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可以更文艺

　　“记者是一种奇异的职业，我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四处游荡，往往上午还置身于北京的钢筋森林、穿梭在车流中，下午就来到一个三线城市的荒凉小车站，四顾茫茫，身上也没有任何吃的，或是在穷乡僻壤跟一个杀人犯的家属探讨案情细节。这种职业化的状态越来越强，我就越来越想写一些跟工作截然不同的文字。”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在上海静安别墅2666图书馆里，王恺与坐得满满当当的一屋子文艺青年促膝谈心，这个名为“一起来谈谈文艺，谈谈文艺的生活”的主题派对，肇因于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文艺犯》。王恺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和社会新闻记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记载自己游走的人生状态，并完成自我的建构和解构”的成果之作。

　　这本副标题为“随笔界的欢喜和尚，以文艺的眼光打量鲜活世界”的集子收录了王恺近60篇随笔，涵盖食色(饮食)、行色(旅游)、影色(电影)、声色(戏剧)等四个大类，天马行空，恣意汪洋，足可见作者见识之广博，以及文艺“中毒”程度之深。

　　记者面前的王恺有着敦厚质朴的感觉，面对听众抛出的千奇百怪、时而犀利时而柔和时而不着边际的问题，他虽然略有局促，但还是能以活跃的思维、坦诚的姿态和直率的观点一一化解，这正是一个优秀记者应有的风范。他的语速很快，很多时候不假思索一语中的，可以准确无误地将自己的思维逻辑还原出来。

　　这种素质同样反映在他的文字中。比如《贾樟柯：真实的峡谷和伪造之城》一文中，他写道：“可是，到了纪录片般的《二十四城记》，不知道怎么回事，贾樟柯电影里面特殊的好处都没有了。电影有种特殊的寒素感，好像是个冷面冷心的北方姑娘，也没有多少可以哀怨的东西，却展开了台面唱起了大鼓书，大张艳帜地准备好好歌一曲，说的却是几百年来别人的话，尽管也不乏温婉动人的一段旋律，可是细听，却又没有了，转回到庸常的大调中去——只为大调最熟悉。”

　　这确实是一个角度非常别致却又拿捏到位的比喻，非对贾樟柯作品源流演变有深刻理解者而不能为之，既有质朴、直截的评论又有曲径通幽的思考张力，显示出作者的“文艺范儿”确实到了相当火候。

　　王恺常年奋战于灾难性新闻一线，“泥石流、拆迁、空难……好像当时我跟朋友们说就差火灾新闻没做过了，不多久就出了上海‘11·15特大火灾’。长久的历练，使自己变得像医生那样眼光犀利，精神上处于紧张状态，我觉得记者有时候其实是个挺残忍的活儿。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自己来到四川大地震北川现场时的情景，那种对生命的冲击和边缘化的感觉，使我不得不开始观察和思考人的命运、人的挣扎，那种悲观，那种幻想，那种生活状态一瞬间土崩瓦解的景象。这样更能使我在外表华丽的场景中看到人们脆弱的一面。但我不可能把个人的感受性的东西放到新闻写作中去，我把自己的工作和爱好这两种不同状态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因此我会在闲暇时把它们写出来，随后放在一边，遗忘。”

　　于是便有了《震余记：片刻印画》和《余震记：折翼天使》。“你曾经怎样地活过，也许，在这样水泥板般沉重的毫不迟疑重压下来的死亡中，都不那么重要，只有个别人会惦记你，会记得你，会轻飘飘地说起你——缺失宗教感的文化，死亡也格外地被加速度遗忘。”作者穿插着几段他亲历地震的现实和思维细节描述，或许这是《文艺犯》中最沉重的文字了。

　　王恺非常乐意向听众推荐莫泊桑和毛姆两位作家，“他们对事物的描绘能力远超于我，这是我敬佩他们的原因。他们对世事冷嘲热讽，却又从骨子里割舍不下，那种眷恋化为文字中的温度。”

　　他更推崇的观点是“人的一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出自莫泊桑某部小说的结尾。“因此，我会写出这些小的游戏之作，来还原和体味生命中那些小的、琐碎的、无聊的快乐，填补生命的空白。”

　　“大概好多记者，采访之余，心里都流淌着一篇篇散文，他们的内心就是承载这些文章的最好的地方，王恺居然写出来了，那我们就会看到，用文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它还是温情的，不那么残忍。”青年作家、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苗炜如是评论。

　　起先在沪上生活若干年，后又辗转至京城供职，在王恺的《文艺犯》中便既有申城的《糟货：上海饮食的陈旧语言》和《上海弄堂：制袄记》这样“写给上海的情书”，又有《北面：麦子清香》这类渗透着帝都情怀的文字。

　　“有的人喜欢在对比上海和北京时，用‘洋’形容上海，用‘土’形容北京。但我觉得这是片面的，上海也有上海的土。我感觉北京更多层次、多元化，能创造更多的空间感。而上海相对来说空间要小一些，但更温柔、更舒服，反观北京则更犀利。这几年，上海的戏剧变得越来越弱了，上海有平庸化的趋向，骨子里那种风韵、风流被渐渐磨没了，更像新加坡和香港了。时代赋予我们的聪明人才，或许更多地卷入商业潮流，而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了。这是我对上海的隐忧。”他最后意味深长地说道。

　　《投资者报》记者 蔡臻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