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税立法标准不能随意降低

　　自从6月10日《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公布以来，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环境保护部等政府机构，都在通过各种途径与形式，收集环保税立法的修改意见。

　　遗憾的是，环保税立法标准似乎一再被降低，并不是为了应对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从而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健康福祉总量，而仅仅是为了实现“费改税”，或者说税收法定的具体目的。毋庸讳言，财政部长楼继伟早在今年初就表示，环保税主要是把现在的收费改成税，不能指望环保税来解决类似大气污染、雾霾等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也认为：“环保税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还需要综合治理，各部门协调推进。”固然，环保税不可能完全解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但对企业等组织性环境污染问题的遏制，环保税立法，至少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因此，环保税立法标准降低便意味着，立法只是委身于一些低层次的具体目标。这样的自矮身段，定会人为地降低环保税立法的标准，就等于无视环保税立法的更高或根本目标。

　　或许，从税收法制的形式要求，以及有关部门的岗位职责，甚或部门的政绩追求看，环保税立法标准的降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一味悬置环保税立法终极标准的眼前定位，以及急功近利式、偷懒式的立法思维意味着，将会不可避免地丧失环保税立法的历史性机遇，有效遏制日渐扩大的环境污染，而将立法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引入歧途，自觉不自觉地背离环保税立法的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健康福祉总量。

　　坦率地说，环保税立法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和优化环境，筹集生态建设资金，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健康福祉总量。舍此一切，都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而将环保税立法调节对象仅仅限定在“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建筑施工噪声和工业噪声以及其他污染物。”这显然是降低环保税立法标准的具体表现之一。

　　环保税立法，就是为了通过税收这一强制性的经济手段，加重污染企业或组织的运作成本，影响其经营行为的权衡与选择偏好，或者退出污染行业，或者通过提高技术改造，自我抑制污染行为，减少负外部性对国民健康的危害。对此，有明白者如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赵笠钧就直言指出：“征收环境税会倒逼产业升级。”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对此，已故财税学家崔敬伯先生曾一再告诫我们，既要重视当前问题的解决，更要注重未来理想目标的实现。而且，如果仅仅“以当前所急切需要者为目标，而不可远涉将来”，那就是“徒唱高调”。以此观之，当前环保税立法，显然对环保税的支出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使用的原则与范围，以及问责的主体与对象。因此，这样的环保税法，即使立法通过了，未必有助于“环保”现状的改善。

　　一句话，环保税立法标准不能随意降低。如果降低，就可能背离环保税立法的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文 姚轩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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