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真相:外在大于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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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字:成功,异类,格拉德威尔,因素 smarty:/if?>
- 发布时间:2011-09-01 12:32
带有“天才少年”、“我的奋斗”等字眼的成功励志类书籍,可能是市面上最为畅销的一类书。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中国社会,年轻人渴望成就事业,实现自我价值,自然就十分关注成功人士的背后“秘方”。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由《纽约客》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撰写的《Outliers:The Story of Success》(中文译名:《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恰恰是这样一本探讨成功“秘方”的书。该书2008年底一经出版,便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单的榜首位置长达11周之久,可谓赚足了眼球。
所谓“异类”,一般指统计样本中偏离平均值太远的个体,在这里,则指那些成就异乎寻常、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格拉德威尔在书中通过一连串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故事,试图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对于那些出类拔萃的“异类”,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成功仅归结于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努力,而更应该去研究他们的周围环境、外在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通过书中提到的几个小故事来梳理一下格拉德威尔的成功关键词。
第一,“占尽先机”和“马太效应”。有人发现,加拿大出色的职业曲棍球运动员们拥有共同的特征——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1月至3月,难道一季度出生的人更有曲棍球天赋吗?真正的原因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生日的巧合与加拿大曲棍球少年班的入学年龄有关!分班的截止日期是1月1日,这样一来,生于1月份的孩子永远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对于这些处于发育期的小球员来说,年龄上几个月的差异会造成表现的不同,年龄大的孩子(生于前三个月的)更强壮,球技会显得更好,于是他们被认为更有前途,更容易被选拔到更为高级的训练班,如此一来,仅仅因为生日的差异,这些一季度出生的孩子一步步地获得更好的训练机会,最终更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
格拉德威尔指出,这种占尽先机(head-start)的优势,才是“异类”们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往往却在坊间的成功故事中被遗漏了。先机往往来源于一些十分偶然的因素,却被人当作是“异类”们个人的能力和天赋,并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更多的关照、机会和资源,使得优势不断加强。也就是说,偶然形成的“先机”,加上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最终使那些具备微小优势的人成长为非同凡响的人。
第二,“10000小时定律”。格拉德威尔不否认个人努力的作用,他甚至提出了一个“10000小时定律”,即任何专业技能都需要至少10000小时的反复练习才能成为大师。但是他在书中更强调10000小时形成的条件,即提供给“异类”们特殊的环境和时机,而不是其他人坚持10000小时的机遇,最终将他们造就为特殊的英雄。
例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之所以能成为电脑行业的老大,与他少年时代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接触计算机的机会不无相关。在那个时代,计算机体积庞大,数量稀少,只有极少数人能有机会接触,但盖茨高中时代因为富有的同学母亲赞助而获得了上机时间,然后又在华盛顿大学遇到贵人,让他免费使用了当时大学中唯一的一台电脑。当然,盖茨是一名极其聪明和愿意努力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电脑时代来临之前就拥有了数千小时的电脑程序设计经验,而他身旁的大部分人连一分钟电脑都没用过!
同样,乐迷们钟爱的英国摇滚乐队Beetles早年间在德国汉堡的酒吧卖唱,由于汉堡的酒吧从下午开到午夜,迫使Beetles在超长的演出时间中不断尝试、磨练各种现场演出技巧,才有了后来他们超越同辈的非凡艺术表现力。
第三,“时代机遇”和“代际决定论”。格拉德威尔认为,偶然因素形成的“先机”和特殊环境打造的“10000小时定律”,是“异类”们成功的必要条件,但要最终达到辉煌,更需要时代的机遇,换句话说,你得赶上好时候。而这个好时候,往往决定了某一代人能够比其他代人涌现出更多的“异类”,即近乎于代际决定的宿命。
例如,在律师事务所林立的纽约,最为成功的律师群体,很多人是1930年前后出生于纽约的犹太移民。格拉德威尔回顾了他们的成长路线:他们的父辈作为第一代犹太移民,在大萧条时期为了谋生,很多不得不转行成为纺织业的小企业主,这正使其子女在耳濡目染之中继承了创业基因;之后在四五十年代,他们刚好赶上二战后纽约公立学校的黄金时期,得以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但毕业后又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主流律师事务所排斥,不得不承接“敌意收购”这类当时看来的脏活;七十年代,并购大潮兴起,这些曾经被边缘化了的犹太律师们,却因为刚好已经修炼了数万小时的“敌意收购”经验,而得以抓住时机,开创出全新的高利润律师业务。
同样,比尔·盖茨因为机缘巧合练就的10000小时编程技能,最终助他成就微软帝国的霸业,同时,这也要归功于七十年代中期的计算机革命。1975年1月,8800型个人电脑的诞生,使不少人看出了电脑市场蕴含的巨大商机,可谁会先下海呢?如果你年纪太大,很可能已经在IBM之类的老牌公司谋到职位,自己再去创业,机会成本过高;如果你年纪太小,恐怕还没有掌握必要的IT技能。而盖茨生于1955年,那时还不到20岁;既懂编写软件,又是初生牛犊,年纪恰到好处。他因此从哈佛辍学,抓住了黄金商机…… 再看看盖茨身边的那些IT英雄:同样靠微软挤进福布斯排行榜的保罗·艾伦生于1953年、斯蒂夫·鲍尔默生于1956年;苹果电脑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生于1955年,谷歌的CEO施密特也生于1955这一幸运年份……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当我们再发现中国网络时代的商界精英大多出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中前期,而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房地产大佬们又基本上是清一色的50后,而非40后或者60后(注:房地产需要政府关系和相应能力,中国房地产火热的10年中政府主事官员主要是同龄的50后,同学或朋友更容易做事……),这是不是就不会再让人感到奇怪了呢?
简单回顾一下,格拉德威尔提到的成功关键词有:偶然形成的“先机”、特殊环境下打造的“10000小时定律”、“时代的机遇”等等,基本上着眼于“异类”成功的外在条件。正可谓“时势造英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对于各位立志成功的有志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在于,原来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异类”们也不过只是普通人,在资质上与我们并无不同;坏消息则在于,外在的先机、运气、环境,虚无缥缈,不可掌控,要是一开始就没有出生在“正确的时间”,就算掌握了这些成功“秘方”,那又有何用呢?
我想,对有志青年来说,有用的启示至少有两点:
第一,在自己可掌控的范围内,你有没有努力创造条件在自己选定的领域、行当里,做足那“10000小时定律”的功课。“异类”们可能因为机缘巧合,得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实践10000小时,从而更快地脱颖而出;但“10000小时”毕竟不是适用于所有人,没有扎实的积累,运气砸到头上,你也抓不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终究,天助自助者。
第二,机遇具有时代特色,你生在什么时候,就是哪个时代的人,就面临着那个时代给予的机遇,应该把握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先机。因此,审时度势真的很重要,至少,不要逆势而为。
《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一书,对于国家的管理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可能具有更为重大的启发意义。如果说,“异类”们的成功最终是受益于那些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殊环境和机遇,那么,如何打造更合理的社会制度,将这些环境和机遇提供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让所有渴望成功并愿为之付出努力的普通人,也都能够在平等的氛围中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可能是公共管理者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文/林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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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由《纽约客》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撰写的《Outliers:The Story of Success》(中文译名:《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恰恰是这样一本探讨成功“秘方”的书。该书2008年底一经出版,便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单的榜首位置长达11周之久,可谓赚足了眼球。
所谓“异类”,一般指统计样本中偏离平均值太远的个体,在这里,则指那些成就异乎寻常、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格拉德威尔在书中通过一连串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故事,试图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对于那些出类拔萃的“异类”,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成功仅归结于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努力,而更应该去研究他们的周围环境、外在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通过书中提到的几个小故事来梳理一下格拉德威尔的成功关键词。
第一,“占尽先机”和“马太效应”。有人发现,加拿大出色的职业曲棍球运动员们拥有共同的特征——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1月至3月,难道一季度出生的人更有曲棍球天赋吗?真正的原因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生日的巧合与加拿大曲棍球少年班的入学年龄有关!分班的截止日期是1月1日,这样一来,生于1月份的孩子永远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对于这些处于发育期的小球员来说,年龄上几个月的差异会造成表现的不同,年龄大的孩子(生于前三个月的)更强壮,球技会显得更好,于是他们被认为更有前途,更容易被选拔到更为高级的训练班,如此一来,仅仅因为生日的差异,这些一季度出生的孩子一步步地获得更好的训练机会,最终更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
格拉德威尔指出,这种占尽先机(head-start)的优势,才是“异类”们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往往却在坊间的成功故事中被遗漏了。先机往往来源于一些十分偶然的因素,却被人当作是“异类”们个人的能力和天赋,并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更多的关照、机会和资源,使得优势不断加强。也就是说,偶然形成的“先机”,加上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最终使那些具备微小优势的人成长为非同凡响的人。
第二,“10000小时定律”。格拉德威尔不否认个人努力的作用,他甚至提出了一个“10000小时定律”,即任何专业技能都需要至少10000小时的反复练习才能成为大师。但是他在书中更强调10000小时形成的条件,即提供给“异类”们特殊的环境和时机,而不是其他人坚持10000小时的机遇,最终将他们造就为特殊的英雄。
例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之所以能成为电脑行业的老大,与他少年时代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接触计算机的机会不无相关。在那个时代,计算机体积庞大,数量稀少,只有极少数人能有机会接触,但盖茨高中时代因为富有的同学母亲赞助而获得了上机时间,然后又在华盛顿大学遇到贵人,让他免费使用了当时大学中唯一的一台电脑。当然,盖茨是一名极其聪明和愿意努力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电脑时代来临之前就拥有了数千小时的电脑程序设计经验,而他身旁的大部分人连一分钟电脑都没用过!
同样,乐迷们钟爱的英国摇滚乐队Beetles早年间在德国汉堡的酒吧卖唱,由于汉堡的酒吧从下午开到午夜,迫使Beetles在超长的演出时间中不断尝试、磨练各种现场演出技巧,才有了后来他们超越同辈的非凡艺术表现力。
第三,“时代机遇”和“代际决定论”。格拉德威尔认为,偶然因素形成的“先机”和特殊环境打造的“10000小时定律”,是“异类”们成功的必要条件,但要最终达到辉煌,更需要时代的机遇,换句话说,你得赶上好时候。而这个好时候,往往决定了某一代人能够比其他代人涌现出更多的“异类”,即近乎于代际决定的宿命。
例如,在律师事务所林立的纽约,最为成功的律师群体,很多人是1930年前后出生于纽约的犹太移民。格拉德威尔回顾了他们的成长路线:他们的父辈作为第一代犹太移民,在大萧条时期为了谋生,很多不得不转行成为纺织业的小企业主,这正使其子女在耳濡目染之中继承了创业基因;之后在四五十年代,他们刚好赶上二战后纽约公立学校的黄金时期,得以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但毕业后又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主流律师事务所排斥,不得不承接“敌意收购”这类当时看来的脏活;七十年代,并购大潮兴起,这些曾经被边缘化了的犹太律师们,却因为刚好已经修炼了数万小时的“敌意收购”经验,而得以抓住时机,开创出全新的高利润律师业务。
同样,比尔·盖茨因为机缘巧合练就的10000小时编程技能,最终助他成就微软帝国的霸业,同时,这也要归功于七十年代中期的计算机革命。1975年1月,8800型个人电脑的诞生,使不少人看出了电脑市场蕴含的巨大商机,可谁会先下海呢?如果你年纪太大,很可能已经在IBM之类的老牌公司谋到职位,自己再去创业,机会成本过高;如果你年纪太小,恐怕还没有掌握必要的IT技能。而盖茨生于1955年,那时还不到20岁;既懂编写软件,又是初生牛犊,年纪恰到好处。他因此从哈佛辍学,抓住了黄金商机…… 再看看盖茨身边的那些IT英雄:同样靠微软挤进福布斯排行榜的保罗·艾伦生于1953年、斯蒂夫·鲍尔默生于1956年;苹果电脑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生于1955年,谷歌的CEO施密特也生于1955这一幸运年份……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当我们再发现中国网络时代的商界精英大多出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中前期,而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房地产大佬们又基本上是清一色的50后,而非40后或者60后(注:房地产需要政府关系和相应能力,中国房地产火热的10年中政府主事官员主要是同龄的50后,同学或朋友更容易做事……),这是不是就不会再让人感到奇怪了呢?
简单回顾一下,格拉德威尔提到的成功关键词有:偶然形成的“先机”、特殊环境下打造的“10000小时定律”、“时代的机遇”等等,基本上着眼于“异类”成功的外在条件。正可谓“时势造英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对于各位立志成功的有志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在于,原来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异类”们也不过只是普通人,在资质上与我们并无不同;坏消息则在于,外在的先机、运气、环境,虚无缥缈,不可掌控,要是一开始就没有出生在“正确的时间”,就算掌握了这些成功“秘方”,那又有何用呢?
我想,对有志青年来说,有用的启示至少有两点:
第一,在自己可掌控的范围内,你有没有努力创造条件在自己选定的领域、行当里,做足那“10000小时定律”的功课。“异类”们可能因为机缘巧合,得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实践10000小时,从而更快地脱颖而出;但“10000小时”毕竟不是适用于所有人,没有扎实的积累,运气砸到头上,你也抓不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终究,天助自助者。
第二,机遇具有时代特色,你生在什么时候,就是哪个时代的人,就面临着那个时代给予的机遇,应该把握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先机。因此,审时度势真的很重要,至少,不要逆势而为。
《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一书,对于国家的管理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可能具有更为重大的启发意义。如果说,“异类”们的成功最终是受益于那些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殊环境和机遇,那么,如何打造更合理的社会制度,将这些环境和机遇提供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让所有渴望成功并愿为之付出努力的普通人,也都能够在平等的氛围中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可能是公共管理者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文/林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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