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需奈何被叫停？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一线城市，打车需求最为旺盛的市场中，打车软件在政策上遭遇全面封杀。打车软件到底伤了谁？

　　打车软件在国外已经不是新鲜事物，美国和英国都有类似软件，或禁止或提倡，生存状态不一。来到国内之后，打车软件很快就引起相关部门质疑，随后各个城市的客运管理处纷纷表态禁止出租车公司使用打车软件，行业协会也表示要叫停打车软件。另一方面，打车软件的数量经历爆炸式增长后，已经开始萎缩，领先者开始显现。存活下来的打车软件公司普遍表示叫停的政策对其发展影响不大。有关部门在政策导向上态度明确，不过在执行上，多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赶尽杀绝。

　　的哥的刚需

　　深圳的出租车市场在打车软件大规模涌现之后才开始着手研究电调叫车方式，结果却是涉及多方利益，进展缓慢。在武汉、成都、长沙等广大的二三线城市中，出租车电调业务一直不温不火，甚至有的地方根本没有电话叫车业务。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酒店能够提供电话叫车业务，但这些电话都是直接打到相应出租车司机那里，而非由出租车公司统一调配的电调中心。

　　上海的出租车运营管理水平可以说是全国领先，在打车软件蜂拥而至之前，上海的电话叫车已经存在多年。上海强生出租车公司每月电调订单在3万单上下，随着打车软件逐渐普及，强生出租车的电调订单在最近几个月中下滑了近一半。据上海不同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反映，强生出租车是目前对打车软件最为抗拒的公司，不过，强生的出租车司机却没有那么排斥打车软件。

　　强生出租公司的陈师傅是嘀嘀打车的用户，从莘庄到虹桥机场的路上，四十岁不到的陈师傅边开车边说到：“打车软件挺多的，在上海好用的就三个，嘀嘀、快的和大黄蜂。我只装了嘀嘀和大黄蜂，装嘀嘀的时候他们有活动，送我一个车载手机架，大黄蜂是给了一个手机充电线。滴滴打车的订单可以用语音的，方便一些。”陈师傅说有了打车软件，对他而言是对日常工作的一个补充，“交班的时候看看打车软件上的单子，有顺路单子，免得空跑一趟。装了打车软件之后，放空车的时间就少一些了。一天用软件大概能接4到5个单子，一些远的单子也不容易抢到，别人下手太快，我这手机反应有点慢。”电调的单子陈师傅也接，但相较于打车软件，陈师傅觉得电调不太透明，“电调只告诉我们哪里有人叫车，并不说明目的地，跟软件比起来不太方便。我要交班的时候，一般都不接电调的活。”在陈师傅看来，打车软件有比没有好，装了没啥损失，一天还能多接几个活。

　　在离上海100多公里的杭州，打车难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出行难题。快的打车和嘀嘀打车在杭州几乎是独大，其他打车软件很难有存活的空间。老章是东北人，来杭州开出租车已经有8年了，他没用打车软件，也不喜欢接电调的活。“电调的活本来就不多，要是指望电调那就没饭吃了，开出租这么久了，谁还没点经验、没点窍门。打车软件他们年轻人用得多，听他们说过，但那个智能手机我用不来，我这个手机也装不了。要是能跟打电话一样方便，那我也想试试。”湖北荆门的小严今年27岁，来杭州开出租之前还在广州和武汉开过出租，在他杭州的车上有两个电话，一个是白色的三星，在方向盘左边的中控台上，一个是旧款的诺基亚，在主驾驶门上的储物格里。三星是用来抢订单和导航的，诺基亚是日常用的电话，“这三星花了我三千多块，里面除了游戏就是两个打车软件了。”每天靠打车软件能接多少单子，小严自己也没数过，虽然软件上都有接单记录，不过他也不愿意透露数量，用打车软件之后，他的工作压力少了一些，“放空的时间少了，成本自然就低下来了，累的时候可以休息休息，看到附近有单子就接。”

　　运管处的担忧

　　上海交通港口局近期明确指出，出租车预约服务是指出租汽车经营者与乘客通过电话、互联网等媒介达成用车约定，并按照约定的乘车地点和乘车时间，提供出租汽车运送服务的一种客运服务方式。该条款表明，打车软件也是预约服务的渠道。打车软件被分为出租车企业开发、非出租车企业开发。非出租车企业开发的打车软件，将遭遇严格的行政门槛，并且因其存在加价的设定而被视为违反条例，被予以叫停。

　　来自打车软件公司的反应都比较淡然，包括快的打车在内的多家软件公司都表示“加价”订单只占到总订单中10%左右的比例，而不少出租车司机也表示打车软件最大的便利并非来自于加价订单，透明的用车需求，才是打车软件受到出租车司机青睐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今年的7月1日，《北京市出租汽车手机电召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开始试行，明确规定打车软件不能“加价”，必须按照北京电召服务标准收费，即时叫车每单５元、预约叫车６元。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反映，存在已久的“4元电调费”在长时间的可有可无之后，现在变成必须支付的费用。这4元由司机收取，然后出租车公司提取50%。

　　除了加价叫车，各地运管处对打车软件的使用门槛也有所质疑，许多媒体也曾质疑打车软件的出现，将会让黑车有机可乘。然而从杭州和上海出租车司机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黑车想浑水摸鱼，并不容易。打车软件的司机客户端在下载使用时，大多都需要司机输入出租车客运证件号码进行身份认证，而乘客使用的客户端是无法接收到叫车订单推送的。

　　上海出租车司机之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嘀嘀打车软件刚刚进入上海市场的时候，曾经到锦江出租车公司寻求合作，但吃了闭门羹。到今年6月，嘀嘀打车已经席卷上海年轻出租车司机的手机终端，随后不久上海出租车电调费成为必须收费项目。本刊记者前往锦江出租第二分公司予以求证时，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未对此问题作出回答，只表示目前公司确实收到要禁止出租车司机使用打车软件的通知，在执行上，公司目前是睁一眼闭一眼，原因也很简单，“监管起来人力成本太高，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检查司机的手机。”

　　客运管理处对打车软件的各种设防与限制，是出于方便出租车管理的角度出发的，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对出租车动向的监管。在这样高度监察的情况下，似乎少有客管处反思自己在调度管理上的问题，不透明的调度信息一直都存在。当打车软件打破这种不透明的界限时，客管处们似乎希望通过叫停打车软件，从而维护自己强有力的监管。

　　文/赵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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