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中国国民幸福度
- 来源:人力资源
- 关键字:国民幸福度,食品安全,医疗网络
- 发布时间:2011-09-01 12:34
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数据显示，3/4的中国人表示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各国政府都开始关注人民真正的幸福度的提升，而非仅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提高人民的幸福度也已经写入中国政府的“十二五”政府工作报告中。
国民幸福度的比较分析
据2011年4月2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中国人整体幸福度创历史新低。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数据显示，71%的中国人表示自己“生活艰难”，17%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困苦”，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印度的数据也与此类似。
即便考虑到中国房价和食品价格不断上涨，但近3/4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仍然让人感到疑惑不解。盖洛普此项民调涉及全球124个国家，中国的幸福度排名列第92位，丹麦、瑞典、加拿大位列前三。
人们的幸福度是由相对收入决定，而非绝对收入。一般来说，国家越富裕，人民越幸福；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幸福度将不再与其平行上升，其相关度将逐渐下降。甚至，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会对国民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不断拉大的财富差距将导致民众幸福度降低。
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GDP的增长并不能代表国民幸福度的增长，政府应该关注人民真正的幸福度。2010年11月15日，英国国家统计局正式宣布，即将展开对国民“幸福程度”的调查，以便调整政策，让英国成为一个人人感到幸福的国度。负责此项调查的统计局局长吉尔·马尔德森解释说，这项工作早在首相卡梅伦2005年担任反对党领袖时就已提出，因此绝不是“心血来潮”。
2010年10月，巴西参议院宪法与法律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由巴西民主工党参议员克里斯托旺提出的2010年第19号宪法修正案。修正案建议，将“寻求幸福”作为公民的权利写入国家宪法，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很多媒体分析，巴西在这个时候提出超越“温饱问题”的“公民幸福权利”，与巴西这些年的国家实力上升并加大了社会领域投入有很大关系。
中国将降低“十二五”期间的增长目标，着力解决房价、物价、反腐、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众关心的问题。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两会”报告和“十二五”计划显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似乎成了各级政府执政的重中之重。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似乎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至少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有多处体现。例如，北京呼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则宣布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导致国民幸福度下降的
主要原因
根据马斯洛的层级需求理论，高房价导致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难以满足，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这是中国人幸福度降低的主要物质原因。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安居乐业理念，导致全社会年轻一代的所有关注力都放在买一套房来结婚。当前高房价导致绝大多数家庭倾三家之力（年轻夫妇及其双方父母家庭），才能购买一套住房。
同时，房价带来家庭关系的紧张，不是年轻人啃老，就是整个家族为高房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方的老人都牵扯进来，很难有和谐的家庭环境。“新裸婚时代”的到来如果能够改变年青一代先安居后乐业的观念，则能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生理需求中的“食”这一基本需求在中国很难保
障，食品安全问题导致人们的基本生活无保障，同时国民的信任感大大降低。中国乳品行业因三聚氰胺事件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各大企业似乎并没有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事件过后，除了三鹿之外，其他所有的企业还保持着事件之前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
食品行业诸如双汇等龙头企业带头造假，让人们开始怀疑究竟还有什么食物是可以放心吃的。人们对食品行业的信任度降低到近乎零点，导致社会普遍不信任问题加剧，幸福度大大下降。
马斯洛层级需求中的另一基本需求是安全需求，然而，中国社会养老、医疗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导致人们的幸福度降低。虽然大多数企业都贯彻了养老保险制度，但数量有限的养老金与日益增长的物价水平相比可谓杯水车薪。定期缴纳，等待退休时候领取养老金基本不能给老人带来安全感。中国社会中大多数老人选择的是，手中留一套房子，有一定的存款，让子女照顾并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极为有限的医疗保险制度导致看不起病，这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病。基本医疗保险涵盖能够报销的金额有限，门诊报销比例为50%，每年2000元封顶。此外，医院开出的药物有很多都在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之外。
近三十年，社会关系的变革导致年轻一代在现实生活的社交需求转战到了虚拟的网络中。三十年前，每个人工作的“单位”是人们社交生活的基本网络，人们平均换单位的频率非常低。固定的人群在单位的大院中成长，大家彼此熟悉，信任感很强。
近三十年，城市化进程完全改变人们的生活模式。人们选择住进商品房，邻里之间甚至能做到老死不相往来。网络成为年轻一代的社交突破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社交网络开展自己的社交活动。虚拟网络与现实随着科技发展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今后，网络社交将成为满足人们社交需求的主要途径，从而提高人们生活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底层人群尊重需求得不到满足，高房价导致年轻一代很难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工作中得到的成就感较弱。中国贫富差距在最近十年急剧拉大，社会整体价值观开始用钱来衡量。有权有钱阶级形成了特权阶级，在人们意识形态还没有发展到较高层次的时候，很多炫富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能从炫富的过程中，得到别人羡慕的目光，而不是鄙夷的态度。在社会整体以钱为成功的唯一度量标准之下，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者被视为不成功的人，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
高房价打碎了年轻一代的梦想。他们从二十多岁开始就被迫选择踏踏实实、安稳地工作，以此来保证每个月都能够及时还清房贷月供。由于缺少了为理想而奋斗的勇气，年轻一代多半选择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喜爱的工作，因而能够从工作中得到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极为有限。
中国社会中，儿童和青少年的幸福感缺失开始日益突出，成为社会整体潜在的最大忧患。优秀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激化了整体人群的竞争意识，导致天价幼儿园、天价赞助费连续创新高。北京从幼儿园教育开始，赞助费等款项就平均达到3万元，家长从孩子未出生时就开始被灌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北京个别重点小学的赞助费已经到达20万元的天价，而且，年创新高的趋势很难在近期得到改善。
整体的教育功利性太强，小学生开始就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特长班，繁多的课程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为了能够上更好的初中、高中、大学，孩子们从小就要面对各种激烈的竞争、选拔与淘汰，幸福童年的缺失，造成整个人生追求幸福的能力都被弱化。
如何提高中国整体社会的幸福度
政府财政收入应当划拨更多的份额投入到能够使人们基本幸福水平提高的项目上。政府廉租房政策远远不能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需求。新加坡政府统一筹建大批价廉物美的组屋，公民排号购买的方式可以成为地方政府借鉴的模式。医疗保障方面，拥有11亿人口的印度执行的全民免费医疗政策值得中国政府学习。印度在全国建立了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1.1万个医院、2.7万个诊疗所和2000多个社区医疗中心，形
成了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医疗网络。
食品安全问题上，加大对违规企业监管和处罚力度，改变中国企业造假成本低、造假利润庞大的失控状态。工商管理部门除了吊销营业执照之外，对于各种造假小作坊的罚款和刑拘等处罚力度十分有限。大多数不法商贩尝到了甜头，一旦被抓，就会换个地盘另起炉灶。
平等的人际关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大大加强人民的幸福感。比特纳通过对人民幸福度极高的丹麦研究发现，尽管丹麦公民收入的三分之二都用于征税，但人们总体来说都感觉很满意。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税收全部用于社会，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另一方面，高福利国家中人们的贫富差距渐渐缩小，公民开始更为看重精神层面的享受，而不是一切以金钱为最终且唯一的标准。中国新贵的崛起，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有钱有权的人享受更多更好的医疗、教育、服务等社会资源。贫富差距如果不能减小，社会幸福感将会大大降低。
鼓励年轻人摆脱房贷的束缚，寻找一份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从工作中寻找成就感和满足感。发达国家年轻一代在求学期间通常都会在各处实习、打工，尝试各种工作，最终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英国、德国的年轻人甚至会在拿到学位的头一年不工作，选择用背包的方式周游世界，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
而在中国，年轻一代从小就被应试教育逼迫，层层选拔，大学生活基本忙于准备考研、出国、考公务员等一系列的考试。很多毕业生缺乏对生活的基本体验，刚毕业就被牢牢锁定在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上面，随后结婚、生子、还房贷。人的一生，清醒的时间中有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之中，因此，如果工作方面不能带来足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人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就会大大下降。
适当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可以有效提高人们的生活幸福度。众多对幸福的专业调查结果表明，使人们真正感到幸福或者是忘掉自己烦恼的方法，就是去帮助别人，知道自己还有能力付出，同时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能体味到自己并不是最悲惨的那个人，这可以有效提升个人的幸福度。
然而，在中国，义工、社工等工作还处于非常不普遍的状态，人们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互相不肯付出，妨碍了自身幸福度的提升。
适当享受当下的幸福，提升每日的小幸福，可以大大提升整体人生的幸福度。行为经济学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对人们幸福度研究的结果表明，多次、持续的小额度幸福，与加总起来的一次大额度幸福相比，能够给人带来更大的幸福。
按照其理论，如果人们能够把买房的钱平均分配在每一天，一生将会享受到更多的快乐。北京四环之内一套八十平方米房子需要三百万。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来说，如果选择花掉而不是买房，五十岁之前，每个月都可以有一万元用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延迟幸福体验，从孩提时期起，今天勤俭奋斗为的是明天能够高枕无忧的思想就已经深入人心。然而，这种思想灌输得太过彻底，就会走向极端，很多人辛苦一辈子忘记了每天应有的幸福享受，永远都是为了“明天”在奋斗。
文/孟昭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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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度的比较分析
据2011年4月2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中国人整体幸福度创历史新低。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数据显示，71%的中国人表示自己“生活艰难”，17%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困苦”，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印度的数据也与此类似。
即便考虑到中国房价和食品价格不断上涨，但近3/4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仍然让人感到疑惑不解。盖洛普此项民调涉及全球124个国家，中国的幸福度排名列第92位，丹麦、瑞典、加拿大位列前三。
人们的幸福度是由相对收入决定，而非绝对收入。一般来说，国家越富裕，人民越幸福；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幸福度将不再与其平行上升，其相关度将逐渐下降。甚至，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会对国民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不断拉大的财富差距将导致民众幸福度降低。
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GDP的增长并不能代表国民幸福度的增长，政府应该关注人民真正的幸福度。2010年11月15日，英国国家统计局正式宣布，即将展开对国民“幸福程度”的调查，以便调整政策，让英国成为一个人人感到幸福的国度。负责此项调查的统计局局长吉尔·马尔德森解释说，这项工作早在首相卡梅伦2005年担任反对党领袖时就已提出，因此绝不是“心血来潮”。
2010年10月，巴西参议院宪法与法律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由巴西民主工党参议员克里斯托旺提出的2010年第19号宪法修正案。修正案建议，将“寻求幸福”作为公民的权利写入国家宪法，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很多媒体分析，巴西在这个时候提出超越“温饱问题”的“公民幸福权利”，与巴西这些年的国家实力上升并加大了社会领域投入有很大关系。
中国将降低“十二五”期间的增长目标，着力解决房价、物价、反腐、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众关心的问题。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两会”报告和“十二五”计划显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似乎成了各级政府执政的重中之重。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似乎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至少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有多处体现。例如，北京呼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则宣布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导致国民幸福度下降的
主要原因
根据马斯洛的层级需求理论，高房价导致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难以满足，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这是中国人幸福度降低的主要物质原因。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安居乐业理念，导致全社会年轻一代的所有关注力都放在买一套房来结婚。当前高房价导致绝大多数家庭倾三家之力（年轻夫妇及其双方父母家庭），才能购买一套住房。
同时，房价带来家庭关系的紧张，不是年轻人啃老，就是整个家族为高房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方的老人都牵扯进来，很难有和谐的家庭环境。“新裸婚时代”的到来如果能够改变年青一代先安居后乐业的观念，则能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生理需求中的“食”这一基本需求在中国很难保
障，食品安全问题导致人们的基本生活无保障，同时国民的信任感大大降低。中国乳品行业因三聚氰胺事件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各大企业似乎并没有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事件过后，除了三鹿之外，其他所有的企业还保持着事件之前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
食品行业诸如双汇等龙头企业带头造假，让人们开始怀疑究竟还有什么食物是可以放心吃的。人们对食品行业的信任度降低到近乎零点，导致社会普遍不信任问题加剧，幸福度大大下降。
马斯洛层级需求中的另一基本需求是安全需求，然而，中国社会养老、医疗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导致人们的幸福度降低。虽然大多数企业都贯彻了养老保险制度，但数量有限的养老金与日益增长的物价水平相比可谓杯水车薪。定期缴纳，等待退休时候领取养老金基本不能给老人带来安全感。中国社会中大多数老人选择的是，手中留一套房子，有一定的存款，让子女照顾并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极为有限的医疗保险制度导致看不起病，这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病。基本医疗保险涵盖能够报销的金额有限，门诊报销比例为50%，每年2000元封顶。此外，医院开出的药物有很多都在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之外。
近三十年，社会关系的变革导致年轻一代在现实生活的社交需求转战到了虚拟的网络中。三十年前，每个人工作的“单位”是人们社交生活的基本网络，人们平均换单位的频率非常低。固定的人群在单位的大院中成长，大家彼此熟悉，信任感很强。
近三十年，城市化进程完全改变人们的生活模式。人们选择住进商品房，邻里之间甚至能做到老死不相往来。网络成为年轻一代的社交突破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社交网络开展自己的社交活动。虚拟网络与现实随着科技发展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今后，网络社交将成为满足人们社交需求的主要途径，从而提高人们生活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底层人群尊重需求得不到满足，高房价导致年轻一代很难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工作中得到的成就感较弱。中国贫富差距在最近十年急剧拉大，社会整体价值观开始用钱来衡量。有权有钱阶级形成了特权阶级，在人们意识形态还没有发展到较高层次的时候，很多炫富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能从炫富的过程中，得到别人羡慕的目光，而不是鄙夷的态度。在社会整体以钱为成功的唯一度量标准之下，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者被视为不成功的人，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
高房价打碎了年轻一代的梦想。他们从二十多岁开始就被迫选择踏踏实实、安稳地工作，以此来保证每个月都能够及时还清房贷月供。由于缺少了为理想而奋斗的勇气，年轻一代多半选择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喜爱的工作，因而能够从工作中得到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极为有限。
中国社会中，儿童和青少年的幸福感缺失开始日益突出，成为社会整体潜在的最大忧患。优秀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激化了整体人群的竞争意识，导致天价幼儿园、天价赞助费连续创新高。北京从幼儿园教育开始，赞助费等款项就平均达到3万元，家长从孩子未出生时就开始被灌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北京个别重点小学的赞助费已经到达20万元的天价，而且，年创新高的趋势很难在近期得到改善。
整体的教育功利性太强，小学生开始就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特长班，繁多的课程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为了能够上更好的初中、高中、大学，孩子们从小就要面对各种激烈的竞争、选拔与淘汰，幸福童年的缺失，造成整个人生追求幸福的能力都被弱化。
如何提高中国整体社会的幸福度
政府财政收入应当划拨更多的份额投入到能够使人们基本幸福水平提高的项目上。政府廉租房政策远远不能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需求。新加坡政府统一筹建大批价廉物美的组屋，公民排号购买的方式可以成为地方政府借鉴的模式。医疗保障方面，拥有11亿人口的印度执行的全民免费医疗政策值得中国政府学习。印度在全国建立了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1.1万个医院、2.7万个诊疗所和2000多个社区医疗中心，形
成了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医疗网络。
食品安全问题上，加大对违规企业监管和处罚力度，改变中国企业造假成本低、造假利润庞大的失控状态。工商管理部门除了吊销营业执照之外，对于各种造假小作坊的罚款和刑拘等处罚力度十分有限。大多数不法商贩尝到了甜头，一旦被抓，就会换个地盘另起炉灶。
平等的人际关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大大加强人民的幸福感。比特纳通过对人民幸福度极高的丹麦研究发现，尽管丹麦公民收入的三分之二都用于征税，但人们总体来说都感觉很满意。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税收全部用于社会，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另一方面，高福利国家中人们的贫富差距渐渐缩小，公民开始更为看重精神层面的享受，而不是一切以金钱为最终且唯一的标准。中国新贵的崛起，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有钱有权的人享受更多更好的医疗、教育、服务等社会资源。贫富差距如果不能减小，社会幸福感将会大大降低。
鼓励年轻人摆脱房贷的束缚，寻找一份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从工作中寻找成就感和满足感。发达国家年轻一代在求学期间通常都会在各处实习、打工，尝试各种工作，最终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英国、德国的年轻人甚至会在拿到学位的头一年不工作，选择用背包的方式周游世界，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
而在中国，年轻一代从小就被应试教育逼迫，层层选拔，大学生活基本忙于准备考研、出国、考公务员等一系列的考试。很多毕业生缺乏对生活的基本体验，刚毕业就被牢牢锁定在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上面，随后结婚、生子、还房贷。人的一生，清醒的时间中有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之中，因此，如果工作方面不能带来足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人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就会大大下降。
适当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可以有效提高人们的生活幸福度。众多对幸福的专业调查结果表明，使人们真正感到幸福或者是忘掉自己烦恼的方法，就是去帮助别人，知道自己还有能力付出，同时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能体味到自己并不是最悲惨的那个人，这可以有效提升个人的幸福度。
然而，在中国，义工、社工等工作还处于非常不普遍的状态，人们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互相不肯付出，妨碍了自身幸福度的提升。
适当享受当下的幸福，提升每日的小幸福，可以大大提升整体人生的幸福度。行为经济学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对人们幸福度研究的结果表明，多次、持续的小额度幸福，与加总起来的一次大额度幸福相比，能够给人带来更大的幸福。
按照其理论，如果人们能够把买房的钱平均分配在每一天，一生将会享受到更多的快乐。北京四环之内一套八十平方米房子需要三百万。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来说，如果选择花掉而不是买房，五十岁之前，每个月都可以有一万元用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延迟幸福体验，从孩提时期起，今天勤俭奋斗为的是明天能够高枕无忧的思想就已经深入人心。然而，这种思想灌输得太过彻底，就会走向极端，很多人辛苦一辈子忘记了每天应有的幸福享受，永远都是为了“明天”在奋斗。
文/孟昭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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