服务客户的经营原则。通过和跨国公司总部紧密的业务联系，当其海外子公司有金融需求时，跨国银行比当地银行和其他外国银行拥有更多的产品及服务优势。
截至2009年末，我国已拥有14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涉及能源、铁路、矿产、装备制造、工程建设等众多领域，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约为2200亿美元，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企业“走出去”，迫切需要商业银行为其提供全球化的金融服务。
商业银行必须认真研究走出去企业客户潜在需求，共同分析“走出去”企业金融需求与银行跨境金融服务之间存在的能力缺口，提供包括存贷款、结算清算、贸易融资、投资银行等业务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实现传统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相互促进，提升优质跨境金融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推进业务布局的全球化，满足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需求，加快国际化发展进程。
综合经营有望破题，培育多元化业务结构，打造新兴盈利增长点
次贷危机没有改变国际银行业的综合经营趋势，反而使国际大银行进一步意识到综合经营对于控制金融风险和保持盈利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在危机逐步企稳之后，国际大银行继续着力发展综合经营业务，部分大银行的综合经营程度甚至已经超过危机以前。
2011年，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有望破题，综合经营范围有望进一步拓宽，改革的方向应是在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和业务整体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分步推进非银业务的发展，逐步充实商业银行业务体系和多元服务能力。商业银行推进综合经营的基本原则，应根据综合经营相关业务与商业银行职能的相关性，以及商业银行对于相关风险控制度的特征，对非银业务实施分类开放。同时，进一步加强监管，继续坚持严格的机构准入规则，建立公开透明的新兴业务核准制度、风险评估制度和风险披露制度，强化对高杠杆率和高资本消耗类业务的控制，严格控制新兴业务的风险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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