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女性价值观念中的新媒体运用

　　【摘要】在当今父权体系社会中，女性正面临着来自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现实一次次地冲击着她们的价值观念，而这不仅仅是受到当下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以文化为载体的新媒体的塑造作用。因此，本文致力于从婚姻观、维权观、择业观三方面来探讨，当代传媒方式对中国女性价值观念的影响。

　　【关键字】新媒体；婚姻观；维权观；择业观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女性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女性一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从家庭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一些作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女性却不得不面临成为“血汗工厂”附属品的悲惨命运。此外从政治参与角度来看，自1954年女性以崭新的形象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其在政治参与中的地位就有了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政治选举、决策过程中去。然而，尽管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女性拥有了更多参政议政的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父权体系下，政治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更多地还是为男性所代表。由此可见，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对于女性解放意识的发展都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然而，笔者认为除了以上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外，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也对女性价值观念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当代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新媒体，在中国女性自我价值观形成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文化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要素，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方向和可供选择的方式，任何文化都包含着对于人们行为的价值判断。[1]由此看来，文化本身就包括着人们对于生活、行为的价值观念。所以，女性解放运动中价值观的变化毋庸置疑也会受到文化导向作用的影响，而其中新媒体在女性价值观的形成中更是起到了难以忽视的作用。

　　一、新媒体对当代中国女性婚姻观的影响

　　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古时女性就被要求应遵循“三从四德”的原则，婚姻需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丈夫要做到忠贞、对家庭要尽到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的责任，女性在婚姻中无疑是地位较低的，她们更多的是被当作男性的附属品。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所提到的：“结婚是为了子女的抚育任务得到落实和保证而由社会规定下来的一种制度。结婚的基本意义在于维持和保证对儿女的长期的抚育作用。”[2]因此婚姻存在的价值是由于男女双方要承担其共同养育孩子的责任，而并非是出于单纯的爱情。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女性对于婚姻的观念才日趋多样化。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对于女性多元婚姻观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诸如“丁克家庭”、“单身贵族”“闪婚”等词语迅速的游走于各大媒体电视中，许多有关这类婚姻模式题材的影片层出不穷，这无疑令当代女性对于婚姻的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女性不再是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她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再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婚姻也不再是囚困女性的枷锁，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地位是平等的，婚姻关系的维系不应成为女性的负担，闪婚、闪离甚至也已成为当下年轻人司空见惯的现象。当然，即使这种传播方式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对于婚姻的选择，使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但在这个父权体系的社会下，媒体也仅仅是进行了初步信息的传递，并未在根本上为女性解放运动发挥引导舆论的作用。在大多数影片中，最后的结局还是难以脱离传统观念的束缚，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女性多元婚姻观的塑造过程中仍旧具有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新媒体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女性婚姻观的形成产生了负面影响。譬如随着“剩女”这一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对未来婚姻出现了焦虑，进而为博得高收视率，促使诸多电视媒体制作了大批与选秀相亲有关的节目，节目中的大多女性都衣着光鲜、敢于表达，并且其年龄均呈现出日益年轻化的趋向，而同时在这种传播方式的促进中又先后出现了所谓的“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做在自行车里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等诸如此类的价值观念，这无疑都对当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传媒在其中以爆炸性的信息传播速度，改变了一部分女性的婚姻观。在节目中，年轻的女性前所未有的提出了这种观点，虽然被冠以“拜金女”的称号，为社会舆论所指责，但它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女性的行为选择造成了影响，女性的解放原本是为了可以获得在家庭、社会中享有更多平等的机会，然而这种观念的传播无疑使女性又回到了传统的牢笼中，虽然没有封建意识的压迫，但却将自己变相的困在自我约束的枷锁里。而这种现象与新媒体所进行的潜在的意识传播可谓密切相关，它在帮助女性塑造婚姻观念，解放自我的同时，又在冲击着人们原有的意识形态，甚至有些已经违背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初衷，致使其在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进行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价值观上的偏离。

　　二、新传媒对当代中国女性维权观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民主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维权事件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所关注，而女性维权意识也随之开始有了显著提高，这对于其寻求自身解放无疑有着极大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有效实现了诸如中国妇女网、女性维权网等相关网站的建立，网站中不仅包含了大量有关女性维权的事实案例，和与维权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帮助热线等多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向广大女性公开、透明的展示了全国妇联组织为维护女性权利所开展的一系列积极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让女性充分认识到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比起曾经较为闭塞的信息传递方式，新媒体无疑利用其自身传播范围快、信息覆盖面广的特点，为促进当代中国女性维权观念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另一方面，新媒体通过利用舆论监督的方式，在使“女性维权”这一话题暴露在了大众视野中的同时，它对于女性维权观念的塑造却产生了正反双方面的影响。譬如以一直以来被民众所广泛热议的“上访妈妈唐慧”事件为例，2006年，自年仅11岁却被迫卖淫的女孩乐乐被成功解救出来之后，作为其母亲的唐慧由于不满当时法院的裁决，而多次进行上访。然而在维权期间，她却经历了诸多波折，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2012年，湖南省永州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认为，唐慧在上访期间由于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进而决定对其采取为期一年半的劳动教养。但令人意外的是唐慧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在提出行政复议书三日后便又被放了出来，案件最终也以她的胜诉而落下了帷幕。通过此次维权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女性的维权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更为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媒体在此次案件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整个维权过程中，媒体的介入无疑大大促进了案件的发展。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舆论的支持，唐慧才能有勇气一次又一次的上访，历经波折，只为了有一个公平的裁决。另一方面，“上访妈妈唐慧”事件一经播报，就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舆论的压力让有关司法部门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一问题，尤其是在发生了“劳动教养事件”后，媒体给予了唐慧很大帮助，在舆论力量的帮助下，为唐慧维权案的顺利进行发挥了促进作用。期间虽然媒体频频爆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困难，甚至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这些信息的传递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事件的发展，而最终的判决也在无形中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在这场女性维权事件的过程中，充当了推动剂的作用。通过媒体的传播，让“唐慧案”汇聚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焦点，同时也为广大女性维权观念的提高树立了榜样，女性不应该成为维权中的弱势群体，她们同样有权利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伤害时，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辩护。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由于传媒的力量，让女性维权得以更公开透明化的展现在大众眼前时，却也不得不接受其本身所具有的负功能所造成的影响。一方面，在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中，传播者将“唐慧事件”作为典型的报道案例，通过对它的深入采访，向人们揭示了女性在维权过程中的重大突破，然而我们也会发现，唐慧在上访期间曾多次在公众场所做出严重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也正因为如此当地部门才决定对其实施劳动教养。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上访女性都应该像唐慧这般采取较为激烈的手段？如果以后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作为女性维权者是否也应该如法炮制，采用相同的方法呢？诸如此类，所以笔者认为，新媒体在发挥其积极的正功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塑造了所谓的“刻板印象”，这无疑为今后女性维权观念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出的“麻醉精神”这一概念：“大众传媒的产品把人们吸引到对事物的关注和讨论上，而不是对这些事物采取相应的行动。”[3]换言之，也就是说随着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对于媒体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也许大众会逐渐成为消极的旁观者，从而忽视了自身在事件中的参与度，并造成许多女性虽然积极的关注维权事件的发展状况，但却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在舆论引导下被动的信息接收方式，其自身的维权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面对重重地压力、困难，最终依旧会选择屈服。由此看来，新媒体在塑造女性维权观上充分体现了其两面性的特征，在大力促进女性维权意识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三、新媒体对当代中国女性择业观的影响

　　由于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自古便有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模式，女性更多的成为了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力，抚育子女，顺从丈夫，操持家务，似乎成为其工作的重心。直到近代以后，受到西方文化传播的影响，一些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到各个工作岗位之中。到了现在，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职场，开始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而在这其中新媒体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媒体利用其自身优势，快速的将“多元择业观”这一概念传入人心。女性并非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成为“血汗工厂”剥削的对象，同时也不需要按照所谓的传统观念寻求一份安定、平淡的职业。通过电视媒体的传播，女性的职业选择开始变得丰富多彩，无论是荧幕上光鲜亮丽的模特，飒爽英姿的特种兵，还是知性干练的航天员，都无疑是在向广大女性刻画出新的职业形象。女人同样有权利，有自由，有能力成为这个时代中的佼佼者。尽管在职场中，女性也许会面临很多困难，但是这并不能成为阻碍其发展的理由。正如在影片《杜拉拉升职记》中所塑造的一样，身为一名职业女性，在经过时间的磨砺后，她变得果断、美丽、充满勇气与智慧。通过杜拉拉这个形象，让女性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图景，进一步促进了其择业观的改变。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在进行职业选择时也遇到了困难，出于对人力成本问题的考虑，很多女性在求职时遭到了拒绝，而且其晋升空间也不如男性的大。与此同时，媒体则又开始展现出其负面功能的作用。诸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一些观念开始借助媒体的力量游走于社会大众心中，女性似乎又开始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难道又要回归到曾经的生活中去吗？因此，新媒体在帮助女性树立择业观的同时，也向其发起了挑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于当代中国女性价值观的塑造起到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帮助女性重新建立婚姻观、维权观和择业观方面，它首先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创新了女性的思维，成为新时期女性思想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媒体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使它在无形中又对女性价值观的改变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作为新时期的当代女性，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学会有选择性的接受媒体所传递的信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切不可将自己陷入传媒的漩涡之中。

　　参考文献：

　　[1]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2-73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3-134

　　[3]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20

　　马京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