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暴利”在于管制而非垄断

　　最新公布的2011年银行业年报，再次让人们联想起“暴利”两字。五大国有银行在去年盈利6700亿元，12家已经公布年报的银行利润总额超过8000亿元。而据中国银监会统计，2011年中国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1万亿元，这相当于去年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近两成。

　　中国的银行，数量不少，利润却高度集中。据统计，中国目前拥有各类银行近400家，其中包括5家国有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20家城市商业银行及200多家各类农村商业银行和乡镇银行。此外，还有70多家在中国营业的外资银行。但前12家银行占有了银行业利润总额的80%，五大国有银行占据银行业利润的近七成，这充分说明多数银行只是陪衬。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4月2日的地方考察中，再次指出了银行业的垄断问题。他坦率地谈到“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认为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从根本上“打破垄断”。

　　所谓“垄断”，是指一个经营者或经营者联合体占据某一领域、某一行业的市场，从而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实现其对市场的独占性控制和支配的行为。中国拥有400家银行，可以参与全国竞争的银行就有十几家，从竞争者数量的角度看，说银行业“垄断”有些站不住脚。

　　相比之下，石油行业只有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公司，电信行业只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家企业，这种垄断企业的集中程度，远非银行业可比。就算是航空、汽车制造领域，其从业公司的数量也远远少于银行业。这些高度垄断行业，都未获得银行业的暴利，也未造成银行业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原因何在？

　　相对石化和电信行业，民营资本对银行业的准入，从法律角度要宽松得多。有关设立银行的法律和相关规定中，不仅没有禁止民营资本和个人成为银行股东的条款，甚至在一些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的相关规定中，明确了“农民、农村工商户、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可以入股组建银行。

　　设立银行的门槛并不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制为十亿元、设立城市商业银行最低注册资本为一亿元、设立农村商业银行最低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如果按上述条件，那些从事民间借贷的地下钱庄，完全有财力发起设立银行，大大方方、合理合法地从事借贷业务。但现实中，规模巨大的民间借贷却放着“正道”不走，冒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从事金融业务，其中的“蹊跷”令人不解。

　　其实，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的例子也不少。比如宁波银行的股东就有雅戈尔集团和杉杉股份，民生银行最大的股东是新希望投资，除此之外还有史玉柱和泛海集团等，这些都是纯粹的民营资本。既然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法律和现实都是开放的，既然银行的数量也显示出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为何人们还为银行“垄断”争论不休呢？

　　在所有与银行相关法律中，均有设立银行的审批规定——即银行的设立需要银监会审批。我们不知道那些地下钱庄的经营者们，是否尝试过走“正道”，向银监会等监管部门申请发起设立银行，但没有一家纯粹民营城市商业银行的现实，已经向人们证明，所谓的“正道”是走不通的。

　　这才是最具讽刺意味的局面。从法律层面，开办银行的主体和条件都是明确的，从需求层面，大量中小企业需要民营中小银行服务，但现实却是数百家银行获得“垄断暴利”，大量民间资本眼看着这个行业巨大的利润，无法参与。

　　这就像在一条光明大道上，有一块无形的玻璃墙，路牌指示前途坦荡，但真要走上去就会碰壁，而这个“壁垒”无人提起却尽人皆知。

　　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并不在于“垄断”而在于“管制”。所谓管制，是指由政府机构制定并执行，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

　　银行准入的管制，是银监会内部掌握的审批权。之所以说是“内部掌握”，因为法规中“银监会审批”的条款，从未明确审批通过或者不通过的条件是什么。这种藏在暗处的管制权，如同一个巨大的筛选器，设置了一个“谁才能开银行”的筛选条件，它既可以批准上百家城市商业银行，也可以挡住想进入银行业的民营资本。

　　那些入选的“嫡系银行”就算有几百家之多，也可以共享“暴利”，形成一种罕见的集体垄断，而那些无法进入的“体制外资本”，只能在地下流动、在法律边缘营生。

　　美国有上万家银行支撑着15万亿美元的GDP，中国仅靠为数不多的“体制内”银行，支持40多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总量，显然会矛盾重重。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不在打破“垄断”而在取消“管制”、取消那些看不见的审批门槛，让民营资本可以“依法”开设银行——这样的放权让利，对政府来说只是一小步，但对中国金融改革，却是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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