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信、电力等一些规模大、具有垄断性的基础产业，倘若完全用招标拍卖方式争夺执照，对该行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总体而言，招投标无疑是一种透明度较高也比较公平的方式，但任何做法的合理性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且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之内。
在电信、电力、水务等一些规模较大门槛较高、具备较多垄断特征、对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产业，倘若全面彻底放开市场准入和竞争，完全用“价高者得”的招标拍卖方式争夺执照，对该行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是否有利，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
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都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拥有完全的信息。他们在争夺执照的白热化竞争中完全有可能开出自己事后也会认为近乎癫狂的高价，以至于超过这份业务未来收益所能承受的限度。
以下因素还会进一步逐级加剧他们的非理性出价：
由于这类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都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经营者只拥有企业部分股权，甚至小部分股权，这种局面并不利于行业发展，还会潜移默化进一步加剧决策者用别人的钱去冒险、去创建自己“王国”的道德风险。
适度的负债率本来就可以提高股本的投资回报率，在这类固定资本投入较高的产业，企业运营资金中更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贷款，这样的资产负债结构也会激励企业经营者的赌博心态。
如果竞争贷款、从事同一业务的企业数量过多，把贷款价格（也就是利率）抬得过高，在信息不完全的信贷市场上，敢于开出最高价格争夺贷款的不会是靠谱的经营者，反而更有可能是不靠谱的投机家。
发达的资本市场还会进一步激励企业经营者、投资者的非理性群体行为和道德风险。
在股市火爆时，企业股价的高低、融资的成绩常常并不取决于其实际经营业绩，而是取决于其“讲故事”的能力；在出名和佣金的诱惑之下，分析师向股民兜售的常常不是股票的市盈率，而是“市梦率”，在企业上市前入股的风险投资更有着强烈的动机对这种思维方式推波助澜。
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天价的企业和资产并购、高价争得炙手可热的业务牌照，所有这些大手笔的支出，都会被市场视为利好题材而大炒特炒。
正因为如此，在次贷危机之前电信业放开管制、执照拍卖的热潮中，从欧洲到印度，涌现出一大批新兴电信运营商，一起将电信业务牌照的拍卖价格抬到了惊人的高度。
当时看来，这些貌似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三全其美：企业拿到了牌照；政府得到了更多收入；多家竞争压低了服务价格。
然而，金融危机风暴一起，所有这一切发生逆转。
电信运营商因为争夺牌照付出价格过高而无力更新技术装备，在下一轮技术革新浪潮中出现落伍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则因为竭泽而渔而在后来备尝财政收入紧张的苦涩。
没那么自由化的国家日子则要好过得多。
2013年底，中国移动拥有的4G基站数量已达到约20万座，超过全欧现有基站量的总数。再加上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预计2014年底中国4G基站数量总额可达到约100万座，占全球新建4G基站总数的约6成。相比之下，2013年底，欧盟移动网络用户只有2%是4G。
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欧盟电信运营商企业过多，此前3G牌照投入力度过大，利润过薄，以至于现在即使有意全面快速上马4G，也只能是有心无力。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还能不假思索地主张不设任何条件地放开无节制的竞争吗？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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