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医生的抗癌手记

　　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主攻恶性肿瘤。从医30年来，做过上千台手术。突然之间，一张病理报告单将我从医生转换为癌症患者，亲历了所有病人经历的一切。

　　查出癌

　　2013年10月8日，我凑了几天假回老家看望父母。他们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我很是放心不下，一早就带着他们到医院体检，我也顺带做了个B超。

　　我有胆结石十几年，时断时续地痛，痛的时候吃点儿药，不痛就懒得管了，已经多年没做过全面体检。当探头触及到我胆囊的时候，B超医生眉头皱了一下：“胆囊有一个3厘米的实性包块，有血流信号，不太好啊，赶紧手术吧。”第二天我做了一系列相关检查，核磁、CT、肿瘤标记物，都指向恶性肿瘤。可毕竟没有病理结果，我仍然心存幻想。

　　10月16日，我做了手术。当胃管从喉咙插进去的时候，又干又痛，虽然医生操作极其轻柔小心，但我还是觉得万般无助，我为鱼肉，毫无尊严。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医生和护士谈笑风生。我在这个手术室工作了30年，周围的环境无比熟悉，可此时我却觉得陌生和恐惧。麻醉师问：“还好吧？”然后就把面罩给我戴上了。我睡着了，睁开眼睛那一刻，伴随着的是一阵阵剧痛。摸了一下肚子，腹带，引流袋，我知道自己真的是患癌了。

　　医生“杀人”的3句话

　　最痛的3天终于熬过去了，我开始下地。双膝酸软无力，走一步一身汗，伤口随着脚步的移动一下一下地抻着，那种痛只让人感觉生不如死。

　　之前，我也要求病人术后尽早下地，面对怕痛不愿意下地的患者，我总是一番长篇大论：“迟迟不下床容易粘连不易于恢复，还有可能造成伤口感染，如果再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就更麻烦了，咬咬牙，下来走走。”生病之后，我才理解患者对医生的那份信任和依恋，还有什么比生命之托更重的呢？

　　主任来看我，我抓着他的手，泪水瞬间就下来了。问他病理结果，他丝毫没有隐瞒，然后握握我的手：“安心养病，别想多了。”主任的副手开朗健谈，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博士。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的患癌病人十几年来如常人般高质量地生活着。主任的握手、博士的故事如同强心剂一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安慰。虽然我也是医生，一直从事恶性肿瘤的治疗，但是临到自己头上，还是束手无策，希望能从医生那里获得鼓励和支持。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有人笑说医生也有“杀人”的3句话：不好、晚了、早干什么去了。之前我总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不以为然。每当有病患家属问我愈后情况时，我总是告诉他们生存率的统计数据。面对可怜的百分比，家属悲痛得不能自已，我表示爱莫能助，很少宽慰劝解。而今，我既想知道自己的愈后情况，又不想听到那些冰冷的数字，我最想听到一句：“手术很成功，一切都会好的。”哪怕仅仅是出于安慰。

　　我选择了化疗

　　术后一个月复查，我的身体恢复得不是很好，发烧成了家常便饭，每天的活动仅限于在家里走上两圈，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我彻底接受了自己是一名癌症患者的现实，每一次亲人朋友来看望，我都泪流不止。知道患癌的那一瞬间，我头脑里闪现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我舍不得乖巧的女儿，放不下体贴的老伴，扔不开年迈的父母。大家都劝我振作起来，可是我承受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压力你们谁能理解，谁又能替代？

　　术后对于是否进行化疗，医生们意见不一，我选择了化疗。我有温暖的家，有热爱的事业，无论多么艰难痛苦我都要努力活下来。对化疗的痛苦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12个疗程，3种药物联合的超强化疗方案终于结束了。半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各种化疗的不良反应，发烧、关节痛、神经炎、血小板低、打白介素后的周身不适……终于，一切苦难都结束了。化疗结束一个多月后，我做了全面的复查，一切都好。我挺过来了！

　　30多年的从医生涯我问心无愧，自认对病人尽到了100%的责任。而今，站在一个患者的角度上思考我的职业生涯，我又觉得自己似乎可以做得更好。对于患者而言，也许医生短短几句鼓励就能成为患者做完整个治疗的支撑。等我重返工作岗位的那一天，我一定会面带微笑地和每一位病人问好，轻声地告诉她：“别怕，我也是一名癌症患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术后，我会问她：“感觉怎么样？疼得厉害吗？要不要用些止痛药？”

　　当过患者之后，我一定会是一名另一种评判标准下的好医生。

　　康康

　　（摘自《北京青年报》2014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