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异族”与“老异族”

　　有清两百多年，在政治上几乎一直实行高压政策，一直防范着汉人的抵抗，因而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廷统治集团始终对民间秘密结社严加管制，试图将一切有形的反抗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现在由于大阿哥事件导致外交困难，怎样化解困难，怎样让各国公使给点面子，端王爷似乎接受了前山东巡抚毓贤的建议，有意释放民粹主义空间，利用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玩弄一场极端危险的政治游戏。

　　文明冲突

　　民间秘密结社在中国有着非常古老的传统，这其实就是中国乡村居民自我救助的一种古老方式。这些看不见踪影的民间组织具有非常强大的能力，能够在政治高压极端严重的社会形态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晚清很长时间在中国北部活跃着不少民间自由结社团体，他们之间并不构成统属或合作关系，最主要或最大的秘密结社是流传久远的白莲教，这个组织随着满洲人入关定鼎中原，就开始站在汉人立场上反抗满洲人的统治，将满洲人视为周边“异族”，无法认同。因而在清代前期很长时间，“反清复明”的政治、军事抗争并没有绝迹，即便在政治统治最严厉的时候，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民间秘密结社照旧有办法为满洲人制造麻烦。

　　到了近代，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随着《马关条约》放开对外国资本的管制，各国严重过剩的资本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在这块尚未获得充分开发的沃土中淘金。各国资本带给中国巨大的增长机会，当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与外国资本相伴而来的还有各国传教士。传教士在明末就大量进入中国，他们那个时候一方面向中国人宣传上帝，传布福音，另一方面对中国文明心存敬意，对中国的政治架构和文明形态都充满好感。进入近代，新一代传教士已经失去老一代传教传统，他们虽说没有刻意贬低中国文明的价值，但更愿意宣扬与中国文明很不一样的西洋文明。传教士传播的西洋文明对中国文明构成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其实就是一种“文明冲突”。中国人对蓝眼睛、高鼻子的西洋人很长时期不太习惯，但也在慢慢的相处中觉得西洋文明自有其价值，自有中国文明所不及的东西。

　　中国人对传教士的心态是矛盾的，很难说有坚定的排外心理，因为他们毕竟看到许多传教士确实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在中国辛苦传教，力所能及地帮助中国人克服困难化解物质的或精神危机，越来越多中国人就在这种情形下慢慢脱离了传统中国无信仰的生活形态，逐渐脱离了先前的关帝信仰、孔子信仰，慢慢改信了基督教、天主教，成为西洋文明在中国的传人。

　　虔诚皈依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国人当然绝大多数是善良中国人，或者说是好人。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代早期皈依西方宗教的中国人中也有一些“不良”的中国人。这一方面因为传教士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不理解，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各国教会、各个教派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有点饥不择食，盲目发展。也就是说，不必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必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不良”之士，甚至有一些不为中国人所耻的地痞无赖。这些不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民间社会中西矛盾，西方传教士无端替那些“不良”教民承担了责任，背了黑锅。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的充满善意与好感的西方人，可能在另外一些为数不太多的中国人那里反而成了问题，成了比“老异族”还坏的“新异族”。

　　不安分的传教士

　　甲午战前，中国民间对西方文明的敌视并不那么严重，尽管有一些不良教民打着传教士的招牌做了一些坏事，但中国人知道这并不是传教士的主流，更不是西方文明的主流。那时候虽然也发生一些教案，但基本上都具有具体的经济的诉求，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更没有政治的或文明的深度诉求。

　　战后则不然。随着各国资本大幅度无限制进入，随着列强在各地筹建的铁路、矿山逐渐开工，随着外国物品几乎毫无限制地输入，近代新兴工业兴起了，中国人的生存条件、生活习惯也就随着改变了。一部分中国人毫无疑问提升了生活品质，但是也不必怀疑，另外一部分人，而且可能是多数人却因这些“发展”相对贫穷，甚至因失地、失业而绝对贫困，他们的生活不是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

　　个人的生命感受最直接，这种感受使这一部分沦为弱势的人群只能将责任归罪于不敢得罪洋人的官府。至于洋人，当然更是这个弱势群体讨厌反感的对象，他们对那些仰仗洋枪洋炮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充满愤怒，对那些凭借洋教士狐假虎威为非作歹的“二鬼子”教民更是极端痛恨。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这些传教士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他们在甲午前一般地说来除了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各国对华投资大幅度增加，各国在华利益大幅度提升，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他们的本职工作，而是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根据德国外交部机密文件，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兵占据胶州湾，将生米做成熟饭，以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政府同意租借胶州湾，然后将那里变成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职业定位和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是以宗教外衣从事宗教外的事务，自然引起中国人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各国在华经济利益份额加大，他们还是不能免俗，自觉不自觉地为自己的母国服务，扮演了一个传教士所不应该有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他们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他们都曾利用过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向自己的国家提供过有关中国的情报，甚至鼓吹过瓜分中国，建议其母国政府在中国建立政治的或军事的基地。在某种程度上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索要租界地，争夺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手段实现这些计划，传教士在其间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有很长的经历，精通中国语言、国情和内部事务，具有广泛的人脉。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各国资本进入中国，各国在华谋求势力范围大幅度投资，可能并不会这样顺利。传教士在中国两百年的经营确实为西方资本顺利进入中国起到先导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后中国民间社会与西方资本发生冲突，自然而然将传教士作为斗争矛头。

　　大开发后遗症

　　就战后中国各地接纳外国资本情形说，山东的情况最典型也问题最多。德国人很早就开始在中国投资，但真正大规模的投资还是在甲午战后，主要区域在山东。特别是德国在1897年强占了胶州湾之后，大规模的投资，大规模的开发，给山东带来了新气象，也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

　　德国资本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开发矿产资源，从事中心城市的基础建设，德国人像模像样地经营山东，这原本是一件大好事，然而由于各种配套措施跟不上，好事变成了坏事，而且引发无穷的灾难。

　　按照中德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修筑铁路、开采矿山一旦占用老百姓土地及房屋，都应该给予相应补偿，并优待。这是中德两国中央政府层面的谅解，但将这些谅解分解到山东，再由山东巡抚衙门分解到各府州县，约束力层层递减，到了最后，那些被强占了土地和民房的老百姓或者根本没有得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作为弱势一族，他们也不知道别人的情形，只能自认窝囊自认倒霉。这就是后来政治动荡的种子。

　　仍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在德国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的“开发区”，一旦发生民众因补偿或其他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或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低，当这些突发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德国殖民者的效率提高了，农民骚乱被镇压了，但土地被征用而得不到补偿的情形并没有解决，而农民对德国人的仇恨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加大，山东民众对德国人的霸道骄横当然越来越反感。

　　为平息民怨，参与处理纠纷的山东地方官曾向总理衙门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双方原先的约定，但凡租借地之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庶免喧夺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北部中国民间社会原本就具有的秘密结社重现江湖，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其原初宗旨，有反对“老异族”的“反清复明”渐渐变成了反抗“新异族”的主力。

　　原山东巡抚毓贤看到民间秘密结社的这个倾向，陷入外交困境的端王爷其内心纠结遂被毓贤一语点破，各国公使既然这样不给面子，那么就稍微释放一下民众对外国人的情绪吧，端王爷只需耐心坐等各国公使登门求救即可。毓贤的建议确实具有独创性，然而各国公使会随毓贤的指挥棒起舞吗？■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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