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

　　97年的夏天，我在北京实习。起初住在清华，后来不能住了，就给叔叔打电话，叔叔说那就来我这儿吧。他那儿是门头沟。

　　一大早在包里塞了随身的几件衣裳去采访，下午3点钟结束就直奔叔叔的学校。喧闹的中学生挤满了楼道，上下奔蹿的，挥扫打骂架的，比天气还火热。问了两个好好走路的学生，转了几个弯，抬头找数学教研组的牌子，眼睛移下来的时候，叔叔就站在办公室大方桌旁边，虎须虎眼的，还是离开时的模样。他从抽屉里翻出两张澡票，又转身从桌子底下拎出一网兜鸡蛋：“上回我挂车上，嘿！全他妈碎了！”他跟旁边一个人说。“走！”叔叔拨开椅子，排着方步就摇了出去，一副开道的威风。我一溜儿小跑跟在他后面。“你爸爸妈妈还好？”他在前面问。“都挺好。”我赶紧答话。“嗯~”叔叔的声也是花脸音，浓重沉厚悠长，在喧闹的楼道里也听得一清二楚。坐了地铁，又上了公车，我们俩一人一只把环，看着夕阳，一路沉默着来到了门头沟。

　　我们在公路边一个小卖部门口下了车，沿着煤渣小路下去，来到一片没有方向感的平房。叔叔的家就在七弯八拐的一处。家里是隔成三间的一间通房，叔叔和阿姨住外间，哥哥住中间，我就住最里面一间，门外是一个小小的院子，开了一块地，种着番茄和薄荷。“北京就是好哇，地气就好，种什么活什么！”叔叔难得说句长话。

　　叔叔是支边到我们那儿的，和我爸妈在同一所镇中学教书，每天和爸爸一起拿着三角尺去上课，一起去食堂打饭，晚上，叔叔拉手风琴，爸爸吹笛子，和一群没成家的年轻老师胡乱吹拉弹唱打扑克，再回家。家也是学校后面的同一排平房，叔叔家在最东头，我家在最西头。不一样的是，叔叔有两个儿子，回到家要骂完儿子才睡觉。叔叔嗓门大脾气暴，一次打水，一手拿着烟，一手拎着壶，水就半洒在外面，伙房老李看不惯，提醒他把壶挨近龙头：“紧衬个介。”叔叔一楞，想了想把龙头开大了些，水洒得更多了，老李不高兴了：“紧衬个介。”叔叔忍了忍，又开大了些，老李语气就不好听了：“叫你紧衬个介！”叔叔顿时火冒三丈，把壶咣当往地上一摔：“你他妈到底什么意思！”开水当地溅开，把老李吓得蹦出一丈开外，从此再也不敢对叔叔提意见了。

　　八十年代乡下的老师们都纷纷想办法调工作返城，叔叔一家随着第一批回到县城。县城里的几所中学很快就被来自各所镇中学的返城教师填满。以后的很多年里，老朋友们依然来往串门，我有一回找到一只铁皮的匣子，里面盛着一整副竹制的麻将牌，那就是叔叔家的。叔叔返城后租房住了好些年，也是一间通房，两个儿子大起来了，就用两只柜子和一幅布帘隔成三间，竟然和门头沟的家一样。

　　九十年代，当初来自大城市的支边青年们开始拖儿带女地返回他们的城市，叔叔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终于，他们在大哥哥高二那年办好手续，离开了他们留下整个青春都长不出薄荷的土地，还有争取了好几年才住进去的三居室楼房，回到了北京。

　　北京有多好呢？门头沟还不如小时候的镇中学。我想。可是叔叔看着薄荷的时候流露出的温柔眼神和一开口就洋溢着的那股幸福感让我自觉地闭了口。什么时候叔叔能住到和来北京之前一样的房子呢？离开北京后我常常这样想。

　　十年之后，我出差到北京，叔叔家搬到了石景山密集的居民楼群里。进门的时候，叔叔坐在高凳上并没有起身，手边拄着一根拐杖，钢针一样的头发依然保持着半寸的长度，几乎都白了。我问阿姨，才知叔叔几年前因为和学生生气，发怒中风，半边身体不能动了。我们聊天，叔叔一个人看电视，忽然拎起拐杖猛戳电视频道，一下一下，大概节目都不满意，就火起来把拐杖往地上一掷。不一会儿他想起什么要站起来，我赶紧去扶他，他却一只手有力地一摆。他自个儿颤颤悠悠站起来，又艰难地从地上摸索起拐杖，然后得意地哈哈一笑，“来！”原来他要带我看小哥哥的新房。这是两居室的房子，一间叔叔阿姨住，一间小哥哥夫妻住。打开房门，叔叔的表情忽然幸福起来，霎那间，紫色的被单窗帘把叔叔的脸映得温柔无比。

　　一起吃饭的时候，没有大荤，叔叔提起筷子看了看碗盏，把筷子重重拍在桌上：“没菜！叫盘儿肘子！”没人敢反驳，只有小哥哥的新媳妇笑着叫了菜，打趣道：“爸，您这威风！”叔叔谁也不看，可是嘴角悄悄地乐了一下。饭后正好下过一场大雨，到处是大小的水洼，叔叔不许人帮，一个人拄着拐杖左右横挪着往前摇，我们紧跟在他身后，准备随时接应，好不紧张。忽然迎面来了一声：“嗬！马老师！您这家风真好哇！”我们抬起头，都笑了。

　　文/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