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一个无法归类的“勺子”

　　黑衣、黑裤、黑墨镜，11月16日，在电影《一个勺子》首映礼开始前，陈建斌以平素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标配”形象，坐到《综艺报》记者对面，接受采访。

　　没有坊间传闻的寡言与不合作，陈建斌有问必答、滔滔不绝，偶尔还流露笑容。期间，装在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两次，他摸出来，也不看，直接摁掉。谈话继续。

　　然而，自持、疏离的姿态如影随行，伴之西北人特有的一种审慎。采访全程，墨镜始终遮掩着陈建斌的眼睛，让他与记者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采访结束，陈建斌简洁地表示谢意，之后果断转身，迅速消失在贵宾通道深处。

　　对于带着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最佳新导演以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光环，却又“命途多舛”的《一个勺子》，用“作品即人”来形容，恐怕是恰当的。沉重的主题、极简的镜头语言，灰暗的色调，浓重口音的西北方言……共同制造了一种离间感。这种离间感与陈建斌本人的气质有着某种程度的统一。然而，陈建斌却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核是有价值的，是我喜欢的。”问他什么是“有价值的”，他的答案是“通向人性本身”。

　　《一个勺子》改编自河北作家胡学文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用陈建斌的话说，这是“关于一个人和内心某种东西斗争的电影。”它讲述淳朴的西北羊倌“拉条子”（陈建斌饰）与妻子“金枝子”（蒋勤勤饰）救助了一个流落街头的“勺子”（金世佳饰），却为自己惹来不尽麻烦的故事。“勺子”在西北方言中是“傻子”的意思，在影片的最后，丢失了“勺子”的“拉条子”，戴起“勺子”留下的遮阳帽，迷失在自我身份的认知中。

　　“人性悲剧”“黑色喜剧”“荒诞现实主义”……坊间对《一个勺子》已有多种解读，问陈建斌自己如何归类这部影片，他回答，“我没有给它归过类，我觉得好的电影就跟生活一样。生活是无法归类的，它什么都有，让你觉得五味杂陈。”这样的界定与作为导演的陈建斌互为映像——45岁的非典型性新人导演，希望作品“又文艺又赚钱”的电影作者、一个执拗于电影创作的“勺子”……同样难以归类，自成一格。

　　10多年准备20天拍摄2年等待第一次拍电影，同时兼任编剧、导演和主演，陈建斌带着不到百人的剧组只用了20天时间。这20天里还包括中途给演员放的1天假。“剧组每天实际工作时间是10小时左右，最长不会超过12小时。”专门负责技术的DIT部门起到很大作用，“拍完当天就检查内容是否合格，不合格就重拍。第一天拍完，第二天就能看到大致剪好的内容。”

　　但在陈建斌看来，如此高效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己“明确知道想要什么”。此言不虚，算起来，陈建斌已经花了10多年时间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做准备。早在1999年，陈建斌就写出剧本《菊花茶》，并出任主演。如今回看这个“第一次”，陈建斌表示，“并不喜欢，不知道怎么就写出这么一个本子”。之后编剧生涯暂告段落，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最想拍的“那个东西”。

　　2013年的一天，陈建斌原本要打电话敲定一部相中的小说版权。事没成。正好手边有本《人民文学》，他随手翻阅，看到《奔跑的月光》时，停了下来，“它就像一个瓶子，可以容纳我这么多年想要表达的东西。”陈建斌马上让助理跟作者胡学文联系，买下版权。

　　陈建斌用4个月时间，以手写输入的方式，一笔一划在电脑上把它改编成这个关于“勺子”的故事。“我经常觉得人们说一个人傻还是不傻，其实是站在某一种特定角度上而论，但当这个角度发生变化时，你会发现聪明和傻发生了位移。不止于此，在生活中好和坏的标准、是和非的标准，换个角度也都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之后就是跟朋友谈好投资，找好演员，勘好景。运用10多年在影视圈积累的口碑和人脉，这些都不成问题。万事俱备，只待开机。陈建斌并不知道，等在面前的将是怎样的一场曲折——开拍前一家投资方撤资、原定班底换血、因主演王学兵涉毒影片上映延期、重新剪辑删去9分半的戏……在距杀青将近2年后，《一个勺子》终于在今年11月20日登陆全国院线。

　　如今提及于此，陈建斌不以为意，反而是“本想用一种小型拍摄器材进行近距离拍摄，但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成功”，成为整个过程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困难。“其实所有的困难我都想象到了，我当过好多年的演员，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剧组，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状况，这些困难对我来说都不新鲜。”

　　归根结底，真正的困难还是来自“自己”。“写剧本时，这个剧本的走向在哪里？拍摄时，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得我自己决定。那我的判断是不是足够准确？能否靠得住？这些来自自身的压力才是最大的困难。”

　　陈建斌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能靠自己。“拍20天电影，真是高速运转，我从来都没有那样持续地、集中注意力地思考过，这个经历非常难得。”

　　下一部跟《勺子》相距十万八千里与很多新人导演处女作的“技不惊人死不休”不同，《一个勺子》从影像表现形式和结构上都呈现出简单、素朴的特质，并没有在技巧上刻意追求，反倒形成自己的特点。陈建斌说，“我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拍这部电影的，我自己就是这部电影首先要满足的观众。”

　　开拍前，陈建斌参考了大量国外影片，国内唯一被参考的是《秋菊打官司》。“这部片子是这20多年以来农村题材中拍摄方式最好的，无出其右。”陈建斌对其拍摄手法、演员表演、导演手法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一个勺子》很多镜头采用偷拍方式，演员们身上的衣服也都是原生态，从实地购买、消毒。

　　陈建斌认为《一个勺子》是一部“形式即内容”的影片，“只有根据内容来寻找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才是最准确的。我镜头下的乡村当然也可以拍得非常美，但我觉得只有观众现在看到的这种镜头语言才能够最直接、最有效地传递这个故事的主旨。西北的现实就是那个样子，我既没有丑化它，也不想美化它。最重要的是人，是人在荒谬处境里的荒谬反应。”

　　然而，面对被商业大片滋养成长的中国观众，这样粗砺沉重的作品能否被普遍接受？陈建斌表示并不为这个问题所困扰，“观众有什么样的反馈我都能够接受，也都能够理解。这样才是正常的，每一部电影都一定有属于自己的观众，它要找到适合它的观众，观众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电影。”

　　这也是陈建斌一定要让《一个勺子》上院线的重要原因。“我希望它被更多人看到，可以跟观众有良性的沟通和互动。观众的感受像镜子一样，通过他们，我就知道后边再拍电影时，应该修正哪些方向。”

　　正是这样的企图心，让陈建斌愿意接受影片营销层面的各类商业运作。《一个勺子》的整体营销都充满浓烈的商业意味，无论是现代化的海报设计，还是充满后现代解构风的预告片。在刚刚结束的城市路演中，陈建斌积极配合，与观众亲密互动，甚至主动爆料自黑、制造话题。他还亮相与《一个勺子》同档期的《007：幽灵党》首映礼，放豪言“叫板邦德”。而《一个勺子》首映当天，更是邀请到黄建新、李少红、郑小龙、李玉、李亚鹏、蒋雯丽、杨澜、李静、鲁豫、马丽等众多明星到场助阵，制造出“众星捧勺”的新闻热点。

　　问陈建斌是否将自己看做一位“产品经理”，他摇头否认，“我这是第一次做导演，之前没有考虑到那么多东西，单纯就是想把这部电影拍好。但这并不妨碍我做第二部的时候会这么去运作。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必要做出改变。”看他看来，“商业运作的目的就是宣传，宣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进而让更多的人来看这部电影。对于一个导演，这就是最单纯的初衷。”

　　未来，陈建斌将把更多重心放到导演事业上，“第一部的经验会成为营养，帮助我做下一部更好更优秀、体量更大的电影。”“我不担心找钱的问题，在现在这样的电影市场，你只要有一个好故事，800个人都愿意给你投钱。”但前提是得有合适的、符合自己标准的剧本。“最好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背后还有我个人感兴趣的有意味的东西。”

　　对于下一部，陈建斌表示并不会为自己设限，“什么样的电影都愿意尝试”，商业的也不无可能。但它一定会跟《一个勺子》相距“十万八千里”，而且也一定是自己操刀剧本，因为只有这样，“它的好、它的坏我才能一人承担，不会找任何借口。”

　　对话陈建斌

　　只一部作品就给我找风格，这不客观

　　《综艺报》：为什么选择在西部这样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拍摄《一个勺子》？

　　陈建斌：我的家乡在西北，从地缘上讲，我对这里更熟悉更亲切，有深切的认同感。另外，我演了很多年的戏，一直想拍一部使用我家乡语言、也就是西北方言的戏。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龟城。龟城地处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它在明朝时是一座城市，到了今天里面住的全是牧羊人，特别符合我剧本里的身份设置。因为时代的变迁，龟城从一座曾经的城市变成了今天的乡村，有种张力在里面。再加上我喜欢那种在戈壁滩上凭空就起了一座城的感觉。更巧的是，当我决定要去这儿拍摄的时候，我的美术说他很熟龟城，之前在那拍过戏，好像命中注定一样。

　　《综艺报》：《一个勺子》不太好归类，说它是喜剧，又好像有悲剧主题；说它荒诞，又有现实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你自己怎么给它归类？

　　陈建斌：我没有给它归过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故事片。我觉得好的电影就跟生活一样。生活无法归类，你说它是悲剧，是喜剧，还是悬疑荒诞剧？所有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的生活，让人五味杂陈。

　　《综艺报》：你出演的话剧、电视剧作品非常多，你觉得这些表演对当导演有怎样的价值？

　　陈建斌：我特别感谢10多年话剧以及电视剧的表演训练。话剧演出的关键就在于长时间的磨合，演员每天都在排练，都在不断地找表演的那个“准确点”。电视剧的拍摄虽然很苦，但有特别好的帮助，因为它的量非常大，拍一部电视剧等于拍10部电影。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机会拍很多部电视剧，并且认认真真去琢磨的话，就等于你可以把所有相似的情景排练很多遍，就会找到很多表演的方法。另外，因为电视剧组有一定的灵活性，遇到某种方案无法达成时，就会改换路径。这个特别重要，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第一次拍电影的人，掌握的资源不可能那么丰富，就得想办法，只要灵活机动，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综艺报》：整部电影里，你最喜欢的段落是什么？

　　陈建斌：整部电影我都喜欢。因为它符合我对好电影的判断。好电影应该是拍什么比怎么拍更重要。我认为《一个勺子》的故事核是有价值的，是我个人喜欢的，它配得上我们这么多人、花那么长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不像一些非常绚丽、非常庞大，但是故事核却毫无价值的电影，它是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满意的。

　　《综艺报》：今年上映了很多新人新作，在口碑和票房上成绩也不错，你怎么评价他们？

　　陈建斌：我非常关注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现象，说明时间到了，该有新人出现了。如果总没有新导演，永远是老导演在拍，反而不对了。就应该有20岁的、30岁的、还有40岁的导演，拍出各种各样的电影。

　　《综艺报》：今年有许多中小成本的文艺片上映，得到广泛关注，你是否认为这意味着这类文艺片的春天来到了？

　　陈建斌：我有一个伟大的预感，中国电影新希望就是从这些中小成本影片开始的。我看了一部分，都非常喜欢。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电影，电影院里只有一种类型不是什么好事。爆米花再好吃，你天天吃、顿顿吃，吃一年、吃10年，也会觉得是一种苦役。不同的类型从哪里开始？当然是从中小成本制作开始。我觉得所有的好东西开端都是弱小的，但你不能因为弱小就小瞧它，可能等它长大了，就会了不起，能改变整个风貌。

　　《综艺报》：下一部电影有计划了吗？是会继续坚持《一个勺子》的风格，还是会尝试比较商业化的路线？

　　陈建斌：我什么样的电影都愿意尝试。第二部肯定要拍，拍比这一部更好更优秀的电影，它的故事跟形式会跟《一个勺子》相距十万八千里。但《一个勺子》不过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如果只从一部就说我是什么风格，这不客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形式就是内容，用什么样的手法取决于面对什么样的内容。《一个勺子》遵循的就是这样的原则。

　　《综艺报》：还会是自己写剧本吗？

　　陈建斌：现在看来只有我自己写了。之前我也找别人帮我写过，但是不行。一是好编剧不好找，二是你跟编剧合作的过程中有一些受限制。你心里的那个东西很微妙，很难用语言形容，最终还得自己写。我对自己说，如果你连剧本都写不出来，你就别导这戏了，这是我给自己的最低标准。而且自己写出来，未来也没什么可推托的，不能最后出来个《一个勺子》，你就去怪编剧，“我本来是要拍‘007’的”。不管它好还是坏，我一人承担，没有任何的借口。

　　文/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