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早晨，伦敦市民一出门，就一头扎进了结结实实的雾霾里。
最开始，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这是1952年12月，满城的雾霾还被本地人视为发展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大量煤炭的燃烧，伦敦街头的雾霾是黄褐色的，带点儿异味，其主要成分是烟尘、焦油颗粒和二氧化硫，“浓稠得就像一锅豌豆汤”。
12月5日的这锅汤，稠得有些过了头。不止一个行人发现，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连脚都见不着。大雾让伦敦陷入停滞。路面上的公共交通完全不顶用了，大白天，司机开车除了打开车灯，还得把脑袋探出车窗去查看街道上的情况——然而他们基本上看不见东西。泰晤士河上的船停了，进出伦敦的火车停了，飞机航班也停了。在伦敦市区，标志性的双层红色大巴得由人引着路，才能继续在街道上行驶。因为观众看不清舞台，伦敦的剧院停止了演出。当局建议学校放假，因为他们担心学生在大雾中找不到回家的路。
有专家估计，在这个12月，伦敦城的PM10浓度大约处于3000～14000μg/m3之间，大约是当时平均水平的50倍。如今在伦敦，这一数据基本上保持在30μg/m3左右。另一种说法是，当时城里的PM2.5指数，在最高时达到了破天荒的1600多。
12月6日正好是周末，那之前的一周，伦敦城里有945个人去世，而下一周，这个数字飙升到了2484人。
大量的死亡，就是那场大雾被铭记至今的原因。那一周，因支气管炎和肺炎去世的人是平时的7倍。最初，政府部门报告说，主要的死者都是老人、患有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慢性心血管疾病的人，后来的研究则表明，许多中年壮汉也在这场大雾中离去——45～64岁这一年龄段的市民死亡率也比从前提高了3倍。雾霾同样伤害到了新生的婴儿，这一群体的死亡率在12月5日后的那一周内是平时的两倍。
那一周的雾霾夺去了1.2万多名伦敦市民的生命，更没有人说得清多少人因此患病，或是那些在雾霾中度过童年的孩子是否在成长中面临更多风险。
这场灾害同样带来了改变——英国人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1956年，《清洁空气法》在议会获得通过，伦敦摘掉“雾都”的帽子，就得从这时候开始算。
一城的市民，用数以万计的死亡，换来了全世界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
黄昉苨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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