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相信党，为人民——邵奇惠的从政之路

　　（四）

　　“牵牛鼻子”再造黑龙江

　　1993年2月9日，是邵奇惠深感荣耀的日子。这天，他和省里另两位领导杜显忠、王耀臣一起，应邀走进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庄严华丽的大厅。他们在这里接受了由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以表彰他们为“俄中人民的友谊所做的杰出贡献”。

　　这是俄罗斯给予外国友人最高等级的荣誉。罗高寿大使郑重地把金光闪闪的勋章递送到3位老朋友手里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非常高兴能代表叶利钦总统为3位黑龙江省的领导人授勋。黑龙江省在恢复和加强我们两国间的友谊合作方面起到了先驱作用，它与俄罗斯毗邻，向我们开放了许多口岸，成为两国之间进行交往的一扇大门。虽然我们之间的贸易恢复的时间不长，但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惊讶的，每年我们之间的贸易额都有很大增长。黑龙江每年都举办一次哈尔滨经贸洽谈会，我们国家，不仅远东地区而且欧洲部分也都希望同黑龙江加强合作。我认为，黑龙江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试验区，我相信合作的前景会越来越好。”

　　邵奇惠致了答词，他说：“我们非常高兴接受这一崇高荣誉，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也是黑龙江省及全省人民的荣誉。”

　　邵奇惠说的不是客套话。黑龙江实施的大力开展对俄罗斯贸易的战略决策，正是省委、省政府在吸取了全省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智慧的基础上做出的。

　　激活“外脑”

　　从挑起省长重担的那一刻起，邵奇惠就在思考黑龙江长远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省，但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它有着巨大的潜力，应该有新的面貌，但从哪儿入手把潜力挖掘出来呢？它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发展战略呢？

　　全省三千多万人民都在望着他。

　　邵奇惠深知，作为一省之长，主要精力要放在宏观决策上。共和国建设史上决策失误的沉痛教训，自己走上领导岗位后的深切感受，使他对决策充满敬畏之情。他认识到，宏观决策是一个科学活动的过程，因此要遵守科学活动的一般规律，做到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宏观决策的对象通常是一个跨学科、多参量的复杂系统，需要有多门类的专门人才参加，因此要民主化；宏观决策的影响面广，因此要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总之，要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有科学依据、有制度保证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决策的正确性。

　　省政府有一个由277名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科学经济顾问委员会”。由于他们分散在各个单位，都很忙，因此活动开展的不多。邵奇惠知道后直叹息：“太可惜了，这是一个宝库，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外脑！”他上任后的第一个会，是把这些高参请来座谈，听取他们对“发展”的意见。

　　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专门指示为“科顾委”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以便提供“组织保证、制度保证和后勤保障”。省里各方面的情况和政府正在考虑的问题向他们和盘托出；经常组织召开各种专题研讨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建立通畅的意见反馈和交流渠道等等。

　　“科顾委”很快活跃了起来。邵奇惠是深黯知识分子“秉性”的，“你不理他，他不会理你，你尊重他，他非常愿意、也非常高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社会”。他很“倚重”他们，“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知道自己最缺的是知识，担任领导的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是要有谦虚的态度，认识到世界有多么地博大精深，而自己不是全能的，要用方方面面的知识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见识，以提高自己的科学认知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

　　他常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尽管直言不讳地说，尤其是不同意见，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因为没有不同意见，在决策时常常无法选择。以往只对一种方案进行表决，决策水平肯定不会高。”

　　邵奇惠还让“科顾委”帮助起草了《黑龙江省政府关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规定》，规定明确：省政府在制定关系全局的重大政策措施时，没有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不决策；没有经过认定的、权威的科技和经济咨询机构组织专家认证不决策；没有征得有关部门和地市县意见不决策；没有两种以上对比方案不决策；没有经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不决策。省政府还制定了加强和省人大、省政协及各民主党派工作联系的制度……

　　1989年，依据黑龙江省和苏联有3040公里边境线的优势而实施的“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战略决策，就是省委、省政府经过这样的科学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

　　黑龙江省这条漫长的中苏边境线，有过甜蜜安宁的时期，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这里呈现出的是“冰封”、“对峙”、甚至军事冲突的状态，曾经相互往来的口岸地区成了“神经末梢”，成了封闭的“死胡同”，成了黑龙江经济发展最迟缓的一片土地。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这里考察，全国改革开放的热潮和这里死气沉沉的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他说，你们下面不要管上面的事，你们主动和对面接触，和苏联人民搞友谊，两国人民的友谊有深厚的基础，友谊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和他们做买卖，搞边境贸易，互通有无，发展经济，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

　　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听了有豁然开朗之感，他们试探着和对方联络，门路一点点地打开了。但仅是两边边境区域的往来，小打小闹，有局限性，文章做不大。黑龙江省这条边境线，不仅是黑龙江的，也是全国的，怎样把它放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来部署，放在苏联、东欧国家这片广袤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量，形成中国向北开放的新门户，通向东北亚贸易的新通道，同时也作为黑龙江省破除封闭保守、融入全国发展潮流的重大机遇来把握——邵奇惠和省里的其他领导在深深地思虑着。

　　外“结”苏联

　　知易行难。苏联没有搞改革开放，光我们积极，那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如何促动他们，尤其是他们的上层，使两边的步子协同起来？两边的外汇都紧缺，这意味着如果贸易要有大的发展，除了传统的“以货易货”外，必须创新形式，这就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要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怎样搭建一个服务大平台，让全国各地的客商到黑龙江来和苏联、东欧地区国家做生意？光靠黑龙江自己是不行的，不仅做不大，也不可能持续……

　　有难度，但战略方向是对头的。

　　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邵奇惠带了一队人马，开始了“可行性调研”。他到经贸部汇报，得到认可，认为黑龙江的想法是务实的，在苏联、东欧国家现汇少的情况下，不能机械地、硬性地套用和西方国家做生意的现汇贸易模式，允许探索和创新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鼓励黑龙江打开北大门，国家虽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黑龙江可以大胆试，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也促进黑龙江的振兴。

　　经济先行一步的南方省市尽管对苏联、东欧国家市场不熟悉，但头脑灵活观念新，认为只要开放就会有商机，表示一定会积极参与到黑龙江“南联北开”的行动中来。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考察广交会的过程中，邵奇惠萌生了在哈尔滨也搭建一个类似平台的想法，形成南北呼应、贸易对象和形式各异又优势互补的格局，这不仅对黑龙江，对推进全国经济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

　　看来，国内的问题不大，苏联那边的情况怎么样？邵奇惠的“可行性调研”延伸到了苏联。他率领的黑龙江省政府访苏代表团，从与黑龙江毗邻的苏联边境城市起程一直到首都莫斯科，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一路走，一路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宣传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宣传黑龙江省的优势和与苏联互通有无、互利互惠开展贸易的诚意。

　　他还走进苏联老百姓的家里，看他们的生活情况，注意冰箱里有什么，缺什么，询问需要什么；到工厂参观，看他们的生产水平和产品的质量；进商店浏览，观察商品的种类和顾客的喜好……这无疑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令苏联朋友感到新鲜，也感受到了“刺激”和压力，先行一步的昔日贫穷近邻的变化，使他们有“坐不住”的感觉，有“变革”的要求，有和黑龙江协调同步的愿望。是啊，谁不想把国家建设好，谁不想过上好日子呢？他们欢迎黑龙江“北开”，纷纷表示要向莫斯科最高层反映。

　　就这样，在摸清各方面底数的基础上，黑龙江省拉开了“南联北开，全方位开放”的大幕。上演的重头戏，便是1990年6月6日到15日在哈尔滨举办的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贸易洽谈会。

　　这是我国首次举办这样的洽谈会。苏联外经贸部副部长率团到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匈亚利等12个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国内30个省市代表团以及民间经贸界人士八千余人云集一堂，热闹非凡。

　　中外客商虽初次相见，但“互补性强”的吸引力，使彼此很快成了朋友，洽谈活跃，多种实际有效的贸易形式如来料加工、去料加工、直接补偿贸易、间接补偿贸易、综合补偿贸易、记账易货、现汇易货、三角贸易被创造和运用，成交合同金额达18亿瑞士法郎，大大出乎预料——我国对苏联、东贸国家贸易的崭新一页就此翻开。

　　冲出“死胡同”

　　令邵奇惠欣喜的，还有另一个收获，就是开放的热潮对黑龙江人观念更新所起的促进作用。南方的客商就像送上门来的老师，他们的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既精于算计又落落大方做生意的方式方法和注重建立长期贸易伙伴的理念，都给黑龙江参展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在产品质量、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新设计、新工艺、新包装运用等方面，也让黑龙江同行开了眼界，万余名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到洽谈会会场同兄弟省市的产品进行“对标”，商谈合作，极大增强了调整产品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动力。邵奇惠说：“这比我们开多少次会、发多少份文件都管用。”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一家外省参展商和外商谈成了一个合作项目，被黑龙江一家企业利用“天时地利”抢了过来。邵奇惠知道后，不仅没有“胳膊肘儿往里拐”，而是相反，立即冒雨赶到外省客商住地，向人家赔礼道歉。

　　回过头来，在黑龙江参会负责人会上提出严厉批评，坚决、及时地扭转了垄断客户、争抢客户的不良现象。他说：“作为东道主，要大气，要看得远一些，要主动帮助外地客商结识贸易伙伴，我们的生意情愿少做点，也要帮助外省的客商多做生意，这样人家才愿意来，我们的南联北开才能畅通，大家的生意才都能做大。”

　　这件事被敏感的新闻记者发现，写到了报纸上，事情在外省客商中传开了，他们被邵省长的坦诚和胸怀感动，都说有这样的领导，我们愿到这里来做生意。

　　后盾，以“哈洽会”为平台，以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为龙头，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城市为支柱，边境地区经济带为前沿的面向苏联、东欧国家的开放和贸易网络形成了。

　　一批外地企业和黑龙江企业合作或独资的外贸产品研发和生产基地，在哈尔滨等地落户；和贸易配套的物流、翻译、法律、信息收集和传递等中介服务业蓬勃兴起。这样一个新格局的形成，标志着黑龙江的开发开放步入了一个新时期。以后，哈尔滨年年举办洽谈会，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国内外客商来的也一年比一年多；“边贸有边”发展成了“边贸无边”，由边境地区延伸到了原苏联内陆地区的15个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地区更多的国家及企业；边贸也由“地方军”发展成了外贸的“主力军”；劳务输出、工程承包、技术入股、以劳动力换货等新的方式方法也不断涌现。

　　随着影响的扩大，一些西方国家的客商也参与进来，使“哈洽会”的“国际氛围”更加浓郁，成交的金额也成倍增长。到1992年、1993年，成交额都达到60多亿美元，超过同年的广交会。“南有广交会，北有哈交会”（哈洽会后改名哈交会）的外贸格局形成。

　　得益于“南联北开”，黑龙江的经济和黑龙江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尤其边境地区，由“死胡同”一跃而为开放第一线，人员进进出出，货物来来往往，一派繁忙和兴旺景象，一个个新兴城镇在被推倒的破旧街道房舍的基地上拔地而起。毗邻的俄罗斯人来访，无不赞叹：中国创造了奇迹，中国的变化真快！

　　水稻启示

　　在推进“南联北开”的同时，邵奇惠铺开了另一条战线：谋划“科技兴省”大计。他对邓小平讲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有着深切的感受。他长期和科技打交道，当工人的时候就为厂里的车、铣、铇、镗、钻等机床设计制造了几十种工装，发明的“指销式变传动比汽车蜗桿”，获黑龙江省科技大会成果奖。担任总工程师和厂长后，通过加强技术改造、新技术运用和科学管理等，迅速扭转了亏损局面，工厂面貌为之一变。

　　“一个厂是这样，一个省也是这样，道理是相通的。黑龙江经济不发达，效益不好，原因可以找出好几条，科技工作薄弱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他念念不忘一个发生在身边的“生动的科技故事”。还在任厂长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叫藤原长作的日本老人，到建在黑龙江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扫墓，见路两边的水稻长得不好，便主动要求留下来，用他的“旱育稀植”技术来改变这种状况。

　　他的家乡岩手县和这里的自然条件差不多，他种的水稻亩产有500来公斤，而方正水稻亩产只有200来公斤。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种子播得太密，这样根系不发达，阳光照不透，肯定影响产量。他在一块27.4亩的稻田做试验，声明“丰收归村民，歉收由我赔”。他在旱地育苗，到节气把秧苗插到水田里，秧苗插的很稀，行距9厘米，株距4厘米。

　　而四周农民用的是传统的“漫撒籽”方法，直接把种子撒到地里，苗出来后，密匝匝一片翠绿，很好看。而藤原地里的苗遮不住土壤。村民议论：“稀不楞登几棵苗能打多少粮？”

　　20多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藤原植下的秧苗开始分蘖，宽敞的空间使一棵秧苗分出的蘖达三十几株，像扇子一样，欢欢实实地长开了，然后扎扎实实地往上长。而当地农民的呢，苗密，分蘖少，瘦瘦弱弱地挤在一块堆。秋后收割完一算账，藤原的亩产347.5公斤，村民们的平均亩产只有72公斤，其他亩产高的也就160多公斤。以后，藤原一再扩大试验面积，效果依然显著。

　　藤原的推广工作一直持续到邵奇惠担任省长。这场“水稻革命”也由方正县扩展到全省，黑龙江这个大米紧缺的高寒地区，一跃成为全国大米的主产区。邵奇惠在笔记本里记载着：“科技兴稻，稻兴方正”，人们的思路为之打开，优质米基地、种子基地、稻田养鱼基地、稻草和稻壳深加工等，都搞起来了。邵奇惠很感慨：如果各个行业都有“旱育稀植”这样的科学技术，又都能像藤原先生那样扎扎实实地做应用和推广工作，全省经济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牵牛鼻子”

　　他提出了制定“科技兴省”战略规划的设想，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一致赞同。可怎么开展这项工作呢？他说，科学的事业需要科学的领导。

　　科技兴省不仅指对若干科技成果用于生产建设，它的要旨是，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综合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工具，从宏观上观察和分析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做出准确的鉴别和判断，进行科学的决策和领导。

　　它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不是一项应急的措施和战术手段，但对当前的工作要有指导作用，“工业拼设备、农业拼资源”的路不能再走下去了，产业结构调整、科学管理、增效挖潜和现有科研成果转化等，要得到有力的推进。总之，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动员各方面的人员参与进来。

　　邵奇惠和省政府班子其他成员一起，分领导、科技人员、企业家三个层面进行广泛动员；组织政府各个厅局总结本部门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和制定科技发展计划；一百多名“科顾委”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一个总体组、15个专题组，进行“科技兴省”战略规划的研讨和制定。

　　这是黑龙江第一次用科技来全方位地谋划全省当前和长远的经济工作，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积极反响，尤其得到科技工作者的热情支持，大家很振奋，认为是牵住了牛鼻子，纷纷开动脑筋献计献策。

　　邵奇惠则深入到农村和企业听取意见和建议，进行调查研究；登门拜访退休的老科学家，向他们讨教；到各个厅局和制定规划的专家学者中听汇报，和他们展开讨论。

　　交流中，有些人考虑比较多的是

　　增加科技投入，希望能给钱、给物、给政策。邵奇惠对他们说，我省在科技投入上欠账很多，你们要的都对，但大家都要，国家没那么多钱，都喊政策倾斜，四面倾斜就成了一个圆锥体，无所谓倾斜了。这样考虑问题很可能不切实际，容易落空。

　　增加投入是肯定的，但一定是有限的，现实的财力就是这样。我们的思路，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把科技和经济密切结合的机制建立起来，使推进科技进步有制度保障。这方面理顺了，会释放出很大的潜力，能做很多的事情，投资则并不一定很大，就像水稻旱育稀植，改变的是落后保守的观念，生产水平却有巨大的提高。因此，规划要有远见，也要务

　　实，既有长期目标，也要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他特别强调：把科学目标转化为实际成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财力和物力的支持，但更需要的是心力。

　　整整半年多，经过一百多人的调研和反复讨论，包括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技进步和科学教育在内的“科技兴省”规划制定出来了，同时又把它分解为长期规划、中期目标和近期安排三个阶段，以便于付诸实施。

　　近期安排明确，近二三年内，黑龙江不准备依赖国家大量投资上更多的项目，而是立足于现有经济条件，靠科技“软起步”，走内涵增长的路。重点抓好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并通过强化科学管理，挖掘企业潜力和提高效益，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更好地运用科学技术打好基础，从而一步步向既定的战略目标前进。

　　邵奇惠很看重这半年的“过程”，调研、讨论、宣传、集思广益，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就是对科技兴省的培训，对科技作用认识的深化，对科技人员尊重的提升，也是对干部群众提高自身科技素质的促进。“润物细无声”，经过这么一个过程，“科技”在全省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比过去提高了，印象加深了，这“无形的收获”很令人珍视。

　　不久，全国召开科技工作会议，黑龙江介绍了“科技兴省”的规划和实施情况。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听了很高兴，给予充分肯定，并说要上报中央，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后来经过讨论和斟酌，改为“科教兴国”，这一国家战略写进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

　　（五）

　　“另类”省长不孤独

　　邵奇惠的人生中有两个极具反差的21年：当了21年的“反革命”，当了21年的省部长。然而，这两者的联系又如此地密不可分。长时期底层生活的磨砺，使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心灵之中，他的情怀和老百姓的情怀已融为一体。而这，成了他日后在领导岗位上始终不渝为老百姓谋取根本利益的那块厚重的基石。

　　这个厂长不简单

　　1962年戴着反革命“帽子”的邵奇惠走进了哈尔滨林机厂，当了一名车工。1982年6月10日林业部党组批准他担任林机厂厂长。这是一个刻在他心坎里的日子。可那天，他没有一点“荣升”的兴奋和激动，有的只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想的是怎么不辜负工人兄弟的期望，怎么把工厂困难重重的局面尽快扭转过来。

　　20年跟着他们“摸爬滚打”，他深感工人是伟大的，又是很不容易的：勤劳、善良、纯朴，默默地承受着历史造成的各种灾难的后果，默默地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又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吃饱穿暖，待业的子女能有份工作，住房条件能改善一些。作为厂长，怎能不竭尽全力为他们做事呢？

　　进入高层后，他农村跑得多，他对农民不熟悉，他要像熟悉工人一样尽快地熟悉农民。当省长没几年，全省69个县都跑遍了，90%以上的乡镇都去过。不是走马看花，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每个县起码要呆上3天，对这个县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有基本的了解。

　　他下去不打招呼，不要陪同，直接到农民的家里，到他们劳作的田间地头，听他们无拘无束地倾诉。那些难以忘怀的场景给他留下深深印象的是，农民的生活比城里的工人还要艰难，要求还要低……每当此刻，他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他们受苦了，可他们没有放弃过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如果我们不能满怀感情地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办事，让他们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还有什么颜面说自己是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的干部呢？

　　“为了群众！”——这涌自心底、发自肺腑的4个字，理所当然地成了邵奇惠坚定的执政理念。

　　在宣布他当厂长的职工大会上，他说今年一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下半年要着重抓好3件事，第一，发动全厂职工团结奋斗，到年底扭亏为盈，把职工全年应得的奖金发下去；第二，盖起两栋住宅楼，明年春节前入住；第三，千方百计安置好待业青年，为大家解除后顾之忧。

　　有人问他治厂方针是什么？他说：“为了大家的利益，一个字：严！我在林机厂这么多年，大家待我不薄，我永远不会忘记。但干工作必须铁面无私。今后，诸位亲朋好友谁想到我这儿来开后门，请免开尊口。大家不要骂我当官不认人，如果实在想骂，就骂几句出出气，但不要拿工作撒气。”

　　有人怀疑他说大话，半年能做到这3件事吗？邵奇惠不是神仙，也没有三头六臂。他所做的就是把大家的心愿变成大家的行动。他把任务层层分解下去，让每个口的负责人都有责有权，干好奖励，干不好“滚蛋”，连他自己在内。对得罪人的事，对歪风邪气，他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地顶到最前面。对生活困难的职工，他到家嘘寒问暖，千方百计助一把力。而他一家4口，挤在一间房里，两个孩子夜夜睡行军床。

　　他的言行，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他在为大家尽心尽力，厂里的风气渐渐变了，大伙士气上来了。到年底，3项承诺全部兑现，工厂的面貌，职工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新。心和百姓在一起

　　担任副省长不久，1988年秋收结束后，黑龙江农村流传开了“化肥要大幅度涨价，谁种粮谁吃亏”的说法，它像幽灵一样困扰着广大农民，他们在犹豫：明年的地还种不种了？一位部门负责人急匆匆地来找邵奇惠：“黑龙江省粮食上交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农民不种地还了得！”邵奇惠反问：“农民种地得不到好处，那就了得？”

　　为了弄清情况，他带了几个人，一头扎进了农民中，和他们一起算投入产出账，得出的结论是：化肥价格达到1300元一吨，农民生产一公斤粮食就要赔8厘钱。而根据市场信息，1989年化肥价格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他把调查的情况向省政府做了汇报，经过讨论，做出“全省化肥供应不减，价格不涨”的决定，稳定了人心。

　　这一决定意味着全省要从地方财政中拿出3600万元补到化肥差价上。在落实这个计划时，一位部门领导抱怨说：“照此办理，省政府机关干部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了。”邵奇惠说：“能给农民打白条子，干部的工资为何不能推迟一下发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心一定要和农民贴在一起！”这件事被记者写到了《黑龙江日报》上，在农民中引起热烈反响，他们纷纷来信发表感想，有位农民在信中说：“就冲省长这句话，没说的，干！”

　　他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的时候，只要在市里，没有紧要事，清晨6点来钟，便和司机小崔一起骑自行车出门，而且要求小崔每天带着走不同的路线。

　　一天雨后，他们走到德被胡同，因为下水道淤塞，这里成了“龙须沟”，家家户户忙着在门前叠坝防水。邵奇惠挽起裤腿，从这头走到那头，问怎么回事。老百姓不知道他是谁，开口就骂娘：“那帮当官的都死绝了，找谁谁不管！”

　　邵奇惠立即让通知城建局和区领导。对方问什么事？邵奇惠火了：“请你们从这头走到那头就知道了！”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邵奇惠不放心，又到那里去看，见路面已经干爽才放下心来。他在干部会上说：“办事情不是说没有困难，只要急人民之所急，大家协调起来就解决了。要是扯起皮来，大家都有理，就是老百姓没有理。”“有些事情群众提了很长时间不办，我们说了几句话、批几个字你就办，办了我也不表扬你，恰恰相反，我要找找你的官僚主义，为什么只对领导负责不对老百姓负责！”

　　讲“硬话”肃风气

　　有一天半夜，齐齐哈尔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市的“打狗案”：3个年轻人开着吉普车，拿着枪，冲进卧牛吐一带的村子，杀狗抢狗。农民闻讯阻止，他们竟鸣枪恫吓，叫嚷“老子的枪可没长眼睛！”然后携枪潜逃。原来这些家伙“有背景”，出身“宦门”，又是市人大机关的司机，自恃“老子天下第一”，这种事他们不是干了一次两次了，可谁管得了？人们纷纷议论，说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果然，包庇的、说情的、作假证的纷至沓来。

　　邵奇惠到公安局听完汇报后，说：“怎么办？按国法党纪办，这是常识嘛。希望排除一切阻力，彻底查清，公开处理，以平民愤。”接着，他到市人大，请他们支持和配合。很快，3名罪犯被判刑，市人大行政处长被撤职，擅自出借手枪的市人大保卫科长被撤职和拘留。

　　邵奇惠在干部会上郑重宣布：今后下属单位出问题，都必须追究领导责任，一般问题至少上查一级，情节严重的要上查两级或者更多。有些问题是市领导造成的，同样要追究责任，包括我在内。总之，出了问题就要找你！

　　他还说：“有些班子的软弱涣散，有些干部的不正之风，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市委过问的时候，有的人还直梗脖子。我们要问，还有什么党管不了的特殊部门和特殊干部吗？如果有，那么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把他从这个特殊部门拿下来，把他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打狗案”的处理和邵奇惠的“硬话”，博得干部群众纷纷叫好。他对铺张虚浮的接待之风的整肃，也颇得群众赞赏。1989年7月下旬，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出访莫斯科返回，取道绥芬河回国，对三江平原的开发进行考察。正在检查防汛的邵奇惠安排在853农场与宋健会合，汇报工作；同时提出接待从简，吃份饭。可下面没按他的意见办。

　　宋健一行10人乘坐的面包车考察途中，地方、农场迎送的人员和车辆不断加入，浩浩荡荡的；就餐也七碗八碟，人数超过80人，说是领导来了不陪同，是对领导不尊重。

　　邵奇惠知道后火了：“这像话吗？这么闹闹哄哄的怎么考察？”他说：“上面一来人，下面就前呼后拥，这是个扫帚没扫到的角落，要用铁扫帚好好扫一扫。”他要来名单，一番“大砍大涮”，连自己的秘书也砍下去了，接待人员降至14人，伙食吃份饭。

　　第二天，邵奇惠陪同宋健考察，一长串车队没了，就一辆大轿车。宋健很满意，随行的专家也说，这回可以静下心来研究点问题了。事后邵奇惠说，领导出行，警车鸣笛，呼呼啦啦，好像挺威风，挺风光，其实是封建迂腐的一套，严重败坏党风政风，群众很反感，在背后戳脊梁骨呢！

　　平息“学潮”风波

　　1989年春天，北京突发“学潮”，很快蔓延到哈尔滨，省政府被围，大铁门被推倒，学生们高喊：“和邵奇惠对话！”这对担任省长不久的邵奇惠是严峻的考验。他身边的人都不让他出去，说外面太乱，再说上面也没有精神，不好说话。邵奇惠说，我去！年轻人激情、单纯，想问题比较简单，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了解情况有好处。

　　他站到了政府办公楼的台阶上，和学生交流。尽管秩序很乱，效果不好，但近距离观察了学生们的情绪后，增强了他妥善做好学生引导工作的紧迫感。

　　有天晚上得到报告，说给黑龙江大学学生出主意的是3位教授。邵奇惠不顾风险，马上驱车去“学潮”最活跃的黑龙江大学。路上给校长打电话，让在办公室等着，有事交谈。没想到一进校区，就被学生发现了，他们把邵奇惠团团围住。邵奇惠说，你们的校长在等我，我还要和一些教授谈话，等谈完了一定和你们交流。

　　和校长交谈后，3位教授集中到了一位教授的家里，邵奇惠去了，很严厉也很诚恳地对他们说，你们是学生的老师，就要像学生的父母一样，对他们负责。现在他们在静坐绝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旦有个意外，你们担当不了，我们也担当不了，他们的亲人一定要来找你们的。同时，邵奇惠也开导他们，学生年轻，认识问题难免偏颇，你们要做好引导工作，引到正确的路上来，告诉他们要冷静理智地表达诉求，不能采取极端行为，把社会秩序搞乱，乱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国家、对老百姓都没有任何好处。

　　3位教授听进去了，表示要做好学生的工作。从教授家出来，邵奇惠来到学生中间，向他们讲了和校长、教授谈话的情况。他对学生说，激情是年轻人可贵的品质，我也从激情岁月走来。但激情一定要和理智相结合，否则容易走偏，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最终背离了你们的初衷。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对自己负责，对养育你们的父母负责，对寄予你们很大希望的国家负责，国家培养你们，是要让你们挑担子，来接国家建设的班的。你们有意见用正常方式提，党和政府是愿意倾听你们的意见的……

　　在这个敏感时期，邵奇惠没有回避，他觉得党和政府关心年轻人的方针是一贯的、明确的，不存在“不好说话”的问题。他勇于担当，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后来“学潮”平息下去了，整个过程黑龙江没有发生一起意外事件，邵奇惠的心是安宁的。

　　“插手”煤矿“老大难”

　　每逢年节和季节变化，邵奇惠最关心的是群众的冷暖。1992年春节前夕，他听说省内四大国有煤矿职工生活很困难，年都过不去了，决定去看望。有人劝他不要去，说那4个矿不归省里管，由煤炭部直管，我们去了不好说话，会给自己出难题。邵奇惠坚定地说：“不管归谁管，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只要群众有困难，共产党就一定要管！”

　　正是天气最寒冷的时节，邵奇惠又患了感冒，发着烧，身子软软的，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出发了。先到鸡西煤矿，到了就直接下井听矿工掏心窝子的话，又到矿工家走访，发现情况确实很严重，工资拿不到，没钱买年货。他找到矿务局领导，他们说今年亏损很多，可部里已向国务院领导说了全国煤矿已全部扭亏为盈了，不让我们报亏损，谁报撤谁的职，我们矿已撤了一个局长了，再报也是一样下场，只好硬着头皮说盈利，但真的没钱发工资。

　　邵奇惠听了，气炸了！他严肃地说：“做基层干部不容易，我理解你们的难处。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性的底线是不能说假话，不能让工人饿着肚子干活，饿着肚子过年！如果某些领导不听你们的实情汇报，可以向中央反映，要敢于向中央说真话！为救急，我可以用省政府的资金为你们垫付生活费，这虽然违反财务规定，但我认为没有违反党的根本原则。”

　　正说着话，有人进来报告，说有个工人偷了矿里的废矿车去卖，已经抓起来了。邵奇惠仔细问了情况，原来是个老工人，家里有病人，实在揭不开锅了，才不得以而为之。他说，这不是官逼民反吗？！你们马上把他放了，还要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

　　接着，邵奇惠又到双鸭山、七台河和鹤岗煤矿，情况和鸡西差不多。在鹤岗煤矿，他刚从矿井里上来，走出井口的时候，看到地上黑压压跪了一片矿工，他们是感谢省里来人帮助解决困难的。

　　邵奇惠急忙把他们搀扶起来，动情地说：“是我们对不住你们呀！天寒地冻的，让你们受苦了，应该下跪的不是你们，是我们！”他许诺，一定会尽力帮助工人摆脱困境。还说要尽快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很快，邵奇惠用省长预备金解了4个煤矿的燃眉之急；还亲自赴京向国务院领导做了汇报。

　　“邵工程”蚂蚁精神

　　持之以恒坚持学习，是邵奇惠为民执政的另一块厚重的基石。尤其可贵的是，当了省长，工作异常繁忙，他仍然没有放松学习，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专家学者学。

　　担任省长不久的一次干部会上，他恳切地对大家说，我当省长没经过培训，以前又长期在工厂工作，面比较窄，现在面这么宽，不懂的东西很多，忙了一天工作，想利用晚上的时间静下心来学点东西，但是晚上总有人到家串门，想和新上任的省长交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学习跟不上趟呀！因此请大家把晚上的时间留给我。他还开玩笑说，送礼的除外。

　　“当然有急事不要耽误，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和相关人员赶到办公室接待。”一番话语，使他赢得了晚上宝贵的学习时间。

　　邵奇惠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掌握知识才能为社会做事”理念的熏陶。即使蒙难入狱，他向家里要的惟一物品也是书——一套大学机械教程。书没处放，他把枕头芯子扔掉，把书塞进去，既当“书箱”，也作枕头。浩瀚的知识海洋，把监狱里的苦闷、阴沉、屈辱和饥寒都淹没了。

　　哈工大夜大学的学业，是在当工人时完成的。他的时间表是：早上6点45分骑车上班，边骑车边用脑解一道数学题；7点半到下午4点干活；下班高速骑车回家，喝杯糖水补充能量，再高速骑车到哈工大上课；晚8点45分下课，9点到家吃晚饭；9点半到11点半做作业，11点半后制图，结束时间不定；临睡前看20分钟到半小时杂志或小说。

　　整整5年，无论酷暑还是严寒，无论头痛脑热还是疲惫不堪，邵奇惠一直按这张时间表走，没缺过一天工，也没缺过一堂课，最后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毕业……

　　这种勤奋刻苦学习的“精气神”他一直保持着。尽管逆境中苦读机械工程是为了掌握技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长期学习养成的严谨的逻辑思维习惯，对他走上领导岗位后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邵奇惠常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组织实施一些中心工作，并且把事关全局的各方面工作纳入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中，效果常常出人意料的好，大家深感这样做可以事半功倍。时间长了，他获得了“邵工程”的雅称。

　　他的讲话和报告，除了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自己写，不要别人代劳，别人也很难代劳，因为里面贯穿的是他自己学习、调研和思考的结晶。

　　他特别欣赏爱因斯坦的这句话：“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不过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把它抄在了笔记本的扉页上。

　　邵奇惠还一直记得童年的时候，拨弄那些向墙上爬的蚂蚁，虽然一遍遍地被拨弄掉下来，但它总是不知疲倦地向上攀登，似乎并不介意孩子们的淘气。后来他从中感悟到，不论在什么境况下，学习就要保持蚂蚁这股不屈向前的精神。

　　历尽官场不孤独

　　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党的方针政策深刻理解的融合，产生的“定力”是巨大的，正因此，无论遇到什么风浪，他都不会见风使舵，也不会屈服于世俗，都会执着地按照科学的理念前行，老老实实地遵循事物的规律行事。

　　然而，邵奇惠走的路并不平坦。有人议论他“另类”，说他“微服私访”，吃份饭，自己写报告，不应酬，碰到交上访信的一定迎上去接过来，一定给回复，还留下联系方式，到北京不住宾馆住办事处等等，是“作秀”。他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决策行事，很费脑筋，但如果由于执行不到位，达不到预期效果，便会遭到一些人的质疑。

　　现实中，不想费劲、不愿迎难而上、上面说啥他说啥，不愿冒点风险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官员大有人在，甚至成为一种风气，这些都会和邵奇惠的所作所为产生矛盾，有人甚至会写“告状信”。

　　面对这些，邵奇惠的处置方式是不为此分心。他觉得分心不值得，因为更有价值的工作在等着自己去做，怎能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呢？省长是职务行为，承担着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责任，不能因为碰到点事就情绪波动，从而影响职务行为，要有承受能力，排除干扰，做一个省长该做的事。

　　有人问他，在官场上有没有孤独的感觉？他说，没有。你相信党，为人民办事，就会吸引许多志同道合的干部和你并肩战斗。再说我做的事都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他们得到了实惠，支持和理解我，我内心感到充实。

　　1994年5月，邵奇惠要离开黑龙江，到北京机械工业部上任。消息传开后，他收到了很多群众来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恋恋不舍的感情。尤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和邵省长共事，是缘分，也是偏得，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深深地影响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邵奇惠离开了那片黑土地，但他带不走科学决策的思维方式，带不走和老百姓深深的情谊，也带不走“邵工程”这个雅号，它们留了下来，留在了他走过的每一家工厂、每一个村落和感受过他炽热情怀的每一个人的心里......

　　文/张持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