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党，为人民——邵奇惠的从政之路

　　（一）

　　10年从工人到省长

　　1979年初，正是春风暖暖地吹拂着祖国大地的时候，邵奇惠终于盼来了平反的时刻：戴了21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摘掉，党籍恢复。

　　他是哈尔滨林业机械厂的工人。

　　平反前，厂党委书记李春贺把他叫到办公室，高兴地祝贺他即将平反，并要他写一份要求恢复党籍的报告。

　　邵奇惠一愣，说：“开除我党籍是错的，恢复是应该的，为什么还要我写申请恢复的报告？莫不是当初开除我是对的？”

　　李春贺也一愣，说：“这是上面规定的手续，你就写吧。”

　　“我不写！”邵奇惠态度很坚决：“党组织认为我够，就恢复，不够，就不要恢复。我虽然期盼恢复党籍，但对党要讲真话，假话我说不出。”

　　两个人互相凝视着，静静地，一时间没一点儿声响。

　　义无反顾做工人

　　邵奇惠是1958年在杭州团市委任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期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那年他24岁。

　　阔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回到了那片熟识而又令他伤感的土地。

　　市领导接待了他，要倾听这位遭到深深伤害的游子的倾述。但他们没有听到，邵奇惠坦坦荡荡，一句怨言也没有。

　　市领导说，按规定，给你补偿一万元。1979年，一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万元户在那时是很稀罕的。邵奇惠几乎想也没想，平静地答复道：“我不要。拿这个钱我会很难过的。我不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换金钱。我现在挺好。”

　　“都拿了，不是你一个人。”

　　“他们拿我不管。我不拿。”

　　“那我们准备在杭州给你安排工作，想听听你的意见。”

　　邵奇惠想了想，动情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哈尔滨林机厂收留了我，工人和厂里的领导对我很关心，我虽是反革命，但他们照顾我，让我念完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夜大学，还让我担任一些技术革新的工作。一个人要有感恩的心，我要感恩的是林机厂的师傅和领导。只要林机厂要我，我愿意回到林机厂去。”

　　邵奇惠放弃了回到有天堂美誉的故乡杭州，返回了地处北国哈尔滨的林业机械厂。

　　“非常规”晋升省长

　　可谁能想到，10年后他会挑起黑龙江省省长的重担呢？

　　自平反起，他历任林机厂工艺科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厂长；

　　1985年5月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

　　1987年4月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9个月后的1988年1月高票当选黑龙江省副省长；

　　一年后的1989年1月又高票当选黑龙江省省长，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选拔知识分子干部到高层领导岗位，是邓小平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做出的重要部署。邵奇惠是被选中的一员。只是他如此跨越式的晋级，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尤其赴任齐齐哈尔才短短3个季度，就升任副省长，这不规范，也有违“常规”，组织部门配干部没有这样配的。确实，省委没有这个安排，他不是副省长候选人。可是在选举前的民主推荐会上，他被“呼声很高”地“推”了上去。面对“突发”情况，省委紧急向上请示，中央即批复同意增加邵奇惠为副省长候选人。

　　此时，邵奇惠不是省人大代表，没有参会，不知道这期间发生的这些与他有关的事情。那天他正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搞调查，说有电话找，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到村委会用摇把电话接的。电话是省政府打来的，通知他“选上副省长了，马上往哈尔滨赶，参加明天的新闻发布会”。邵奇惠蒙了，不知怎么回事。可时间紧迫，只得直接从乡村驱车数百公里奔省城。

　　邵奇惠当时穿的夹克衫右肩上划了个口子，是秘书帮缝上的，因为走得匆忙没来及换……可正因此，邵奇惠“得罪”了齐齐哈尔市的干部和群众。齐齐哈尔一位白发苍苍的省人大代表投票后见到他，手杖敲得地板咚咚响，说：“我不划这个圈吧，对不起大家的选择，划这个圈吧，对不起齐齐哈尔的570万人民！”

　　选举他当省长的那次人代会，气氛也格外庄重、热烈，代表们为选出一位有开拓精神，在林机厂、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颇多建树的省政府带头人而欢欣鼓舞，大家热烈地鼓着掌，一双双望着他的眼睛里充盈着信任和期待之光，它们聚焦到了台上邵奇惠的身上，给了他巨大的压力，也传送给了他巨大的暖意和动力。他站起来，对代表们说：“省长的权限很大，但我知道它是人民给的。今后我的工作是要更多地和更好地把党和人民的意志结合起来，为人民办事。为此我会尽自己的力量，不会顾及有多少人反对，也不在乎多几张或少几张选票，我在乎的是把人民给的权用好！”

　　会后有记者问他：“当省长对你意味着什么？”他答道：“意味着一生中最光荣、也是最艰难的时期开始了。”

　　那年邵奇惠55岁。随着日历一页页的翻动，20多年过去了，如今他已年逾八旬。然而人们仍记挂着他，仍在念叨他在黑龙江省那些年科学理性的决策思维和为党为人民办事的务实作风，它们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远去，也不会远去，因为它们内涵的鲜活而又生动的生命之力是永恒的。

　　（二）

　　“383工程”始末

　　当上省长的第7天，邵奇惠“悄然”离开了省城。他布置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自己率先带了一个5人小组出发了。和以往一样，他不让和下面打招呼，不要陪同，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到下面真实的情况。

　　略有不同的是，这次他让随行的《黑龙江日报》记者给他办了一张记者证，车牌也换了一张地市的。他说此行以采访的名义，乘下面对他这个新省长还不认识，多和基层干部群众交流，尤其要着重看看物价上涨的势头抑制住了没有。“物价上涨幅度要明显低于上年”，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稳定大局的第一位工作，省里为此在年初推出了整治物价的“383工程”，不知道农村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老百姓有什么反映？

　　何为“383工程”？

　　1988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呈现异常严峻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涨幅超过25%，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政治局面的安定，都受到了严重干扰。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把整治物价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务必抓出成效，物价上涨幅度一定要低于上年。

　　黑龙江的情况也不例外，宏观管理失控，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突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失衡，加剧了资金、电力、运力和原材料供应的紧张局面；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过猛，已引发3次较大规模的抢购风；流通秩序混乱，“官倒”、“私倒”泛滥，加剧了物价上涨，老百姓意见很大。

　　怎么办？作为上任不久的分管副省长，邵奇惠对物价知识知之不多，他的办法是挨个到相关部门一边学习请教，一边调查研究。可一个来月走下来，心里仍然没底，下面并不像上面那样着急，反映的情况也比较笼统，问题分析多限于表象，比如泛泛地说“翘尾巴因素使物价涨了几个点，自发涨了几个点”，可那几个点是怎么涨上来的？又是怎样形成的？能不能从翘起的尾巴里割掉一点？怎么割？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说不明白了；有些部门虽然提出了一些抑制物价的措施，但由于没有弄清楚价格形成的过程及其规律，大都“单枪匹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难从根上解决问题。

　　机械专业的“统计法”

　　邵奇惠决定从头理起，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当初被选上来的时候，他就琢磨，党为什么要选知识分子到高层领导岗位？知识分子上来后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很显然，选你不仅是因为你有专业知识之长，而是看重你通过知识的学习，养成和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是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挑起领导重担的这些年，邵奇惠就是这样自觉地走过来的。

　　现在，他在办公桌上摊开了一张大纸，要着手画物价的“逻辑图”。他是学机械专业的。在遭难入狱的日子里，一有时间就钻研家里寄来的大学机械课程。到哈尔滨林机厂后，在哈工大夜大学读了5年“机械工艺及设备专业”，成绩优异，参与编写了50余万字的《专用机床设计制造》丛书，独自完成了30余万字的《数控机床》专著，打下了扎实的逻辑和系统思维的基础。

　　他先搞清楚，物价部门计算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的商品共计有383种，其中生活消费品331种，农业生产资料52种，在纷繁的商品世界中它们仅占20%左右的份额，但在老百姓现金支出中有很高的“权重”，达到90%以上，说明这些是生活和生产的常用商品，对稳定人心、稳定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是注意的中心。而每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市场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又有差异，这就是商品在计算物价指数中的权数。

　　383种商品中，权数在100以上的有13种，在50-100之间的有41种，应根据权数的大小，分层次对待。

　　接着，他对每一种商品进行分析，逐一理出影响它们价格的因素。比如大米：省内自产不足，需大量采购，采购的价格如何稳定，要确保采购的质和量，商业、财政、运输、金融等部门需提供保障；要提高自产能力，农业厅和生产资料、土地资源等部门要协同出力；流通环节，如何做到合理分配，及时调拨；大米价格的确定和加价率是怎么定的，每过一道批发环节加价多少，是否都合理，其中哪些环节可以去掉，以减轻消费者负担等等。

　　这样勾来勾去、纵横交错，383种商品的逻辑关系蛛网般密密麻麻地画了好几张大纸——模糊的印象渐渐有了清晰的感觉。“物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综合反映”这一概括性的理论表述，现在很现实地摆在眼前了。

　　“邵氏”头脑风暴

　　拿着“图纸”再和相关部门讨论，令不少人有新鲜之感，甚至有“吃惊之感”。他们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物价“图”，也从来没有哪个领导这样仔细和严谨地梳理过物价问题。物价这个“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被“画”得具体、透明和摸得着了。

　　这个初步设计经省委讨论修改同意后，邵奇惠又扩大讨论范围，请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对“图纸”品头论足，集思广益。大家对把事物内在关系有机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性思考的工作思路，予以积极评价。

　　汇集各方智慧，邵奇惠手里的“逻辑图”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在调控383种商品价格的总目标下，设立生产、供给、流通和价格调控4个系统，4个系统下面又分解出14个子系统，包括需要增加供给的粮食、“菜篮子”、食品、工业消费品、建材、燃料和农业生产资料7个工程；需要整顿的流通秩序、加强管理的农贸市场和优化省际间物资交换的协作关系；需要加强的价格调控管理和价格动态分析与统计工作；对煤、电、运和人、财、物进行合理调配，使之用到有效的生产上等等。

　　与子系统对应的，是各项工作的细化和量化，如7个工程共计包含了437种各类产品，其中有米、面、玉米、食用油、食盐等18种；菜、肉、蛋、禽、豆腐等54种；食糖、烟酒、水果、糕点、奶等58种；衣着类、日用电机品类等191种；小农具类、化肥类等52种等等。整顿流通秩序则要求制定和建立市场规则，以求长效机制；物资保障要求有具体实施方案等等。

　　其间各部门之间产生了几百个互为关联需要协同推进的节点，量化出了几千个“可考核”的数据。接下来，每个子系统的下面是一串政府厅局和部门的名单，由它们负责上述任务的落实。在此基础上，层层签订责任状，将上下左右联结成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至此，以383种商品为启动点、厚达288页的物价管控总体规划产生了，它在实际中的运行被称作“383工程”。

　　“383工程”出炉

　　不再各自为政、单枪匹马，而是系统、协调、各方形成合力，各个环节又都有明确的操作指令，所有行动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如此作战，其效果和以往是不同的。

　　有限的资金、紧缺的原材料和紧张的电力、运力等不再东一点、西一点地“撒芝麻盐”，而是向生产383种商品的136家大中型企业和“菜篮子”建设项目倾斜；对生产搪瓷制品、常用药品等市场有需求的亏损、微利企业，筹集了数千万元的“物价调节基金”予以扶持；科技力量深入到企业，为降低产品成本、增加效益和惠及消费者攻关出力；流通领域久治不逾的“官倒、私倒”顽症得到有力整治，全省1389个皮包公司和一批不够条件的批发企业被撤消，中间环节减少；明确各类批发企业经营范围，把火柴、肥皂、洗衣粉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纳入国营商业和农村供销社的主渠道；合理调整商业的进批差率、批零差率和加价率，降幅在1至5个百分点之间……

　　以哈尔滨的猪肉供应为例。猪肉在哈尔滨人的肉食消费中占80%以上，它当然被排在“383”的前列。要抓猪，就要理顺与此相关的各种关系：猪以粮为食，要抓粮食增产环节；猪吃平价料，又以平价被人吃，要抓财政扶持环节；从屠宰到销售，从乡下到城里，猪畅其流方能源源而来，要抓市场流通环节；冻肉与鲜肉、肥肉与瘦肉、平价与议价，可谓五花八门，于是要抓质量检测与价格监督环节；本地猪供不应求，外地猪大批进入，要抓与全国市场相勾通的信息反馈环节……如此环环相扣，猪肉供应的稳定和价格的稳定便落到了实处。

　　有效供应增加，价格涨幅趋缓，“383工程”显现了初步成效。同时，另一种效果也展现了出来，那就是系统思考问题、整合各方力量攻坚克难的做法，使不少干部深受启发：中国正在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在这一进程中，会出现许多过去不曾见过的陌生现象，新旧矛盾的交织冲突和事物的繁杂多样将是常态，在这些新情况面前，我们习以为常的固囿于一个部门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显然已不适应，只有用事物相互内在关联的“系统论”的理念面对市场、研究市场，才切合实际，也才能掌握管理的主动权。

　　这样的“头脑风暴”，正是邵奇惠所希冀的。他对他们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系统论的重要观点。当各个部门不再局限于自己的视野，而是善于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的时候，当由各自“自扫门前雪”转向形成合力的时候，破解全局性难题的信心和本领就增强了。

　　物价管控“3笔账”

　　当然，“383工程”也面临不少质疑，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是“黑龙江吃亏论”。黑龙江省上游产品多，人民生活必需品自给率不到50%。“我们生产的煤、木、油、粮等原字号产品平价调出，需要的日用品却要议价购进。我们实心实意地控制物价不合算，吃亏了。”也有人说，目前企业利润构成中约有40%是靠提价取得的，因此对于控制物价不少地方是光喊不动，或者喊的多动的少，谁动真格谁吃亏。

　　邵奇惠就在各种场合给大家算3笔账。他说，物价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热点问题。近阶段能否把物价控制住，是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老百姓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是提高党和政府威信、增强改革凝聚力的大问题，花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这是政治账。作为一级政府，不能不考虑地方利益，但如果大家都舍不得暂时舍弃一些地方利益，对控制物价犹豫观望，甚至阳奉阴违，到头来物价失控，损失就大了，谁都占不到便宜，哪还有什么地方利益可言——这是全局账。黑龙江控制物价动真格的，从眼前看，企业是少得了，财政也少收了，但这样可以逼着人们眼睛向内，加快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和依靠科技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步伐，通过节约挖潜等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通过深化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增强活力等等，从而先人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产品的竞争力，这不仅没有吃亏，而是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机遇——这是长远账。3笔账，展现了邵奇惠的胸襟、远见和胆识，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有人发问，现在提倡发挥市场的作用，还用这样的行政手段管控物价，是不是旧体制复归？邵奇惠解释说，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决定的。我们目前处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时期，完全重复过去的行政手段肯定行不通，但简单搬用市场经济的调控手段也是要碰壁的。

　　只有在计划和市场的结合点上，采用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混合手段来调节经济运行，才能达到治理环境、控制物价、发展经济的目的，最终促进新体制的发育和形成。即便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对物价问题也不应该和不可能撒手不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完全放弃对物价管理的。

　　“‘383工程’里针头线脑一类的小商品都列上了，政府管得是不是太细了？”有人提出了批评。邵奇惠回答说，政府工作确实不能陷入事务堆里，但是现在政府工作的主要问题不是太细，而是太粗，什么都是大大咧咧、大而化之、坐而论道、“君子动口不动手”那一套，那怎么行！有些人虽然整天喊要管好市场、管好物价，但到底有多少种商品影响市场，有多少种商品在影响物价指数中起主要作用，了解并不多，你让他细他也细不了。

　　食盐和火柴确实是很小的商品，但谁离得了？这些日子它们的价格一个劲往上涨，老百姓受不了，我们能不管吗？我省有个铁力火柴厂，一盒普通火柴的成本2分6，出厂价3分5，批发价3分8，到了零售商店是4分2，国家定价为5分，利润率是可以的。可为什么国营商店没一家卖火柴？而零售小店卖的火柴没一家执行国家定价的，都是6分、6分5，有的甚至卖到8分、1毛。食盐也是，6毛钱半公斤，但供销社没有卖，自由市场上成麻袋地加价卖，怎么回事？

　　只要对老百姓充满感情，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小事情都是大问题，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抓这些抓什么呢？不从根上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老百姓怎么相信党、拥护政府呢？郑板桥有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县州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封建社会的一个官吏尚且能提醒自己注意百姓疾苦，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理由不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上呢！

　　“微服私访”查落实

　　正是怀着一切为了老百姓的信念，邵奇惠一行乘坐的“采访车”穿行在东部地区的县镇乡村。正是严寒时节，白雪皑皑，寒风刺骨。他们一路走，一路看，在路边小饭店就餐体验饭菜价格；逛农贸市场看行情；出入杂货店问物价；投宿小旅店和农民家与群众交谈；借一位教师的家开座谈会，请他的左右邻居谈对物价的意见；还挤上拥挤的慢行列车，站在过道里“采访”旅客……

　　一名叫郭宝昌的退休干部反映说，他是1986年退休的，当时白糖1斤8角7分，现在平价1元4角4，议价1元6角5，小贩卖到2元，涨了一倍；猪肉当时9角7分1斤，现在3元，涨了2倍多。我退休工资120元，才过了3年，已不顶五六十元花，一家3口都有工资还显得有些紧，别的人家就更困难了。

　　57岁的家庭妇女刘秀芹抱怨，小贩卖东西挪个地方就涨价，没招儿，管不了。伊春地区的南岔百货大楼是一个物价管得比较好的单位，但由于进货渠道不同的原因，前3个月白棉布卖过2元1角7、2元2角1和2元3角9三个价，引起群众恐慌，造成抢购针棉织品的风潮。经理田成华说，批发环节还要减少，层层加利的现象要想办法管住，否则他们把价格涨上去了，我们怎么稳得住？

　　邵奇惠他们在小饭店吃饭也有感受，服务员推荐“炸带鱼”，这个菜标价牌上没有，他们估计要不了几元钱，结果算账时要了20元，一行人都惊呆了。还有一次，一碗只有一个鸡蛋的“甩袖汤”要2元，顾客们怨声不绝。邵奇惠一一记了下来。

　　8天“采访”结束的当天，他即写了一份给省委、省政府的汇报，指出：“控制物价虽已提到各级政府议事日程，但下面还未见具体行动，基本上还是放任自流。”省委马上转发全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邵奇惠的“微服私访”和发现的问题，在各级干部中引起了震动，促使他们思考“我们该怎么做”，“如何跟上新省长的步子”。

　　“看来一项工作要落实到基层不是那么容易的。”回到省城，他在干部会议上做了检讨，说我们的工作抓得不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他对各级政府的头头定了条“规矩”：无论你们到省政府，还是我下去，见面第一件事情就是讲物价，因为这是当前第一位的工作，如果第一位的工作都讲不清楚，我不仅会毫不客气地批评你，让你赶紧回去补课，而且别的事情免谈，因为我对你不放心。对下面报上来的物价报告，邵奇惠必看，尤其重视其中的数字，对哪个数字有疑问，就拿起笔核算，有几次发现数字计算有误，就把上报材料单位的头头找来，让他当场算，直到找到错在何处。

　　邵奇惠的家离省政府有步行半小时的路，只要没有急事，他就走着上班，途经一个农贸市场，总要询问各种蔬菜和肉、蛋等的价格，和大妈大嫂们聊几句。他还交了一批在一线的物价管理员朋友，让他们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正是这样的身先士卒，影响和带动了下面的工作跟了上来。

　　动荡时期不放松

　　不久，突发“学潮”，很快，省政府大楼被学生围得水泄不通。邵奇惠很忧虑，他担心的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物价压力还很重，又碰到了“学潮”，社会秩序被打乱，两者一旦叠加在一起，情况会更加严峻。因此在紧张地做学生工作的同时，邵奇惠的一切工作照旧，对“383工程”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5月19日，正是“学潮”处在峰头上的日子，全省物价工作会议如期召开，11个单位做了典型发言，邵奇惠做了讲话。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得不到上面信息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省长，要在干部会上讲话不是件容易的事。邵奇惠没有犹疑和观望，秉持一贯的“相信党，为人民，科学思维，理性决策”的执政理念，站到了讲坛上。

　　他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表明了一个坚定的态度：“现在北京以至全国各地包括哈尔滨在内，社会出现了一些动荡。在这种时候，作为政府重要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在关心社会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本职工作上，恪守职责，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放松自己的工作。”

　　接着，他就“383工程”说：“大家知道，市场是个变化非常慢的东西。过去我对它没有具体的认识，现在我才看到它是一个惯性极大的综合体。这么大的惯量，物理学上叫F=MA，由于质量太大，所以要产生一点加速度，那用的劲就不得了。我觉得我为了推动这个东西，几乎付出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大家也费了不少劲，使之正在缓慢地向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虽说是缓慢，但它毕竟开始运转了。如果我们在已经尽了这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的情况下，放松了这个努力，那就可能向着和我们希望的相反方向或者负加速度上发展，那么我们再要将它扭转过来，可能就不是现在的情况了，也许要用二三年的时间才能转过来，所以现在劲还得往上使，不能丝毫松懈。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稳定市场，稳定经济，增加供给，控制物价，都是政府第一位的工作。如果市场、物价出现大的问题，就会引起更大的动荡，所以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关心这个问题，要一鼓作气抓出成效，千万不能放松，煮夹生饭。”

　　讲话中，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刚才我听哈尔滨市汇报，有的商店向上面打报告要求资助，说他们卖出去的一些食品或者其他东西，是打白条子卖出去的，像红肠等东西写个条子就拿走了。我认为这种现象是非常不正常的。那些商店不但不能给什么补助，而且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他们不是对学生的同情，而是制造混乱。如果听任这些事情发展下去，我们保证供应、控制物价的工作，将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们的供应和物价工作，再一次出现混乱，那就不是几个学生上街游行的事情了，其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维持我们正常的经济秩序，这是不能动摇的。大家要继续努力把我们已经明确的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地进行下去。”

　　邵奇惠讲这番话，是有风险的。但为了维护大局的稳定，他态度鲜明地尽着一个领导干部的职责。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鼓舞了他的下属们。

　　10天后，受国务院领导委托，国家物价局调查组来到黑龙江，对“383工程”实施情况做了为期20天的调查。调查组的同志说，全国各地没有一个像黑龙江省这样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物价工作精神的。带队的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高铁生说他是在国外学的系统论，还没有把它用到物价管理上，黑龙江用上了。

　　调查组走了十几个市县，看市场，开座谈会，和干部群众交流，认为黑龙江这个物价管理难度比较大的省份，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物价涨幅回落幅度优于其他省市，市场供应比较丰富，流通秩序好转，经济运行和经济调控进入有序状态，“383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两个月后的8月1日，国务院在哈

　　尔滨召开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各省市的代表边听、边考察、边议论，都认为“383工程”是个创新，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指导经济工作，对破解难题、提高政府管理工作水平有积极意义。

　　这是“学潮”后，国务院在地方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邵奇惠为黑龙江能在社会动荡后，为全国经济秩序的恢复做出一些贡献，感到欣慰。

　　倡导以经济为中心

　　然而，邵奇惠仍然敏感地意识到，北京那场风波平息后，政治上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在趋紧，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在弱化。在抓“383工程”和日常经济工作中，他发现一些干部在辨风向，在观望，甚至产生了“工作重心是不是要变”的疑问，致使经济工作中一些问题的解决“慢”了下来。他觉得这种偏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的倾向，是很不好的苗头，不是正确总结了那场风波的经验教训，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不加以纠正，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9月中旬，省委召开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没有安排邵奇惠讲话，省委书记孙维本见省和地市的主要领导都来了，临时让他讲话。邵奇惠没有准备，没写一个字，上台讲了半个小时，没有官话、套话，也没有任何顾忌，就把自己这些日子的思考和盘托出，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不能动摇。

　　他说：这10年来我们国家发生深刻变化的实践证明，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仍将陷于“阶级斗争为纲”的频繁的政治运动的灾难之中，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建设成就。

　　接着，他谈了对“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认识。认为“两个基本点”是为“一个中心”服务的，是实行“一个中心”的基本保证，没有经济建设的发展，四项基本原则就如建在沙滩上的大厦难以稳固，改革开放就失去了目标。

　　他说：“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解决国内国际问题的基础是把经济搞上去，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任何事情都办不成，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一言概之，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绝不能因为出现了一场风波，就动摇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信念和决心。”

　　在分析了当前社会生活和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后，他说，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才能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否则只能使困难和矛盾加剧，最后影响到安定团结。

　　他特别指出，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要取科学的态度，按辩证法办事，原来软的一手要硬起来，原来比较硬的一手还应继续加强，不能使硬变软。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成为社会问题，这是一条历史的教训。党的威信和凝聚力的增加，不能凭口号，而要靠对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靠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有效组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只有这样，无论国内外出现多么大的风波，我们党和国家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讲话立刻引起了与会者的纷纷议论，有给予好评的；也有认为“不合时宜”的，说他“胆子够大的”；有些人则为他捏了一把汗，“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认为他的讲话有见解，是从党和国家的全局、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考虑的，对中央有参考价值，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整理成内参报了上去，很快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批示转发各省市自治区领导阅，并要求《人民日报》刊发。不久，《人民日报》以邵奇惠署名文章的形式突出刊登了这篇讲话稿，在读者中、尤其在领导干部中产生了积极反响。

　　因为实施“383工程”，因为实施过程中突然袭来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添了邵奇惠观察世象的视角，激发和丰富了他的思维，某种程度上，也为他袒露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提供了契机和舞台，他以自己真诚而又敏锐的思想和行动，在那特殊而又敏感的日子里，奉献了一颗赤子之心。而这些并非偶然，是以他长期浸润在老百姓之中，又肯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为根基的。他的表现，黑龙江的一些干部、群众看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看到了，都给予了肯定和赞赏，这使邵奇惠感到几多宽慰。

　　（三）

　　“北邵”的治安总体战

　　1989年即将过去的时候，“383工程”传来好消息，全省全年物价指数上涨14%，比上年下降3.4个百分点，是全国最好的。在部署物价工作继续推进的同时，邵奇惠在思考，作为人民政府，在日常工作正常开展的基础上，每年应该突出抓一两件老百姓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事情。

　　现在物价涨幅有所缓解了，黑龙江的老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他问身边工作人员，但不要他们马上回答，也不要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想，而是要他们下去问老百姓，到群众中去搞调查。一周后他们回来了，说老百姓普遍反映治安不好，缺乏安全感。

　　邵奇惠又让扩大调查范围，在7个市选了1000户居民搞民意测验，结果大家都说现在最不满意的是社会治安。91.8%反映“带现金乘公交车担心被盗”，90.5%反映“不敢走夜路”，86.5%反映“担心上班家里被盗”，83.5%反映“购物担心扒手”，81.5%反映“坐火车没有安全感”，一些居民甚至反映有的城市已有“贼城”之称，令人生畏……

　　再把黑龙江的情况拿到全国去比较，人口数量排全国第15位，重大特大案件的发案率却排全国第10位，其中严重暴力案件和杀人案件名列全国之首。

　　邵奇惠心情沉重。他知道各级政府最关心的是怎样引进几个大项目，怎样把经济搞上去，这不能说不对，但老百姓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心思难以集中到建设上，经济能搞好吗？安居才能乐业，连“安居”这个最基本的要求都满足不了，人民政府应该感到愧疚！

　　他下去搞调查研究，问计于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为什么公安部门“严打”、整治、“专项斗争”持续不断，治安形势依然这么严峻？大家“七嘴八舌”给了他启发：社会治安工作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就治安抓治安”，这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没抓到根。治安上的病，其实是社会诸多问题的反映，不从社会各个环节入手，单靠“严打”，治标不治本，效果不可能持久，只能是“一阵风”。

　　二是“治安是公安的事”。公安部门确实是社会治安的主力军，但它们的力量毕竟有限，能力也有限，靠它们单打独斗扭转不了局面。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时期，社会治安问题带有全局性，与社会稳定、人心稳定密切相关，各级党政领导和各行各业的领导不担起责任，不把群众发动起来和专业力量一起，打一场总体战，问题解决不了。

　　眼下，一系列新情况的出现，意味着过去曾经灵验的做法不适应了，社会形态在变，政府的思路和做法必须跟着变，要把治安工作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的体系中来考量和部署。

　　“斗士”与“后勤部长”

　　很自然的，邵奇惠联想到了“383工程”，他觉得社会治安也是一项关乎大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不仅要采取司法、“严打”等手段，也需要运用政治、思想、行政等手段，全方位地谋划和实施，而这不是公安司法部门能够承担的，必须由党政和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各个单位这条主干线来主导。

　　但是，怎样把这条“主干线”提起来呢？它的突破口在哪里呢？他总结了一些治安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单位的经验，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把这项工作和单位领导的责任“绑”在了一起，也就是“谁主管，谁负责”。邵奇惠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是搞好社会治安的基本原则，也是重要途径。省委赞同他的调查和分析。“谁主管，谁负责”旋即在全省治安工作中叫响。

　　这就有效地突破了两个误区，社会治安摆上了“主干线”的重要议事日程。这样一来，整个气氛和气势就大不一样了。在全省整治社会治安动员大会上，邵奇惠很自信地提出“奋战一年，使黑龙江成为全国社会治安较好的省份之一”的目标。他说，只要全社会形成合力，打一场总体战，到1990年年底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很快，从省到各地、市、县、乡，层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划和实施方案；铁路、交通、森工、农场、工商等各个条线的领导对所属系统的治安也研究并做出了具体部署；学校、工厂、居民区在公安部门的指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编织了治安工作网络；集贸市场、旅店业、舞厅、商店、酒店等公共场所的治安由主管部门负责，配备的专业力量和各单位的专职、兼职保安员携手并肩，严防严打犯罪行为，维护秩序等。

　　具体工作则依据省里的方案，从“教、防、打、整、扫、管、改、调”8个方面立体展开，既要严打，更要注重严防和预防，强化法制教育、矛盾调解、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劳改释放人员的安置、失足青少年的教育、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扫荡等基础工作，以减少案件的诱发因素。

　　如此“总体战”的打响，改变了黑龙江治安工作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有领导抓、有可操作的方案、有明确的责任制、有群众广泛参与的治安防范力量、有奖惩办法等从未有过的景象，老百姓深受鼓舞，公安干警干劲倍增，各级领导更增添了责任感，而对犯罪分子则是有力的震慑，治安工作步入了良性轨道。

　　此刻，作为省政府第一责任人，邵奇惠给自己的定位是一名“斗士”和一个“后勤部长”。他既挂帅又出征，哪里是最难啃的骨头他去啃，哪里的工作没起色他去推，哪里工作有困难他去帮助解决，以点带面，影响和推进整个工作的进展。

　　省长带队“办案”

　　不久碰到了一个案子。一天深夜，哈尔滨近郊的呼兰县政府机关被盗，好几间办公室里的抽屉被撬，财物失窃。邵奇惠得到了情况通报，但没有听到“追责”的消息，立刻赶了过去。县领导没想到省长会来。一见面，邵奇惠就严厉地问：“是谁的责任？”

　　“是值班失职，睡觉了。”

　　“值班归谁管？”

　　“办公室。”

　　“办公室归谁管？”

　　“县长。”

　　结果，县长记过，全省通报。

　　邵奇惠说，“谁主管，谁负责”，不是说说的，你管这个事，就要负这个责，管不好出了事，就要处分你。处分一个警醒大家，让干部们牢记为党和人民办事一点都马虎不得，得时刻打起精神。我也一样，重任在肩，一刻也不敢忘记“责任”两字。

　　“谁主管，谁负责”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邵奇惠要求省公安厅办的“公安简报”一份不拉地全部送给他看。一天，一份反映延寿县查获了以徐长江为首的犯罪团伙的简报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这个团伙作恶时间长达两年多，气焰十分嚣张，问题严重。邵奇惠知道治安问题中危害最烈、百姓最痛恨、处理最棘手的就是那些隐藏较深、组织比较严密、有比较厚的保护层的犯罪团伙。这样的犯罪团伙不仅延寿有，其他地方也有。

　　为了促进对这类严重犯罪组织的严打，他即批示省里派工作组前去了解情况，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给县政府领导打电话，要求务必彻底查清全案。事隔3天，他又派省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公安厅的专家一起到延寿指导查办工作。过了一段日子，他再次派人去了解案件查办的进展情况，发现阻力很大，进展甚微。

　　这期间，他接到多封延寿老百姓的来信，反映这伙人之所以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甚至持枪行凶，私设公堂，拘禁和殴打群众，是因为有的公安干警和他们的关系不正常，看见他们横行霸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群众敢怒不敢言。

　　在省委常委会上，邵奇惠提出带公、检、法3个部门的负责人到延寿去现场办公，得到常委们的支持，但也有人觉得省长去办案子不合适，有关部门的人去就可以了。邵奇惠说，我不是单纯去办案，而是要去解剖一个治安不好的县是如何形成的。再说这个案子不简单，老百姓在看我们能不能真的把这个毒瘤摘掉，能不能把滋生犯罪团伙的土壤铲除干净，能不能还延寿一个安宁的环境。为了老百姓的期盼，也为了对其他地区打击团伙犯罪产生影响，我应该带队去。

　　到延寿后，他走访受害群众，开座谈会，边听边记，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了5页纸。老百姓有的话说得很重：“再不整治，延寿不像社会主义的地方了！”

　　邵奇惠召开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把走访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指出，这个犯罪团伙不仅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而且具有黑社会势力性质。对他们的犯罪事实查清楚后，一定要依法严惩。

　　同时，对公安部门有些人的包庇、纵容行为要彻查，一旦查实要严厉惩处。县委、县政府也要反思，通过这个案子要重视治安工作，把它牢牢地拿在手里，对公安政法队伍要认真清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使他们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保护伞，打击犯罪分子的主力军。

　　他说：“我不相信，延寿全县24万人斗不过这几十个犯罪分子！”他要求全省各地都要从延寿案子中吸取教训，狠狠打击团伙犯罪。

　　邵奇惠一行的现场办公，不仅在延寿，在全省都引起了很大震动。它坚定了延寿县领导的信心，积极抽调警力加紧了案件的查办。老百姓看到领导决心大，消除了顾虑，纷纷提供线索，使查证核实工作顺利推进。不长时间，一个30多人的犯罪团伙被彻底摧毁。省里其他地区对犯罪团伙的斗争也得到了有力的促进。

　　抓票贩子引震动

　　看群众来信，是邵奇惠每天必做的“功课”。一封外地旅客反映哈尔滨铁路“票贩子”猖獗的来信引起了他的注意。这虽是个局部性的问题，但因发生在“窗口”部门，影响很坏。他让转告铁路局的领导，要重视票贩子的问题，整治好售票秩序。

　　几天后，铁路局的“落实情况”反馈回来，说组织了几次打击行动，没有发现票贩子。这就怪了，群众来信和铁路的反馈怎么反差这样大？难道是外地旅客瞎编？邵奇惠派办公室的人去“暗访”，不仅发现票贩子，人数还不少。

　　邵奇惠说：“这表明铁路局里有‘内鬼’，你刚要行动，信息已经传过去了，你行动的时候，票贩子们躲在一旁看笑话呢。”怎么办？邵奇惠想了一“计”。一天傍晚，已到下班的时候，他给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傅志寰和省公安厅厅长陈永才打电话，让他们到他的办公室有事商量。他们一到，邵奇惠就让上车，车一直开到哈尔滨火车站售票处门口。他说，进去看看有没有票贩子。

　　陈永才穿的是便衣，邵奇惠问他，如果有票贩子，你能不能摁住他？陈永才说能。进门后，他们排在了买票的队伍里。不多会儿，就有好几个人来搭话，问到哪里去，说：“我这里座票、卧铺票都有”。陈永才瞅准机会出手，抓住了其中的一个，扭送到了附近的一个铁路派出所。

　　也就十来分钟的光景，傅志寰受到了“震动”。他对邵奇惠说，我们工作没做好，应该检讨。当晚，他就召集开会，做了自我批评，要求严肃纪律，查找漏洞，坚决打击票贩子，维护正常的售票秩序。同时要像邵省长那样，改进作风，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深入下去举一反三，切实解决铁路治安存在的问题。

　　这次抓票贩子，邵奇惠还有另外一个“收获”，是在那个狭小的铁路派出所里获得的。已经入冬了，又到了晚上，气温很低，可简陋的办公室里连暖气都没有，冷冰冰的。他摇着头歉意地对干警说：“条件太差了，治安任务这么重，这怎么行！”转过身，他对傅志寰说：“你想想办法，尽快帮助解决。”

　　隔天，邵奇惠仍惦记着这件事，让秘书到现场去盯着，“条件不改善不要回来。”很快，问题得到了解决。可邵奇惠一点宽慰的感觉也没有。他知道黑龙江的经济条件还很差，方方面面需要改善的地方很多，比那个派出所条件差的很可能还有。邵奇惠说：“我们要让大家有吃苦的精神，但也要想办法尽可能给公安司法战线创造好一些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好地为全省治安的好转、为老百姓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出力。”

　　监狱里的新思考

　　邵奇惠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他一再和各级政府的领导讲自己的这个想法，要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尽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由此，他又联想到了“监狱”这个各级领导很少关注的“底层角落”。因为他注意到了社会治安中出狱人员再犯罪的现象，说明“改造犯人的工作”做的不好。省里制定的整治社会治安的规划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把它列为需要加强的基础工作，可不知道下面落实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他决定到监狱去看看。

　　选了个星期天，没通知任何人，邵奇惠带着秘书、警卫和司机，朝着百多公里外的革志和新肇两个监狱出发了。1958年邵奇惠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时候，在杭州的监狱里被关过一年半，对监狱的情况不陌生，但不知南北监狱有何差异，再说已相隔三十多年，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劳改劳教工作一定会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思虑着，车已停在了革志监狱的门口。警卫拦住不让进。秘书介绍是省长来检查工作。警卫说没接到通知。后来让警卫请监狱领导出来“相认”后，才被领了进去。

　　看了革志监狱，又去看了邻近的新肇监狱。邵奇惠很感动，也很不安。这里是改造犯人的特殊地方，但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困难比想像的要大，监舍陈旧，狭小拥挤，犯人睡觉只有很小的一块地方，晚上起夜回去很可能就躺不下去了，下雨天还漏水，阴冷潮湿，他们是犯人，但也应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人格尊严，否则不利于对他们的感化和改造。

　　监狱工作人员很努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工作，但他们的工资不能按时全额发放，由于地处偏僻地区，子女就业也很困难，这会使他们分心，影响对犯人的改造工作。这两个监狱是这样，估计省里其他监狱也会存在类似的问题。

　　邵奇惠经过思考，决定安排和调度好省财政有限的资金，确保劳改战线干警的工资按时全额发放，同时增加投入改善监舍条件；对他们子女就业的困难，要求省里相关部门给予帮助。

　　邵奇惠对他们说，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对犯人的改造工作不能有丝毫放松，这是党和人民交给你们的政治任务。为了国家的稳定，从这里刑满释放的人员应该是个痛改前非的“新人”，如果依然对社会不满，碰到某个“引发点”就危害社会，那就是“废品”，这是有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的。监狱的领导和干警听得很认真，表示要认真研究，改进工作。

　　回到省城，邵奇惠让省司法厅向司法部写报告，反映黑龙江省监狱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因为这不仅是省里的事，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不久他到北京出差，专门到司法部找金鉴部长，谈了到监狱去看到的情况和改进监狱工作的想法。金鉴很感慨，说：还没有哪位省长用这样的方式到监狱去看过，也没有哪位省长这样详细地反映过监狱的问题和提出加强监狱工作的意见。司法部即向全国司法系统转发了邵奇惠视察监狱时的讲话。

　　为了有实际感受，金鉴特意到黑龙江看了一批监狱，并结合全国监狱存在的问题，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其中包括在特殊的劳改战线工作的人员工资应由国家统一拨付的内容，均被国务院采纳。

　　邵奇惠的监狱之行，在省内和全国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稳定在监狱工作的干警队伍、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加强对犯人的改造工作，都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黑龙江省的治安形势有了一定的好转，有的领导便“感觉良好”，有些“飘飘然”。邵奇惠兜头给他们浇了盆凉水。在下去调查研究和有关干部会议上，他多次说：评价治安工作，不能以领导和部门做了多少工作，破案率、结案率多少为标准，而要以群众是否满意为主要标准，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我下去与干部和群众交谈，一些领导的感觉和群众的感觉就不大一样，领导的感觉是，整治工作有比较明显的进展，群众则说有进展，但还不大明显。为什么会有差异？”

　　邵奇惠点到了问题的本质，因为领导是从工作角度考虑，而群众是从实际效果来评价的。你开了多少会，组织了多少人，群众不大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事情发生后，又不太有人着急管。

　　譬如说这个地区今年就发生一起轮奸案，相比去年数量是下来了，但是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性质极为恶劣，在群众中影响很坏，这个“数量下来了”有意思吗？所以不能简单地因为比过去发案少就当成了成绩，治安工作是既复杂又很艰巨的，稍一松劲就容易出现反复，因此不能做了一些工作就盲目乐观。

　　在一年的“总体战”已过大半的8月份，省里在11个地市和森林工业系统，就整治社会治安效果如何，做了一次大范围的民意测验，结果71.25%的人认为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或有好转，仍有28.15%的人认为没有好转。

　　邵奇惠认可这个调查，说工作中不到位的地方和薄弱环节还很多，整治治安是项艰难的工作，也是项细致的工作，不能松劲，也不能粗放。“总体战”过后，作为日常工作，仍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谁主管，谁负责”后来被中央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办公室肯定，成了推向全国的“原则”。黑龙江省公安厅长被公安部调去，任主抓社会治安工作的副部长。

　　邻近省份的领导见到邵奇惠开玩笑说：你们别抓了，再抓，龙江的小偷都跑我们这里来了。社会上也流传“南王北邵抓治安”一说，南王是指贵州省长王朝文，北邵就是黑龙江省长邵奇惠，说他们抓治安抓得实，抓得狠，抓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了。

　　文/张持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