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抑制的和平

　　德国人强占胶州湾是一场有预谋的军事行动，其借口就是十几天前的巨野教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巨野教案确实是一个无法推托的责任事故，两名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被无端杀害，无论如何都应该弄清楚。只是德国人的做法太不合乎中国规矩了，中国政府在德国人的威逼下不仅同意租借胶州湾，同意巨野教案善后方案，而且大幅度调整对民间结社的政策，中外关系尤其是中国民众与外国传教士的关系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小阳春”。

　　一个借口

　　所谓巨野教案，就是德国传教士能方济、韩理两人于1897年11月1日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被杀害。在这个案件中，能方济、韩理两位传教士或许是冤枉的，然而事出有因，是当地民教冲突多年累积的后果。

　　能方济、韩理都是来自德国天主教圣言会的神甫，他们分别在山东阳谷和郓城一带传教，只是因为要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活动，于1897年11月1日路经巨野磨盘张庄教堂借宿。据事后调查，能方济两人在巨野确实没有什么民愤，当地民众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他们的不幸在于张庄教堂神甫薛田资太热情好客了，如果不是薛田资一念之差，能方济、韩理不会丧命，胶州湾事件或许不会这样爆发。

　　薛田资神甫同样来自德国圣言会，1894年来到张庄教堂传教。对于圣言会来说，薛田资是一个负责任敢开拓的传教士，但对于当时山东而言，薛田资就是“麻烦制造者”。他在张庄教堂周边不断开拓新据点，建教堂，发展教徒。更严重的是，根据事后指控，薛田资利用传教士身份作护符，挟制官府，包揽词讼，为所欲为。由他发展的教民恃强凌弱，无事生非，欺压平民，极端恶劣的教民已到了无恶不作的程度。

　　对于薛田资的恶行，当地百姓非常痛恨。百姓的痛恨，薛田资自然很清楚，因此他的传教生涯就没有那么滋润，总是显得很紧张很无奈。他在那年6月曾向公使馆报告说有人威胁要杀死他，因为他参与了多起民教冲突。中国方面的报告也说薛田资不是一个好东西，好财好色，涉嫌强奸妇女。

　　惊恐的薛田资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了，但我们知道，当能方济、韩理表示要在张庄教堂住一晚上时，薛田资将自己的卧室让给了两位客人，自己转移到了守夜人的小屋。

　　夜半时分，据说有三十多名村民打进教堂，指名道姓要找那位“大胡子”神甫薛田资算账。黑夜中，村民或许本来就不认识薛田资，或许因为匆忙因为慌张，竟然将睡在薛田资卧室的能方济、韩理一起掳走，弄到郊外残忍杀死。

　　村民抓捕能方济、韩理的时候，薛田资一清二楚，但他无意出面说明，而是利用夜幕掩饰逃之夭夭。

　　巨野教案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德国公使和中国政府对此都高度重视，山东按察使毓贤迅即派员进行排查，很快抓捕相关案犯四十多人。不到一周，就从这四十多人中确认了三名主犯。

　　根据毓贤的报告，巨野教案并不涉及民教冲突，只是一起简单的刑事犯罪。这些案犯以为教堂里藏有钱物，临时起意行窃。只是能方济、韩理两人闻讯不从，甚至开枪射击。不幸的是，能方济、韩理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一番争斗后还是被村民抓住杀害。

　　传教士的“小阳春”

　　巨野教案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但因为涉及传教士，涉及中外关系，清廷和山东地方当局当然格外重视，中国政府希望德国人就事论事，不要节外生枝，因为清廷早就对德国人觊觎胶州湾有预感，一直担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清廷的担心与小心并不能阻止德国人利用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湾之后，中国政府非常被动，经过艰难谈判，至1898年3月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同意德国享有在胶州湾及其周围地区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力。中国政府还被迫接受德国人的要挟，将山东巡抚李秉衡解职，以示惩罚，以此警告山东官员不得煽动民众排外。

　　对于德国人来说，巨野教案因胶州湾事件而获得圆满解决，德国天主教圣言会毫不隐讳他们的两位传教士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最伟大的赔偿”。中国政府同意用三千两银子赔偿圣言会在巨野教案中的直接损失，同意在兖州、曹州和济宁三个地方各建一所用于“赎罪”的教堂，总造价大约为六万两。

　　德国人针对教案而开出的惩罚措施应该说是有效果的，至少在那之后很长时间，山东地面呈现出比较安静的时光，特别是李秉衡和那些比较激进排外官员被查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地方官员在与外国人、传教士打交道的时候更加谨慎，甚至对于中国教民，中国官员也不再像原来那样动辄骄横。

　　接替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的是张汝梅。鉴于李秉衡的教训，张汝梅当然不愿步其后尘强硬排外，而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尽量与外国人和平相处，维持山东境内安宁。张汝梅上任伊始就与天主教在山东的领袖人物热情会面，畅叙友谊；通过各种手段向民众灌输传教士在山东的贡献和意义，希望山东各级官员和民众都知道外国传教士受到朝廷保护，是尊贵的客人，希望传教士和平传教，希望中外和平相处。

　　胶州湾事件和巨野教案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山东官府压制民众排外的动能也太大了，以致外国人都显得不好意思。根据德国学者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235页）引证，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很羞涩地描述了直隶南部地区在胶州湾事件之后的变化：

　　如果说官员们全心照顾中国本土教民，那么他们对那些“欧洲鬼子”更为关爱有加。他们一直没完没了地前来拜访，所流露出的友情使你感动得痛哭流涕。他们向民众下发公告，颂扬这些来自法国等伟大国度的巨人们的美德。

　　另外一位传教士说得更坦率：（中国）官员们此时似乎对与外人任何纠葛，都特别卑怯。

　　弥漫中国官场的这种驯服态度使有良知的传教士一时难以适应，觉得很尴尬，但从中国整个大环境来说，这又是坏事变好事。德国租借胶州湾或许不是一件好事，但也很难说是绝对的坏，中德之间如果不能友好相处，总是发生巨野教案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办法。所以，张汝梅主持山东政务时的谦卑态度或许有损中国人的形象，但客观上确实使山东地区多年来积累、搁置的一些教案很快获得解决，外国传教士的传教事业获得快速发展，中国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了发展的后果，比如传教士在山东的教育事业、医疗事业，这些事业毕竟不能等同于军事占领或侵略。

　　民众的情绪需要引导，如果刻意用民粹主义去煽动民族主义，民众中自然容易产生排外的民族主义激进情绪。反之，如果用友谊，用互助，用人类一些共有的价值信仰去解释传教士在中国的行动，同样很容易在民众中引发共鸣。张汝梅的政策调整改变了山东民众对外国传教士的看法，更多的山东民众渐渐能够接纳传教士，天主教在山东终于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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