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

　　熟悉方励的人知道，越晚找他越好，但晚到凌晨2点56分，我在微信上对电话那头的他，还得催着“看球去，别扯了”时，其实始料不及——或者更准确地说，如释重负。

　　要知道，我可不是吴晓波打算交托世界的“80后”，而与我同一天出生的方励，整整比我大了20来岁。

　　但当时，我确实扛不住了。

　　这里头，有几分是因为之前连续的熬夜，但……话说回来，扛不过方励，着实不是件丢人的事。

　　再一次交流，场景换到了一家越南餐馆，我毫不意外地得知，他交往的朋友每过一段时间都有一些自然地在他的交往圈中消失，“没有我能耗，不可能跟我一起。十几年前我身边跟我在一起玩的朋友都是60后，现在全是70后、80后。”

　　“专业是应用地球物理出身，自然容易混在不同的时空，人间破事难有烦恼。只是有机会建立宏观、介观、微观之联系，快速进出而已，”他对自己的“杀伤力”是这么解释的，“灵敏度和信号处理系统帮助我很多。快速排解，一旦成为自控就很自如了。众多模块化的功能分割，也是提高快速开关分切的有效性。我自己的众多开关功能导致了超高效率和信噪比，因为大幅降低了串音干扰。”

　　读完这段几乎等同自述的文字，开始有点明白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了吧？欢迎来到机器人方励的世界！

　　今年《后会无期》杀青的发布会上，韩寒说选择和方励合作，是因为对方能尊重他的决定。嘿嘿，这怕只是方励“软”的一面，而一旦他软硬兼施，不知几人能敌？

　　今年2月底，第86届奥斯卡的科学技术奖颁奖礼在比弗利山庄酒店落幕，52名获奖者的19项科研成果获奖，创下了历史新纪录，方励与比利时工程师Emmanuel Previnaire共同控股的Flying-Cam International（FCI）的四位工程师一起获得了奥斯卡科学与工程奖。而这个奖原本很可能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2005年，方励参加香港电影节，在Emmanuel Previnaire的展台那里意外地发现一台稳定性超好的摄影机，“这个设备大小像是航模，但是控制精度和稳定性完全是按照大飞机来的。”

　　这时节，正是方励试图以《观音山》翻盘，扭转他在中国电影市场“知名赔钱制片人”形象的节骨眼上——《观音山》最初剧本的最后一场戏（张艾嘉失踪那段）是根据Flying-Cam写的，“我和他谈了好几次，但是Emmanuel Previnaire就不卖给我。”

　　但谈话一直在继续。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市场急剧萎缩，中国电影市场在崛起，“而且我的公司懂得使用各种科技传感器，所以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决定把公司迁移到香港。”方励加磅投资之后，有了更多钱的新公司FCI终于可以拥有6台飞机，其中专门有2台在中国。就这样，方励凭着自己的眼力和耐心，活生生地插进去了一腿，不但分享了荣誉，也得到了更多便利，“我更看好的是可以把电影工业派生出来的技术，运用到海洋科学和地球科学中。”

　　“幸运的是，我在满22岁的那个月顿悟，所以净赚两个以上的人生”，想从他的这次顿悟中收获丝毫感悟之前，你需要体会一下他复杂的成长经历，了解貌似“一根筋”的方励是如何炼成的。

　　1948年，方励的爷爷为儿子安排了工作——新单位是高雄港务局。但后者决定要留下来，跟随共产党一起建设新中国。但政治上缺根弦的这位当时的“官二代”，在蒋介石离开成都撤退到凤凰山机场时，却和他在飞行大队的朋友亲自去送行，所以毫不奇怪地，后来背了20多年的特务黑锅。

　　方励12岁的时候，开始经历抄家，“从小不敢过生日（跟毛主席同天生日），偷着乐”。他被父亲送到内江当电工，几年后又被分到贵州修湘黔铁路，参加民兵团大会战，当开山工挖石头，没有工资，每月发十几元饭票。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方励偷偷把数学自学到初三程度，“20岁那年来北京，在铁道部一个工厂混了一年机械钳工。碰巧那是当年铁道部的五七干校，图书馆里大量所谓内部读物，狂读了大量国际政治历史和人物自传。”

　　这一段时间的阅读对方励作用很大，效果在持续发酵，但偶然地被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引爆了。

　　这是1975年12月底的一个中午，大家都在睡午觉，该开工时却只有一位挨整的老党委书记上搅拌台。当时方励负责的是带人给推土机的停机坪打混凝土工程。看到这位扛着水泥的老党委书记，他想上前帮忙，但是内心犹豫了一下，“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拍马屁想升官”。

　　虽然最后还是帮忙了，但内心曾有过的这一闪念却让方励反思了两个星期。从小自认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方励却从这一丝犹豫中看到对别人眼光的在意，他下定决心连一丝在意都不留，“如果人生是苦海，老子就是个破舢板，我要自己说了算。”

　　“一件小事触发的两周反思，突然顿悟”，方励不愿意太多谈及发生在青春期的这件小事，但不吝于谈及在其中的体会，“从高处不胜寒的孤独，直接滑入一览众山小的自由。”

　　方励觉得自己突然醒了，“突然乐了。操，我他妈不是为你们这群人活的。”

　　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方励报考了成都地质学院（现在的成都理工大学），报考的专业是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探，惟一的理由是成都地质学院有一个足球场，是曾经的钳工方励经常翻墙练球的地方。

　　但当时的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率先提档，方励就这样去了江西，专业为应用地球物理，并开始了集院报编辑、足球队长、团支书、学生会主席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忙碌（方励似乎就是从这段开始了多线程运作的习惯，至今未变）。

　　“战略随心，战术用脑”，方励很为自己顿悟后的神勇得意，连续四年都是全年级唯一每门功课都是90分以上的三好学生。“人家都奇怪，说你为什么那么爱读书，我说，我整整十年都没有读书的机会啊。”

　　这样的回应显得主旋律，而更真切的重要性在于——平时在课堂上把书读薄了，那么多头衔都不耽误他在考试期间疯狂踢球，他开始明白如何让自己玩得尽兴时，依然能保持主流认识中的所谓“成功”。

　　毕业后方励被分配到核工业部的一个研究所，搞铀矿研究。“先去的部机关，混了三月受不了”，方励说曾经差点被忽悠成部机关团委书记，但仔细盘算了一下自己可能展开的“政治生涯”，他就放弃了，成为“所谓早期的买办白领”。

　　“这一生看了太多的官场无聊，庆幸当年选择了做自由人，那个什么鬼官场仕途，不过是混个黑板干部，说把你名字擦掉，你就啥也不是了。排队混个级别，好不容易排到你了，几年就该下课了”，多年之后他庆幸没陷入迷思，给了个结语：“悲哀的仕途。”

　　三十年后的一天，他去建国饭店会友。这一天他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回忆起三十年前的建国饭店，回忆起三十年前的老友兼上司DavidJosphson肥胖的身影，“当年的谈话瞬间就导致我彻底离开了北京的研究所，真正做了自由人。经常，感性的决定是聪明的，因为顺从了自己的心愿。”

　　1987年，方励带着自己所有的家当6000美元，去了美国。两年后Wake Forest大学管理学院新鲜出炉的MBA方励，在混熟了David Josphson带他进入并熟悉的美国百强企业EG&G之后，于1991年底创建了劳雷工业公司——如今时常被描述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地球物理仪器开发与销售为一体的地球物理仪器公司”——据说此后方励历次“瞎折腾”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方励坚持补充说他拍电影没动用过劳雷工业的一分钱，全部用的只是自己的薪水而已——尽管显然薪水也是自己开的）。

　　“1990年代是中国最混乱的年代，尤其是1993年到1998年这几年，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那个时候土地可以揣到自己兜里，工厂可以变成个人的，机关开始做生意了”，多年之后的电影人方励在一次采访中这般做着回顾，似乎说着国家，似乎说着自己，“中国整个开放了，变得特别混乱。不过（就是在）这几年，整个国家开始走向成熟，《苹果》就是在真实记录这段历史，表现剧中人走向成熟。”

　　劳雷工业的业务方向听着很玄，分为地球科技、石油工业、海洋科技。简单地说，在科学调查、资源勘探、工程检测和环境保护这些领域，往往会冒出许多需要跨学科、需要复杂装备解决的专业问题，这时候劳雷工业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因为拥有一支由应用科学家、仪器系统专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专业化团队，而这不是其他同类机构所能承担的。

　　但劳雷（Laurel）这个名字，其实只是当年方励住惯了的一条街名，隐约地揭示着方励的离开与当初进入EG&G同样的感性——EG&G有五大业务板块，这使得方励谈及自己卖过的设备随时可以讲出几十种你从未听说过的专业名称，但即使如此，方励还是觉得厌倦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平台能容忍我，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后天又干另外一个。”

　　于是，方励觉得用自己的公司来满足自己永不停歇的好奇心，“这些东西我为什么干这么多年不会厌倦，因为神秘，就是好奇心啊，跟探宝一样，整天琢磨地下，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海里也是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你就好奇。”

　　好消息是，劳雷工业及其关联公司在满足方励的好奇心之余还能成长（方励算了一会儿，说对比1991年约在50倍左右）。尤其当方励奔走在中美之间，业务增长的机会，似乎更是比比皆是。

　　比如，1994年与Datasonics公司合作，成功地在中国市场上推出了世界第一台Chirp声学侧扫声纳；1995年，与GSSI公司合作，推出世界第一套空气耦合高速路面检测雷达系统，并在中国一次试验成功等在内的多项丰硕成果。方励的解释是，如果想做全球业务，只能专注某一特定业务，那样赚钱或许能更多些，但不适合这个好奇心爆棚的“超龄多动儿”。

　　创业的头几年，方励与斯坦福大学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因而把那周边都混得很熟。斯坦福大学正门的University Avenue上有一家单厅艺术电影院，1994年他在那家电影院看了《活着》等一些影片。

　　但真正触动他的是1995年看的一部纪录片《中国战役》，其中的一个画面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撤离武汉时，一列火车两边全部是人，走路的推车的，他们每走一段，就把车后的铁轨扒了。

　　方励开始被自己做部电影的想法吸引，比如脑海中构想的、讲述战争背景下小人物命运的《最后的列车》（是否有几分跟他不走运的父亲有关？）。为此，他曾让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帮忙策划了几个月。

　　1998年前后，方励身边越来越多电影圈的人：因为陈道明的太太杜宪介绍认识了演员徐帆；因为陈凯燕夫妇，认识了陈凯燕的哥哥导演陈凯歌……“那时候几个人就说起成立影视公司。”

　　2000年，真正使方励迈出第一步的是陈凯歌曾经的助手——王超，当时恰逢王超在作为副导演结束了《荆轲刺秦王》一片后，正处创作高发期——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南方》、《去了西藏》以及中篇小说《天堂有爱》、《安阳婴儿》，正竭力让自己的故事从文字变成电影。

　　“你不用给我看剧本了，就给我讲讲吧”，在以后的一次回忆中，方励说起自己与王超的故事，然后他就听到了一个河南下岗工人收养弃婴的故事，“有点意思”。

　　因为“有点意思”，方励开始了第一段懵懵懂懂的制片人生涯、第一次明白在中国拍电影需要拍摄许可证、第一次与电影局打交道、第一次不小心拍了地下电影、第一次花了百多万血本无归、第一次拿国际奖项……

　　整段经历也许用百感交集描述很合适，但一个具体的好处也许是确认了进入电影圈的决心与可能。

　　而真正由懵懂到专精，方励说自己是在2003年底找到了感觉，“那时开始琢磨电影了，你琢磨人的生理反应了，因为你要摸索创作规律嘛，你突然发现，哎，为什么有的东西你很厌倦。（结论是）在我眼中凡是你熟悉的东西都是四维的，凡是你熟悉的东西是有序的、有规律的，这都是四维里面的”，而这些恰是他认为需要去掉的，那么剩下的自然变得清晰可见。

　　过了几个月，他跟当时合作的导演娄烨讨论这个话题，开始了“方励式艺术理论”陈述，“创造力经常来自多学科交感神经的仿真重构，物理中的边界效应经常是寻找艺术灵感的范畴。四维空间是可以逼近五维效应的，艺术在第五维空间。”

　　为电影奔波的2002年期间，自诩为“三好（好奇好动好客）男人”的方励留意到大连“5.7空难”黑匣子打捞进展不顺。他费尽心思四处打着电话，终于跟负责空难打捞工作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目的只是为了询问对方是否已经使用了他认为可能最适用的一种声纳信标定位仪。辗转几个电话，消息传来：没有。于是方励主动表示愿意帮忙，立刻把电话打到美国每一处可能有关的公司和人，寻找适用的仪器。最后关头，专门为波音公司生产“黑匣子”声呐信标的美国本萨斯公司答应专门为他加工一台，6小时之后，一台刚出炉的声纳信标定位仪火速运至北京。

　　第二天早晨被方励特意揪出来的海洋搜索探测专家哈里斯·卡尔从波士顿经旧金山飞抵北京，和方励一起风尘仆仆赶到大连。

　　事后算起来，从方励为打捞不出来的黑匣子着急，到实际黑匣子在他的努力下出水，全程只花了将近90个小时。

　　黑匣子的顺利出水仿佛一个隐喻，方励从中国接收到越来越多的正向信息。从劳雷工业公司来说，2002年开始，与三大业务之一相关的中国海洋事业在国际上有了话语权，“可以完全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作为海洋科技人，这一点很让人骄傲。”而隔着两条街的劳雷影业公司（其时法定名称为：北京劳雷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也似乎即将雨过天晴，“逐渐认识了电影局的领导。我觉得这些人挺可爱的，可以打交道，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2005年，劳雷工业关闭了仍在创造利润的石油工业，全心投入了方励称为“好玩、好奇、有趣、令人向往”的海洋事业，劳雷影业则与方励此后始终相伴的李玉有了“第一胎”——《红颜》，而后果断地迎向更多的“爱情果实”——《观音山》和《二次曝光》分别给方励带来几百万收益，这使他过去交出去的三千多万“学费”回收了部分。“一半作为奖金发掉了。我又不需要拿钱回家，我做电影全是我的salary，没有动过我工业公司一分钱，全是我的salary。薪水是自己定的，但我还有老婆啊。”

　　不管《苹果》、《观音山》、《二次曝光》与《红颜》相比，究竟哪一部更好一些，对比戛纳电影节开始前一周才完成最终剪辑、并让方励和制片人耐安五年不能拍片的《颐和园》导演娄烨，李玉让方励找到一种相得益彰的感觉。

　　《红颜》证明了李玉的实力，也让方励找到了自己在故事讲述中的独门优势——为了拍摄一个小男孩提鞋在坝上走的镜头，方励只用了一个铁匠和他的焊机、一段60多米宽的跨江钢缆、两个自行车轱辘、9个汽油桶，就完成了成本低到其他制片人难以想象的拍摄轨迹。套用网络流行的句式之一，方励用自己证明了：不会玩技术的地球物理学者不是好电影制片人。

　　2010年，《观音山》获得近八千万元票房，方励“垂涎”Flying-Cam无果，但在拍摄火车大戏的那一天，他和李玉决定让几乎全剧组人员都随范冰冰、陈柏霖一道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扒火车”之旅。

　　“大家欢呼雀跃，激动流泪，互相拥抱，一片沸腾，灵魂出窍的欢乐场面”，方励说，“演员们完全不是在表演，都是她们青春激情和生理感受的天然释放和宣泄。当年轻的身体和心灵融化在大自然的美景和视听感官刺激的亢奋中时，一切生活的烦恼，情感的纠结，内心的迷茫都一扫而空了，青春是无敌的。我们希望把这份销魂的感受也在大屏幕上分享给全国的观众。”

　　更上层楼的是《二次曝光》，它让李玉迈入亿元女导演俱乐部，也让方励更好地体会在制片人中做极客的感觉（Flying-Cam实拍只是手段之一，一支涵盖欧美亚的专业幕后团队把航拍、船拍、车拍、水下拍、特技拍、多地取景、后期电脑特效用了个遍），以及辅导年轻导演成长如何系统化（在此前后，李玉成为劳雷影业董事）。

　　“导演必须要三步，才能走到市场上”，方励告诉此前采访他的南都娱乐记者，年长的制片人在这三步中能帮到的有——镜头语言、叙事能力、演员把控能力、现场调动能力、工艺的熟悉，而难度巨大的还有如何驾驭明星阵容，“他/她（电影明星）有大量商业活动……怎么让他在破碎有限的档期内进入情绪，还能演出来……制片人如果在项目确定的时候，不懂得这一点，你就会害死导演。”

　　方励盛赞李玉的开放性，“她很聪明，她要你的东西，那些东西别人是排斥你的。”作为对她开放性的回报，方励说自己的作用是在吃吃喝喝聊聊天中完成的策应，“当政委啊。策应很简单的。比如我跟一个摄影师聊天的时候，连摄影机都聊透了，我跟他们讲波粒二象性，人家一看，你这样一个人都这么服导演，就可以带领大家支持这个导演，让大家有信心。”

　　“1999年带儿子去德国匈牙利歇了10天，2011年带女儿去法国意大利歇了8天”，方励有天接一个巴黎来的电话，对话中说起休假，费了半天劲回想过去二十年中休过的假，结果终于找到了两段，加在一起一共18天。

　　按天算是方励最近三十多年来计算时间的习惯，“我念大学的时候24岁了。第一个运动会100米冠军、破纪录，200米破纪录，400米破纪录”，但不幸的是，大学二年级只得了两个第三名，大三更是只有一项进了半决赛，“当你看到，就两三年之差，你发现跑不过人家了，今不如昔的感觉是什么？那很恐惧的，就立刻想到人的终点。”

　　“今不如昔”的担忧让方励困扰了一段时间，他反复地想，人生可以设计一个比一个高的目标，但爬坡时候体力往下走怎么办？“我一直在想闭眼的一刹那，人是什么感觉？”方励得到一个恐惧的结论，如果人在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刹的感觉是恐惧，是绝望，是无助，是孤独，“那人的一生白活了，还不如直接死了？”

　　这个问题让他煎熬，也让他在煎熬后的解脱里看到了方向，方励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不以成败论英雄。我永远可以去体会。只要我脑不死，我就可以在想象的世界里飞，脑死了才是生命的终结。”

　　这种时不我待的感觉，让他似乎被什么追赶着。与他有关的第21家公司正筹建着，他一边津津乐道于他在头脑中规划了十来年的所谓“开发地球物理”——如何以三维电磁阀将地球的资源盘算得更清楚，但另一边牵动他情绪的似乎更多的是21家公司中与电影有关的5家，“其实还应该有个院线，但只是有一个想法，不一定去实践它。我要遇到一个partner，就会搭着人家一起干。现在是当卖场在做，那是不对的。

　　你开个餐馆都得把社区经营透了，有固定消费群，做深度经营。”《后会无期》开机的时候，在上海吃开机饭，方励又开始讲每次开机都要说的话：一个人平均年龄三万天，一部电影平均两年700多天，这700多天是我们一群人共同的缘分和纪念，我们死了一百年，这个电影还在，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在这个全家福上，你们大家说这个电影该怎么做？

　　“这是我们大家终生的一段回忆和纪念，是我们生命中间一个能算得出的有限的时段，我连场工、司机都一个一个敬酒，拜托大家，这是我们大家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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