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作家

　　救人者自救

　　坐在北京凤凰汇的办公室里，冯唐见我来了，便提着一个铁壶泡茶，水必须得是新西兰的水，那喝茶的杯子也得是宋朝的天目盏。在新西兰水和天目盏触碰的间隙里，他跟我谈起文学的创新。“原创力非常奇怪，有时候可能你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走，就好像有一天你心情忽然很好很开心，可能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开心。”

　　当很多人把冯唐看成是文学的闯入者时，冯唐说自己的创造力从很小时候就在催促他成为作家了。那时起，他就为自己制定了十本书的出书计划。

　　如今，他年过不惑，出版了六本小说，一本诗集，算是把计划实现了一大半。其中，因为有色情片段的小说《不二》无法在大陆出版，选择了在香港出版，意外地在当地书店的畅销排行榜高居不下。大部分粉丝们都乐意去买本《不二》，再和书一起拍照，传上微博，以求得被冯唐转发的机会。

　　2013年，冯唐以295万版税名列中国作家富豪榜第39位。而他此时还有另一重身份，作为华润医疗集团有限公司CEO。在此之前，他的身份是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博士，美国Emory University Goizueta Business School 工商管理硕士，以及麦肯锡合伙人。正如一位出版社编辑跟我描述他：跨界跨到没有界了。

　　但说到底，他还是个文人。他像大多数中国文人墨客一样，爱好古玩，诗词歌赋，也研究明清历史。最新出版的《素女经》，以中年海归理科男的心理危机为主题，讲述了一个年代久远的略带色情的故事。

　　冯唐在写作道路上一路走来的目的是：“自救和救人。”他紧接着解释道，“就是你写的过程中自己慢慢有些东西也想明白了，而别人看的时候呢，哪怕他有一点点的共鸣也实现了宣泄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从十四五岁写作开始，以北京垂杨柳的家为起点，他从这座城市中汲取养分，并像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把青春期作为最初的写作素材。因此，你才能看见《万物生长》中，那个北京小痞子以及他放肆的爱情，即使偶尔迸出些“下流”的话，也显得天真纯净。“你写任何东西都是从这个肉身出来的，一定要带着这个肉身的痕迹。这就好像葡萄酒似的，你无论存在哪年，它有什么样的味道和变化都是从这瓶酒里出来的，对吧？”

　　冯唐相信，作家的创造力总会有衰竭的时候，对于他来说，最奇妙的一刻就像是，“身体里有一个湖似的，你要潜到那个湖底下把那些句子，像水草一样的句子揪上来，或者像湖底的珍宝一样揪上来。但是你说到底怎么样，什么时候还能再有，你可能真是无法确定。”

　　但冯唐不满足这些想象，完全不。他在朝九晚五的上班间隙中挤出写作时间；他对自己的写作生涯从年轻时候开始就有了详细的规划；他不需要什么写作环境——不管是音乐、情绪、绝对的安静，还是一盏温暖的台灯。哪怕是在办公室呢，只要给他一把椅子就行。

　　他也有详细的时间管理制度，过去几年里，长篇的写作时间通常是在每年的冬天。趁着年假，他会回到位于美国父母的家中，在十天有效的写作时间里，每天写个三千字。三年下来，中间再修修改改，就可以完成一部十二万字左右的长篇。他典型的写作的一天通常是这样：早上七、八点起来开始写，写到中午跟父母吃个饭，下午吃完饭看一小会儿书，看困了睡个小午觉。午觉起来去跑步，跑个八公里到十公里，就跑一小时，回来冲个澡接着写，然后吃晚饭，喝一点酒，晚饭之后把剩下那点酒一边喝一边再写一会儿，这一天就过去了。

　　他在乎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严格控制自己的作品字数，他认为，十万到十二万字比较适合现代人阅读，只需要一个周末，或者两个下午，大约花费8－10个小时的阅读时间，就能正好轻松舒适地把它读完。感谢他在麦肯锡的经历，在这里，锻炼了他快速的学习、分析、总结能力——通过问问题，收集资料和分析，他可以很快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快知道问题在哪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也锻炼了他拿得起放得下，干完立马放下的高效工作能力。

　　最重要的是，创作始终源自生活，不管是麦肯锡还是刚离职的华润，“你需要源头活水，需要鲜活的生活，这个只在书斋里会难以形成，如果干一份工作会好一些。”他说。

　　但他同时有着文人的执拗，他说有两种审查他绝不会做：“一种是自己从市场的角度审查，就是这个书好不好卖，读者会不会喜欢等等这种东西；另一种是政治上的自我审查。”

　　当然，回到十年前，写书可不是一份可以养活人的工作，即使现在也不是，但作为原创内容创作者，在一个蓬勃的互联网和影视产业繁荣的环境中，确实更容易变现。也许这就是为何，冯唐否认他写作《素女经》是因为自己也在遭遇中年危机，而宣称：“接下来的十年，才是我的黄金十年。”

　　在写作《素女经》的时候，他曾担心自己的创造力在下滑，在发送了二十份文稿给圈内好友，又收到一致好评的时候，才稍稍放下心来。不管怎么说，他意识到了创作的天花板。“还有4本书，怎么也得写个小十年吧。十年后我多大了？”他一边用茶水洗杯子边说道。“能够再保持个十五年的创新力我就知足了。”随即，他补充：“之后就是还有好些不那么需要原创力，但需要你的经验、技术、见识的还有好多事可以干，你比如说最近我接一个活就是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后来想想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这也许是有危机意识的文化知识分子常有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对稳定生活所表现出的不安分，也是不甘于后半生只有一种看得到尽头的生活。“到了一定岁数，比如四十岁左右，你可能知道很多事已经定了，你知道你当不了姚明了也当不了主席了，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生命的尽头。你的安全感也有了，但未知少了，你的兴奋点也就少了，有时候危机就可能随之产生。”

　　最极端者就如德国知识分子瓦尔特·本雅明一样，他必须放逐自己，成为一个多种文明的边缘人，才能更清楚地观察这个世界。但感谢市场大繁荣，如今的文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下来，冯唐的《万物生长》即将拍成电影，而《不二》则准备拍成舞剧，他还准备改编剧本，甚至像他的好朋友高晓松一样去做视频，凭借过去二十年每周工作九十到一百个小时的勤奋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写作所带来的名气，他认为，是时候作为一个职业的创造者，去迎接之后的黄金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