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义利观

　　●职场是“求达”的地方

　　●义利关系是人人都回答的问题

　　●义是约束条件，利是目标函数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职场和学校的一大不同在于，学校是“求真”的地方，而职场是“求达”的地方。什么是“达”呢？“达”就是效率、效益或利益，也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简言之，就是求利，为组织求利，为个人求利。所以“义利关系”问题是所有身在职场的人都要回答的问题，根据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他或她是不是一个真的君子。

　　关于义利关系的争论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了，有人主张“重义轻利”，有人主张“义利并举”，也有人主张“利字当先”。“义利之辩”是从孔子开始的，争论各方也主要用孔子的观点阐述自己的立场，如，“重义轻利”者抓住孔子的两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为于利”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竟然发挥到把“义”和“利”和人的欲望绝对地对立起来、“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步，直接导致国人思想僵化，羞于言利，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持“利字当先”主要是揪住孔子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句话，富而可求，即使执鞭去给别人赶马车我也愿意干，主张“重义轻利”是伪君子，嘴上重义，实际上重利，也是一种把义利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而主张“义利并举”的人是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简单折中，也是不得孔子义利关系的思想要领。

　　“义利之辩”本身有一个悖论，它是孔子挑起的，又是孔子说得最明白的。问题出在孔子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就“义”和“利”说过很多话，后人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往往抓住孔子的一两句话，甚至是半句话就当作自己立论的根据了。其实全面看一下《论语》，问题就解决了。孔子论“义”的话说了很多，论“利”的话也有一些，而将“义”和“利”放在一起说的地方不是很多，第一句在《里仁》第五章里，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真君子是实话实说、不装腔作势，孔子是真君子，他直言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如不是正道得来的，就不能要；贫穷和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就不要摆脱。第二句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么义而富且贵呢？孔子虽然没说，但他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是人人的追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为于利”，孔子的义利观中，这句对后世的影响最大，经过后代儒家的发展，直接导致义利的尖锐对立，非此即彼的义利观。联系孔子在其他场合的义利关系论述，和讲这句话的语气，我认为孔子的本意是，君子遇事把义放在第一位，小人只知道利。而人们遇事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优先次序上是不言自明的。孔子思想和市场经济是契合的，他的义利观尤其契合。市场经济建立在人性利己这个假设基础之上，这个假设认为人们做任何事时都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过：“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看，世人都是商人，都在买着什么，卖着什么，比如，官员“出卖”服务，教师“出卖”知识，哲学家“出卖”思想，牧师“出卖”同情，得到的钱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任何人作为买方时，都是希望所买的商品价格低些，作为卖方时，无一例外地希望价格高些，这还不能证明任何人都是利己的吗？孔子是真君子，真君子“不装”，就像他没有掩饰爱当官和爱美一样，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爱财。在这个前提既定时，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谋求自己的“富且贵”了，孔子认为，只要手段正当，谋利是人性。如果手段不正当，或一时找不到谋利的正当手段，就应该“安贫乐道”。从经济学角度讲，爱财是追求最大利益，有道是约束条件，用运筹学中线性规划的语言表达就是在道义的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中的人都应该按这个模式在市场上工作和生活。这就是孔子的义利观，用一句话说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人们进入职场，目的多重，但挣钱谋生肯定是一个重要目的，对今天职场中人讲，一个月没有几千元的收入，就不能养家糊口，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了。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人，收入不多，可能连对象都难找。所以，不要耻于谈钱说利，只要取之有道，钱或利是多多益善的。只需要注意的是：绝不能发不义之财！

　　文/杨兆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