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长城边上 神秘墓碑和北方人的南方面孔

　　守卫这一段野长城的人，尽管生活在北方，但他们坚信自己长的是南方面孔。

　　这里老一辈人的信仰体系中，拥有众多的神灵，人们的信仰虔诚而广泛，见神就拜。

　　这些“长城修建者后裔”所居住的村落都不大，有的80多户，大点的也只有100多户。

　　作为中国龙脉的结束地，在抚宁、卢龙、昌黎三县的山地丘陵上，长城被叫做“野长城”，因为它们全都建在陡峭的山脊、山崖之上。而守卫这段长城的人，充满了太多的传奇和人文色彩。

　　他们其实是秦皇岛接纳的最特殊的一批移民：因为战争来到这个地方，却尽力为此地甚至全国带来和平。他们的后裔生活在与长城相依相伴的村落中，口口相传着自己家族的来历。戚继光统领的剽悍义乌兵，几百年来已逐渐转化成地道的北方农夫，而他们坚信，自己长了一张南方的面孔。

　　野长城的看守者

　　长城下的神秘墓碑

　　从城里来的摄影师，喜欢称抚宁县、卢龙县这一地区的长城叫做“野长城”，这段长城大多修在地形复杂的深山之中，选址又多在陡峭的山脊、山崖之上，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段长城开始逐渐掉落砖块，也慢慢被很多人遗忘……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或物和这些野长城血脉相连，比如那些活着的看守者，或者那些逝去者的神秘墓碑。

　　在野长城上能碰到的“长城看守人”，都是来自沿线村落中的农民。抚宁县驻操营镇城子峪村的张鹤珊、董家口村的孙振元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最开始他们都是没有任何酬劳和身份的义务保护者，在制止“长城破坏者”时常遭遇反问--谁让你管？长城是你家的？他们总会笃定地回答到：这是我家祖辈修建的长城！而“长城破坏者”形形色色，有用铁棍翻开砖挖蝎子去卖的农家少年，或者是吃草能吃倒一面墙的羊群。到30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是国家配发证件的长城保护员，除了少量的补助，他们的日子几乎没有变化：每天除了忙碌农活外，还要走几十里山路，去查看并保护自己负责的段落。唯一变化的，就是他们所面对的焦虑变得更多：野长城上，多了胡乱攀爬不道德的城里游客，和“想要乱开发长城”的商人。

　　除了和外界来的摄影师、长城研究专家交流，张鹤珊、孙振元们和村落里的其他人一样，并不太经常深度接触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人。他们居住的村落散布在长城沿线，而这一线长城之所以会变成“野长城”，正是因为地处深山而荒凉寂寞。这些“长城修建者后裔”所居住的村落都不大，有的80多户，大点的也只有100多户。据秦皇岛文化局调查，该市境内明长城沿线，158个自然村中有很多修长城人的后裔聚居。村中大都没有族谱，而血脉仅靠口口相传，每个老者都可能会跟后辈说--咱们祖上是明朝随戚继光将军从南方迁来修筑、驻守长城的。没有人或者组织专门研究过这上百个村落中村民的血脉，到底来自哪个地方，他们自己则会这样询问外面来的人：难道你不觉得我们的长相很南方么？

　　直到一片神秘墓碑的出现，祖先确切的籍贯才开始被确定。

　　被发现的几百座建于清代的古墓，有序地分布在秦皇岛境内抚宁县长城脚下。这些坟茔背依巍巍长城，面向东南，坟茔中现存的一些石碑上都镌刻着“原籍浙江金华府易武县”的字样。

　　穿过城子峪村中上百年历史的的古城门，爬上北部陡峭的山岭，翻过两座山梁后，在距离长城不远处向阳的山坡上，一座坟茔映入眼帘。一株含苞待放的山杏树长在坟茔上，一座文字漫灭的石碑上，依稀可见“明故显考骆公之墓”、“原籍浙江金华府易武县”等字样。

　　同样，在这座山的不远处，还分布着一片坟茔，因为少有人走，两米多高稠密的灌木将这片坟茔掩盖了。这里保存着两块完好的墓碑，位置较高的墓碑碑文大多被青苔覆盖，但是“金华府易武县”、“娄府”的字样清晰可见；下面的一座墓碑上字迹稍清楚，能辨认出“原籍金华府易武县人氏”等字样。这里仅存的两座墓碑与“骆公墓”墓碑一样，也是面向着东南方。

　　除了城子峪村，相距不远的板厂峪村村民陈东曾告诉笔者，自己村外不远处的长城下面，也分布着近百座古墓，其中还有散落的墓碑以及石碾石磨。而视野更开阔一些的长城保护员张鹤珊说，在董家口要塞、城子峪要塞和板厂峪要塞，这样成规模的坟茔大量存在。

　　清代的金华府应当是现在的金华市，那么“易武”究竟为何地呢？专家认为，“金华府易武人”即是“金华府义乌人”的讹写。

　　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专程考察长城沿线的古墓群，当拨开荆棘与荒草，青灰色的墓碑出现在视野中时，这位足迹遍及全国万里长城的专家激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义乌兵的墓碑，现存的长城史料记载的大多是与长城相关的工程和官吏，古墓的发现有助于我们研究修筑、驻守长城的普通人的历史。他们是戚继光的南兵。”

　　丈夫死了，媳妇从军

　　从戚继光的发明，到用姓氏命名的长城敌楼

　　明朝曾经有三次南兵北上的历史记载。抗倭胜利后，1568年，戚继光到北方总理“蓟辽保练兵事务”，他针对当时蓟镇守军毫无战斗力的情况，上书朝廷招募浙东士卒。戚继光招募的地区集中在浙江绍兴和金华义乌。1569年第一批3000南兵北上。史料记载，这支浙兵到后，“陈郊外”，正赶上下大雨，从早上到午后，“直立不动”，让蓟镇守军大为震撼。后来这支浙兵成了戚继光的骨干力量，在戍边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董家口要塞、城子峪要塞和板厂峪要塞，正是明代军事名将戚继光上书修筑的蓟镇长城的重要关塞。当年，为了稳定军心，朝廷对北上的3000“义乌兵”推行“徙民政策”：允许外地官兵的家属前来随军守边。于是，不少家庭就在这异乡边塞定居下来，世代繁衍成为今天的长城后裔，在秦皇岛境内的长城沿线，形成了义乌籍后裔相对集中的一个个“义乌村”。战事相对平缓后，长城守军后代就近在能望见长城的山下，找到有田有水的山坳、河谷，盖起了房子，定居于山下，渐渐成了村屯。一些有钱的长城守军后代，就盖起了当时比较气派的、造型类似于南方的人字形砖石结构住宅。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村落背景中那些长城的敌楼。明长城是中国长城的精华，而戚继光所修建的那一部分，被专家认定为是“明长城中的精华”。也正是戚继光和谭伦一起发明了长城中的敌楼建筑。长城中，有节奏地出现的小楼就是敌楼，下层是空心，四周有箭窗，顶楼建铺房，可以遮风挡雨、屯放粮草，也是战士居高临下瞭望敌情的据点。敌楼大都10X10平方米大，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现代居室中的跃层小户型就类似于这样的结构。

　　秦皇岛的长城，奇特之处也在敌楼上。在抚宁县董家口、大猫山、破城子一段上，错落有致分布的那7座敌楼，在当地拥有自己的名字：耿家楼、孙家楼、王家楼、虞家楼、陈家楼、董家楼和吴家楼。孙家楼就是以长城保护员孙振元的祖先命名的。骆家的后人--骆瑞峰说，关于祖上很多的记忆，大多来自父亲骆金山。父亲在世的时候常说，“祖上来自浙江，是戍守长城的功臣”，修过楼、守过楼、当过官，董家口村的一块石碑上，镌有“骆总兵官监修”字样，自家就是骆家的后人。龚家楼位于驻操营镇龚家村附近，68岁的村民龚玉泉的祖上当年戍守的就是龚家楼，龚玉泉清楚地记得，祖上在明朝的军队中曾经做过“千总”，本族的老人口口相传：祖上是金华府义乌县南关第一甲人。龚玉泉说，自己曾经查阅过资料，在义乌也有松门龚氏，但不知道是否和自己同族，他记得太爷一辈名字中含有“友”字，爷爷一辈人名字中含有“庭”字，父亲一辈人则名字中含“宝”字，延续下来是“玉”和“占”两个字。

　　抚宁县的中学老师孙成曾到董家口村专门采录了关于这7座敌楼的传说，按照村人陈彦民的说法，这是为了纪念戍边官兵中的“异姓七兄弟”的故事。其中，董守士是坐镇董家口的百总，全权负责此段军务，其余6人耿明忠、孙富贵、王一朝、虞啸天、陈大力和吴三虎皆为台头，各统兵50分守6座台楼。由此，这7人带领官兵和周边百姓演武练操，开荒垦田，深得将士爱戴和百姓拥护，结为异姓兄弟。这人称“边塞七义”的几个兄弟，在后来的边关战事中或受伤或惨烈牺牲。后世的人们为纪念这侠义七兄弟，缅怀他们的功绩，将他们驻守的戍楼分别以各自的姓氏命名，老大董守士驻守处称为董家口。

　　除了这七兄弟的敌楼，如今在董家口还有一座非常特殊的“媳妇楼”。有人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性长城”，上面留下的是女兵居住过的痕迹：前、后门上镌刻着的“忠义报国”四字，它的箭窗的石头上有雕刻出来的花形，楼梯相当狭窄，像是专门供女子使用的。媳妇楼的传说也与“七兄弟”相联系，说是吴三虎在战场上牺牲后，他的妻子陈月英替夫从军，后人们为纪念她，便将她守卫的敌楼称为“媳妇楼”。

　　东南西北文化的蓄水池

　　农民自发立的知耻碑

　　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山海关文物局副研究员郭泽民说，史料中有很多关于长城记事碑的记载，但是从来没有关于修筑、戍守长城官兵墓碑的记载。这是秦皇岛境内首次发现的用于考证明代驻守长城官兵籍贯的古墓碑刻，首次将“南兵”的籍贯细分。这些士兵除了防御外敌，还要修缮长城，屯田垦荒自给自足，他们的后代从此在长城沿线繁衍生息，后代们称戍边前辈为“楼台军”。

　　这些楼台军和他们的家属，或居住在小型的军堡中，或聚居在大一些的关堡中。随着岁月流逝，有些演变成城镇，譬如长城沿线变化最大的张家口，在明朝中叶仅仅是“周四里”的小城堡，如今已经是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而有的聚落因为交通等因素，逐渐荒寂而成村落，譬如秦皇岛山区里的那些楼台军后裔的村落群。

　　而这些聚落也因为时间的流逝，空间的冲击，而无法保持原样。两年前，曾有摄影师在这些抚宁长城下的村落中拍摄了一组照片，获得国际大奖，照片中这些长城修建者的后裔穿着戏服在楼台下唱戏，在敌楼中摆上水果和酒祭奠神灵……深深地打动了国内国际评委的心。然而后来这组照片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连被拍的村民都承认，这是一场摆拍。到今天，除了村落中个别建筑上的飞檐翘角，还依稀有一些江南的影子，除了强韧的口口相传的家族历史，很难再在这些人身上找到纯粹的南方文化的痕迹。他们身上融合的，已经是南北混杂的文化。

　　实际上，卢龙、抚宁，这些地方都被民俗学家认为是中国“东南西北文化的蓄水池”。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地方的民俗碎片。譬如宗教，这里老一辈人的信仰体系中，拥有众多的神灵，人们的信仰虔诚而广泛，见神就拜。解放前这些村落里普及的是“四大家”的巫教信仰（北方农民对4种动物的崇拜，狐狸、黄鼠狼、刺猬和蛇），而到如今，对关帝、龙王、雹神、虫王、财神、灶王爷和观音菩萨等的崇拜依然存在。民俗学家说，这和移民居住的“完整的半山区自然生态环境”大有关系，自然环境就是他们想象的空间。

　　而这里的人们和长城的关系，也并非外界所想象的单纯的漠视或者热爱。几年前卢龙桃林口村被嘲讽为最昂贵的长城村，因为一直以来村民都自然而然地取长城砖搭建棚舍，随着乡村旅游开发的推进，村人猛然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如今他们在村中树立了一块“知耻碑”警醒后来人。而对于村落中走出来的长城保护员而言，他们之前最难面对的是村里人对自己的不解，如今面临的问题是一种窘况--长城“缩水”越来越多，想要“开发”长城的人也越来越多。而研究长城的专家，在说到村民与长城的关系时表达，很多村民是漠视生存环境中的长城的，因为他们更需要解决的是贫困问题。他们是长城修建者的后裔，并不是必须的守护者--守护长城，其实是每个中国人的事情。

　　文/李蔷 杜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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