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与城市的未来

　　我们已经来到世界城市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人们正史无前例地涌向城市，而这一浪潮却还远没有达到它的最高点。但问题是，“人类世”中的城市化变革，到底是将给我们的时代制造更多的环境与社会问题，还是能提供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改造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民窟。

　　城市发展越迅速贫穷问题越突出

　　我拜访过孟加拉国南部城市库尔纳。当地的虾类养殖不仅让土地拥有者财富见涨，更让整个国家都从中受益——这一产业是该国GDP的第二大推动因子，其贡献仅次于纺织产业。

　　但这座城市在大获成功的同时，也将悲惨生活带到了它的郊区：人们蜂拥而来——每年都有近4万人迁往库尔纳——为的就是在“黄金满地”的库尔纳，淘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财富。

　　在当地的贫民窟里，我结识了不少这样的淘金者。他们往往七到十个人蜗居在一个单间的破屋中，这些人大多来自被河流侵蚀的村庄：海平面上升带来了越发频繁的洪水，由此日益盐碱化的土地令传统的耕作难以为继，随之而来的穷困潦倒，最终迫使村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这座城市。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人都期待着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给自己的孩子们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贾马尔·法基尔与他的妻子拉卡·贝古姆，曾邀我走进他们的小棚屋。他们带着五个孩子蜗居在这里。贾马尔是位人力三轮车夫，而拉卡与四个年龄较大的孩子——最小的只有七岁——都在几步以外的一家虾厂工作。虽然库尔纳离孟加拉湾还有150公里（约合90英里）之遥，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上升的海平面对人们的巨大影响。

　　贾马尔告诉我，如今每到满月时分，上涨的潮水就会灌进屋里，水深足以没过膝盖。而在五年以前，潮水甚至都很少漫进屋子。另一个在这居住了长达15年的住客也补充道，洪水还会汇聚成一个个散发着恶臭的死水池，很久都不会消退。

　　来自达卡大学的阿提克·拉曼，是一位专门研究当地海平面上涨的气象学家，也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成员。他告诉我，库尔纳的海平面正以每年7毫米的速度上涨，涨速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

　　上涨的潮水带给当地人的是一屋子的污水、疾病与破坏。洪水来袭时，人们撤到略高于地面的马路上，用篷布与棕榈叶搭成临时的栖身之处。当地人常常有着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水中含砷，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卫生太差，营养不良。

　　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城镇中，我都曾目睹过极端的贫穷；而发展越迅速、变革越剧烈的城市中心，其贫穷问题往往也越突出——例如内罗毕（在最近一次“最不适合居住的城市”调查中名列第二）和孟买。

　　以孟买为例：它正在向着世界最大城市的方向迈进，但它的贫民窟里依然居住着将近600万的人口——足足占到城市总人口的一半。这其中有很多人，就生活在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寓的阴影之下。

　　即使是欧洲的心脏地带，也不乏贫民窟的身影。其中最大的一座，里亚尔·加里亚纳谷地，位于马德里的郊区。这里有4万居民，都挣扎在极度贫困之中，基础设施异常匮乏，跟发展中国家的棚户区并无二致。

　　贫民窟已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

　　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0亿人居住在非正式的棚屋内。根据联合国估计，到2030年，1/4的全球人口都将成为棚户居民——而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3。

　　尽管邋遢阴暗、垃圾成山、污秽横流，但在这样一副贫民窟的景象之下，棚户区却能为未来的活力城市孕育出优质的种子。不少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都市，包括伦敦和纽约在内，最初都是诞生于贫民窟一般的胚胎之中。

　　在非洲、亚洲或是拉美的棚户区里，只需要几分钟，一个蓬勃而简陋的劳动力市场就可以成形：街头摊贩、修理店、理发师、临时电影院，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事实上，全球劳动力人口中，有超过一半都是非正规、未注册的。到了2020年，2/3的劳动力都将是如此。尽管这些非正规经济不会提供税收来源，但它却能实实在在地为上亿人提供就业岗位——而这些人的就业需求也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可以满足。而对经济与社会而言，来自这些街头小吃、破烂回收和手机贩子的间接贡献其实是不可估量的。

　　在接下来几十年中，全球近半的经济增长都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群——而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这些非正规的“贫民窟生意”。贫民窟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了——例如，拉美棚户区里的市场和街摊上，已经在出售着中国制造的服装和电子产品。

　　在缺乏国家自上而下的扶持时，贫民窟里的社区机制——包括儿童关照，合作批发销售，小额信贷以及基建工程的集资协定——通常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发挥各自的作用。

　　变革性的创新，像M-Pesa移动支付系统一样，最初就起源于肯尼亚棚户区里的街头商贩。当贫民社区自发地组织起来——就像他们已经开始做的那样——无论是靠当地人自力更生，还是依靠更大范围的国际援助（例如源自印度的贫民窟国际网络），只需要一笔比政府扶持少得多的资金，他们自己就能够做好对基础设施的改建升级。

　　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的奥兰吉贫民窟的居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己建起了一套排污系统，大幅降低了城市的婴儿死亡率。而在印度的德里，则有一家由街头儿童运作、并为他们自己服务的银行——“儿童发展宝库”。它让1000多位年轻的小顾客，可以在遍布全城的十二家分支里，放心地存放他们微薄的收入，攒下5%的存款利息。

　　合作——无论是为了实现更广泛的政策变革、工作条件的改善，还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既是一个贫民窟最大的力量来源，也是城市想要改造其最贫困区域时所必须致力培育的。在这样一个紧密而互赖空间里衍变的社区，通常都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贫民窟中，我曾经目睹过邻里们团结起来，为彼此修补风暴之后的房屋；我也曾目睹过一位妇女哺乳着另一位母亲的婴儿，而这位“失职”的母亲则在超市里为两个家庭而努力工作；甚至还有左右邻居都围坐在一个人家中，一同欣赏电视上的节目。

　　这并不是在赞颂这些社区里的生活——这儿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辛，疾病频发，且犯罪猖獗——这里的居民只能向贪婪无度的地头蛇花钱买平安，在繁荣社会被遗弃的边缘地带里自生自灭。

　　但无论是这“人类世”中都市移民的庞大规模，还是类似于手机（甚至是越来越普及的智能机）这样的穷人也能享有的尖端工具，甚至是不断全球化的文化与商务——这每一个因素，都意味着这些城市的最新加盟者，能够对城市的未来施加前所未有的影响。

　　最好的投资是将分散区域融为整体

　　在改造贫民窟这一方面，有些城市做得比其他地方更好。愈发高明的规划者们，正在试图帮助人们从贫民窟内部加以改造，而非一味地将贫民窟里的蜗居者强行迁往空壳一般的卫星地带。

　　政府方面也正在渐渐地认可，这些业已存在的社区所能带来的社会财富，并且也逐步认识到对这些区域最好的投资方式，是将这些生机勃勃的分散区域融合为一个整体——而政府需要提供的，只是扩张、整合社区以及提升公民力量的工具而已。

　　也就是说，政府该做的，是通过对城市网络、基础设施、通讯联络与交通方式的改善来打通城市内不同的社会和地理区域。

　　哥伦比亚的麦德林曾是世界的“谋杀之都”，如今，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这座城市已焕然一新。这其中的关键一步，就包括巧妙地利用交通规划，将最穷困的贫民窟和富裕的市中心，通过一个可以直达贫民窟核心地区的廉价地铁系统连接到了一起。

　　诚然，这样的城市变革，只有在市政当局自己拥有强有力的政治手腕和经济能力时才有可能发生。对多数城市而言，城市规划和交通决策大多还掌握在国家的手中。世界上多数城市几乎都没有自行征税的权力。这就意味着市议会和领导们只能向国家级的政客寻求支持，以升级排污与道路系统，重建区域。这些设施始建时不过服务于几千人，如今却要承担起上百万人的需求。

　　有尊严的生活并控制住废物与污染

　　人们对贫民窟确实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例如，从2000年起，已经有将近2.3亿人从贫民窟里搬出来。但“人类世”的城市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环境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依然取决于库尔纳这样的城市，其未来将走向何方。

　　即使已经兴建了几十年，在贫穷国家，许多新生城市的可持续性，依旧远远比不上农村地区。这是因为，当城里人富裕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比乡下的穷人消耗掉更多的能源，浪费更多的水和其他资源，并吃掉更多的食物。而在发达国家，当乡下人不如城里人富裕时，他们对资源使用的情况是正好与之相反的。

　　考虑到未来几十年，城市发展大多都会发生在贫困国家，尤其是亚洲和拉美（虽然情况可能有所改观，但目前非洲真正排得上号的城市化进程仅仅局限于几个国家），当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全球的资源消耗也将大体上保持一个上升趋势。由此，我们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创造出最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人们在有尊严生活着的同时，控制住自己产生的废物与污染。■

　　（文章选自BBC 译者：北大西洋的龙猫）

　　Gaia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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