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你的名字叫虚无

　　4月15日，青岛，天泰体育场。

　　在这座因为硬件不达标而令中国损失了半个亚冠联赛席位的球场里，客队外援安东尼奥一拳甩在主队球星郑龙脸上，吃到红牌后在青岛替补们的追打中窜入了球员通道。

　　青岛方表示，这货就是来打架的。

　　客队申鑫方表示，两个失球都和裁判有关系。

　　乱么？还不够。在此前结束的两场比赛里，做客输球的山东鲁能与河南建业两个俱乐部，不约而同地站出了一位向主裁判挥舞百元钞票的工作人员，道具真实，完全超越了此前通行于世界足坛的点钞票手势。

　　建业方表示，主队在我方有球员受伤倒地中止比赛后没有交还球权，并利用此机会得到了点球，而吹罚点球时，伤停补时已经走完了。

　　对手大连阿尔滨表示，一场比赛90分钟，建业队员就躺了10分钟，并且还毫无压力地在本方禁区玩起了排球而没受到任何惩罚。至于补时期间的那次受伤，某人碰到小腿后捂着膝盖在地上躺了足足一分半钟……

　　乱么？失望的球迷很难理解，赃官可以落马，黑哨可以进监狱，踢假球的球员也可以进去，中超联赛的总投入可以在单赛季达到数十亿元之多，但我们可怜的球迷们却还是不断地看到各种乱相在自己眼前上演。

　　赛场之外，大投入的上海申花正在演出一场大闹剧。一个多月前该俱乐部新闻官为媒体提供的稿子里，那位温文尔雅信心十足为了丰富人生经历和完成挑战而来到上海滩的超级主帅，目前正在为分手费和俱乐部大斗心计，从目前的消息来看，要将他赶走的，正是他的法国同胞，下嫁中超的世界级球星阿内尔卡——后者目前正忙着将自己各个时期的发小弄进申花俱乐部充当教练。

　　尚有许多故事，不可一一罗列，但球迷的感受却不见得有什么新鲜感，失望、沮丧、愤懑，不外如此。和以往比起来，大约多了些异地攻击，对媒体的不满也多了些，很好理解，当中国足球本身作为一个出气筒已经受不了那么多怨气时，需要增多一些发泄的对象。而藏在这些负面事件和情绪之后的，是得不到答案的虚无感。

　　比较直接的一种虚无在于，球迷乃至社会，在我们的环境中被培养出了一种单线式的思考方式。足球成绩不好，罪过就在环境不好，环境不好，罪过就在假赌黑或者差钱，反过来说，一旦假赌黑被清理掉，又不差钱，这环境必然就好了，成绩也必须得好了。可放眼望去，球队的技战术水平仍看不到什么提高，这种全方位的单线条思路又决定了，大家都没有什么耐心等待——联赛才打了6轮，已经多少教练下课了。而卫冕冠军，在国内与亚洲双线高歌猛进的广州恒大队，其球迷不断地鼓噪主帅下课，而管理层也毫不掩饰他们与世界名帅们的眉来眼去。

　　这种虚无可以这样表述，可以用来承担责任甚至罪责的“单位”有很多，比如无能且黑，蛮横且肥的足协；糟糕到可以令我们的亚冠资格受到影响的场馆条件；可以用指头数出来的足球人口；拿着高薪却几乎一无是处的球员与教练们；等等。当然也少不了百骂不厌（以及不变）的罪恶之母——体制。这种用来承担责骂和挖苦的单位，可以列成一卷清明上河图，但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当真很难找得出来。

　　这两年议论青训系统的颇多，议论大投入引援的颇多，恒大的实干也得到了成绩与民意上的双重报酬。但现今大众的支持是极为有限和脆弱的，很难经受哪怕是一丁点挫折，球迷如此，老板如此，社会舆论同样如此。这并非是对中国足球热度的怀疑，而是每一轮中超联赛，每一轮回中国国家队比赛，都在验证的事实。甲A联赛刚开始，球迷屡屡挂出的那块横幅“胜也爱你，败也爱你”是我们的足球至今还没赢回，也没找到方法赢回的东西，在赢回这样东西——信任之前，要想中国足球的整体真正有所进步，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没有普遍的信任，家长就不大可能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学球；没有普遍的信任，成绩稍有回落，球迷（老板）就会停止消费（投资）；没有普遍的信任，任何一次有疑问的吹罚都会引来规模不等的骚动——一如本文开头的情景。但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任何失去了信任的，想要赢回信任都是那样的艰难。医院、学校、红十字会、各种产业，无数行当都在被质疑，都在信任危机中进行各种公关，足球产业又怎能例外呢。

　　和各种社会问题一样，技术上的问题诸如打法、运动员选材、场地、买人、职业性等种种都是表面原因。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项运动在我们这里存在与开展过程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持续性等。我们为什么要让中国足球强起来呢？是因为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还是大家都喜欢？这种喜欢体现在什么样的调查数字上呢？有清白的数字可以体现球迷的数量和地位么？中国足球协会管理中国足球的合法性体现在哪里？谁将这个权力委托于它？谁来监管它？它的执行过程，乃至它辖下的俱乐部与种种机构的运行是否具有足够的透明度，是否能向球迷和社会证明它们的合法性与干净，并且展示一个说得过去的执行效率。

　　这便引出了中国足球乱相背后的，最大的虚无。中国足球成为一种用来绑架社会的权术，如何绑架呢？当人们关注它的时候，这个行当的相关人士疯狂地为自己捞取好处。当它出问题的时候（一直都在出问题），这个行当的操作团体利用它所处的官僚体系，轻松地利用官僚对调啊，国有资本介入啊，来转嫁问题，而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官僚体系亦能轻松地调配好承担全部责任的角色。最糟糕的是，它在一种不给出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不允许你不关注它，除了大量的相关新闻与广告，各级官员时不时都要发表相关讲话，并且让度许多权力给投资者，鼓励它们搞足球。欧洲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搞足球，它们处在一个整体上都比较富裕的社会中，它们有充分的金钱、精力和现代文明程度，可以彻底消费足球；南美、非洲，以及部分欧洲较穷的国家，他们搞足球，基本是输出劳动力。这两者大概便构成了世界足球的拼图，而我们国家搞足球的基础则相当奇怪，既不像前者那样进入了普遍富裕的世界资源支配者的社会，也不像后者那样拥有无数天生足球天赋出众的可供输出的“劳工”。我们搞足球，最大的理由大概就是——这是世界第一的运动，必须搞下去，并且不计代价地搞下去。

　　要进行一项事业，借孔子的话说，须要先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足球产生种种怪相，头痛医头的法子已出来过许多，所谓懂得足球的专业人士，几代下来也颇积累了一些。但足球在我们这里所产生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是其中种种弊端的基础。这个国家被培养出了数量庞大的球迷，从中也生成了不小数额的消费，但这一切的落脚点在哪里，它必须有一个实质性的基础。足球在这里不是一个高收入社会的一种消费文化，也不是一个可以为大量贫困家庭提供可靠就业及进入主流社会机会的渠道，它在我们的社会中立足的根基是什么？

　　一百次打黑和一百个大老板恐怕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球场上打一架，倒是在一瞬间解决了许多人的心痒。在中国，足球可能仍能算作第一运动，虽然打篮球的青少年更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也是最虚无的运动。■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萧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