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围观一群人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好学生，就是在青春电影里，草草几帧剪辑就能概括的那种，镜头扫过我翻书的侧影，然后定在了主角挺拔的鼻梁上。但就是这么平淡无奇的成长，我也和所有人一样，要靠二十年来完成。我学过奥数，身旁的男生转着笔心算水要多久才能注满池子，我却只能老老实实地对着答案倒推步骤。虽然最后拿了16分吧，可每次课我都风雨无阻，草稿满满，也算对我爸妈有了交代。

　　我学过钢琴，学会了把闹钟拨快把小说放在琴架上单手翻页，也学会了怎么用喝水上厕所这个无限循环打发时间，拖拖拉拉学了十年，但也算考出十级，爸妈的钱不算打水漂。

　　我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容易被眼泪和温情击中，一旦谁对我有期望，我就会尽力满足他的期待——用陆琪的话说，就是为别人而活。虽然鸡汤大厨们反复告诫，要抛开他人目光的束缚，挣脱虚荣心的捆绑。但说真的，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也挺好的，跟着指示牌，哪怕走的不是最便捷最有趣的道路，也不会错到哪里去。

　　有次跟人闲聊，说其实自己最感兴趣的是历史，想钻在瓶瓶罐罐线装古书里不出来。对方是个热血青年，抓着我的手说那你为什么不退学，离开这个敷衍的专业，去追求你的梦想？我愣了一下，反问她：“你知道我跑进这个敷衍的专业，费了多大劲吗？”

　　是挺没劲的，我就像一个刚从老虎机里赢了两千的新手，把钱攥在手里，不敢再趟进一场新的赌注。握有很多资源的人可以随便挥霍，哪怕下错了高架口，都可以通过封锁路段来掉头；一无所有的人特别无畏，他们赤着脚随便变道，红绿灯也只是摆设；只有我们这种，攒着钱买了辆帕萨特的人，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离栏杆近一点都怕刮花了车。

　　所以我还是跟着大部队，步伐整齐口号嘹亮地，走在据说指向平坦前程的道路上，而写作，就是时不时开一趟小差。哪怕没勇气彻底变道，也试着把一只脚，颤颤巍巍地，踩在不远处蓬松柔软的土地上。我没法过一百种人生，但幸运的是，我可以观察。

　　你们的黄金时代

　　上大学后我第一次回家，是搭舅舅的车回去的。舅妈坐在前面剥橙子分我们鸭脖，大一点的妹妹梗着脖子跟他们冷战，小一点的坐在我膝盖上，兴高采烈地跟我演示iPad排行榜第一的游戏。突然间，电台广播从电子合音的国外小众乐队，切换到了崔健的《花房姑娘》。舅舅用手指轻轻敲击方向盘，随口说了句：“他一开始就在北大食堂里唱，学生埋头吃鱼香肉丝或者大白菜，也没什么人理他。进进出出，掌声寥寥，一年后他再在大讲堂出现的时候，只能容纳1500人的空间，挤进了3000多人。”我有点懵了，舅舅一边按喇叭一边继续：“我也跑到了北京去听，还顺便爬了长城。”

　　舅妈在旁边掐他胳膊：“是不是你们那个系花跟你一起爬的？”

　　我想起来了，我见过那张照片，当时还清瘦的舅舅戴着巨大的黑框眼镜，站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招牌下，旁边是穿着长裙长发披肩的系花。他搂着她，一脸志得意满，和讲堂里那些年轻人一样热血、躁动，他们都觉得，理想会实现，姑娘也会有的。

　　就像福尔摩斯破案一样，我想我终于知道，外婆家抽屉里那些泛黄的苏俄小说的读者是谁，那一叠不能再播放的旧磁带的主人是谁，甚至，那沓散落的诗稿的作者是谁。说吧，那段怀揣着文艺梦高唱要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旧时光，它们的失主是谁。

　　跟舅舅查证，他愣了下，车险险地擦过绿化带，回头瞥了我一眼：“当时没人想进体制想做生意，那时候谁都想当诗人，想学海子，学崔健，抱把吉他在楼下弹一天琴，给女孩子朗诵自己写的诗，放你们现在，早就一盆冷水浇下来了。”我配合地大笑，他挥挥手继续：“谁都会背两句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把这句话写在笔记本扉页上，每天都敦促自己。”他拐了个弯，在小女儿“烦死啦你们吵得我没法看动画片”的抗议声中，结束了这个短暂的话题，转而戴上耳机，听今明两天的股票走势。

　　如今，舅舅成了要刻意控制肚子的中年人，旁边是年轻的小妻子，身后的女儿们埋头于微信和iPad，她们对崔健一无所知，而他也只是随口跟唱，刻意把尖锐的歌词唱得模糊。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宽大的车厢变得拥挤，二十年前那个浑身荷尔蒙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愤青，和这个关心证券指数楼盘广告的中产阶层代言人狭路相逢，他们两两相望，他们不曾相忘，他是他深埋地底的火山口，他是他喷薄过后的岩浆岩。

　　我总是迷恋这样的时刻。人的一生像是一条澎湃的大河，来路不明，高深莫测，只有偶尔涨潮时分，在沙滩上留下一两枚贝壳，暗示曾经在哪一处绵延过。我总是被那些小小的贝壳打动，被这样蜿蜒的线索打动。“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那一点微光，总让我想要凑近，窥探里面的庞大而幽深的全貌。

　　从你们的全世界路过

　　我喜欢观察人，因为这个世界最迷人的，就是人本身。人身上永远有故事。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寝室成员间都还不熟悉。为了活跃气氛，我提议说，讲一件自己做过的最出格的事。别人的故事都很精彩，甚至惊悚，有人翘掉了高考前的模拟考试，有人成年那天跑去蹦极，有人深更半夜喝醉了，和男友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高唱好汉歌。收到最多好评的，是一个北京女孩的彪悍青春——她为了和“韩国欧巴”偶遇，一个月恶补韩语，同时做了好几份兼职，终于在高考完的第二天，搭上了飞往首尔的班机。她操着磕磕绊绊的韩语，居然也有惊无险地在异国待了一个月。在那个月里，她一边搜寻韩剧里出现过的梦幻场景，一边追踪韩星，留下了一堆胜利的合照。

　　但也有特别丧气的人。譬如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十月份就早早套上了高领毛衣的女生。她思索了好一会，摊开手说：“我没有。”室友们理所当然地嫌她装，还有人相互耳语，空气里捕捉到的关键词是“乡下人”“有心计”“复杂”。我坐在床上，两条腿晃荡在半空，想靠这无声的举动缓解一些尴尬气氛。那女生无从辩驳，只能低头沉默，有人用被子蒙住脑袋，闷闷地吐出一句“没劲，先睡了”，也有人转过身去，跟男友发短信，我猜那短信里，一定有对这场戛然而止的夜谈的吐槽。

　　我牵起嘴角朝那女生笑笑，然后起身去了洗手间。没想到她悄无声息地跟了出来，在我搓洗满手肥皂的时候，她轻轻地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个，没有回答上来的问题。”我愣了愣，只能用那些轻飘飘的话来宽慰她，我说不要紧的大家就说着玩，我说以后慢慢熟了就好了，我说你别放在心上晚上早点睡呀。

　　可我爬上床后，翻来覆去，脑子里却满是水流的哗哗声，还有那句底气不足的“这是我第一个，没有回答上来的问题”。我们高喊着“不要生存，只要生活”，可她光是活着，就已经竭尽了全力。

　　第二天我跟那个北京女孩一道吃早饭，排队买鸡蛋灌饼时，我吞吞吐吐地说，要不以后对那个小镇姑娘好一些，她毕竟环境封闭，经历单薄，到了上海多少有些不适应。北京女孩盘算着要加培根还是热狗，她翻了个白眼：“她怎么就苦了？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我从高二成年起，就没用过他们的钱。我的生活费学费，都是自己打工打出来的。可是你看，我有成天摆出一副苦瓜脸吗？”刹那间我不知道该答什么。只能慌乱地求助于食堂师傅：“加金针菇和里脊肉，多放点辣。”

　　我想，我大概没有权利或能力去评判这两种人生轨迹，就像我端坐在车里，看两个舅舅短兵相接又握手言和，却始终说不出更喜欢哪个。我能做的，是用眼睛记录这一瞬，我相信这些记录会像popstar游戏里那样，层层相叠，霎地消除，然后就能蹦出全新的世界来。

　　这可能就是我写作的原因。有时世界像田径跑道，有人致力于奔跑，有人就想晃荡到终点，我是那个拿着相机的人。我迷恋曲径通幽的人性，和它偶尔泄露出来的那点秘密。我迷恋那些人性中的不光彩和不服输，那些表演欲和控制欲，那些拆台和成全，伟大和委屈。我想，记录本身，就意味着质疑和反抗，就意味着从心灵鸡汤的勺子里跳出来，从描绘的甜腻未来中跳出来，跳到这个五毒俱全却又清澈见底的世界里。

　　我们就这样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只是有时啊，我说有时，我会低头分辨泥潭里的足印，从陷下去的码数里，猜中了世界随手赠予的一点深意。

　　文/倪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