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天国运动视角下看曾国藩思想

　　提要：曾国藩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奋斗从草根阶级步入翰林院，成为晚晴中兴的第一名臣，他的发迹是从指挥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本文主要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视角，研究曾国藩的军事、治国、用人及自身修养等各方面的思想。

　　关键词：曾国藩 太平天国运动 治军思想

　　一、太平军猖獗，曾国藩出山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丧母，在家守制，但得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近东南各地，武汉失守后，于1853年他毅然决定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比须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曾国藩为什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行列呢？曾国藩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这样说道：“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1]从中可以看出的是曾国藩有“匡时救世”，担当应付职责的思想，认为即使暂时背上不孝之名也是值得的。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驱使他能忍辱负重，毫无懈怠，为清廷死命卖力。每当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最终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平定下去。他的这种坚忍不拔的一致，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曾国藩的这种“救世”人生哲学促使他本人由一个纯粹的书生转入政界、军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镇压太平军，独特治军方略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清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外夷趁虚而入之际，曾国藩根据客观实情，改弦更张，自树一帜。建立起不同于清王朝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军事力量。首先提出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防止父子相承，以当兵为业。军源主要是来自山乡朴实无华的农民，不仅不收营兵，而且不要集镇码头上油头滑脑的闲人，更不要曾在衙门当过差役的书役、胥吏之类的人。其将领主要招聘绅士、文生充任，对政治、思想和身体条件都有固定的要求。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总之，就是要求带兵之人“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很明显，曾国藩治军的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礼”思想灌输于士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块，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有朋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并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极大限度地减少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为顺利到达这一预定的目标，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士兵的思想政治训练和对将领的选拔培养。在对士兵的思想政治训练方面，曾国藩着重坚持六个字：“勤劳”、“仁爱”、“严肃”。在强调士兵思想训练的同时，曾国藩也很重视对兵勇在军事技术方面的训练。为了使兵勇在技艺和阵法上都练得“级熟”，他在规章中对扎营、开仗、行军、守夜、军器、稽查等方面都提出了详细具体的要求。

　　三、“仁政”的两面性

　　在鸦片战争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客观条件下，尤其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之际，一方面为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掩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就极力主张“仁政”。他把“仁”提到处理天事、人情的原则高度，认为“仁”是“尽人物之性、”立万物之命“的根本。反之，”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因此，他极力强调”天下归仁“的用意，就是要再调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同时，掩盖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挽救清王朝的危机。”仁政“的具体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即”恕道“和”仁术“。他明确指出：“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又说：“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当然，无论是“恕道”还是“仁术”，都是具有阶级性的，不会偏离地主阶级基本道德规范的轨道。在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局势下，曾国藩特别强调“恕道”的目的在于号召地主阶级团结一致，互相忍让，彼此宽容，弥缝矛盾。曾国藩本着这种思想，在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屠戮他对清朝统治的忧虑之情。他在奏疏中所陈述的民间疾苦，确实暴露了清朝统治的弊端，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表达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同情，而是要劝统治者收敛一些，以缓和阶级矛盾，以“息天下之争”。换言之，不管是恕道还是仁术，主要都还是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发挥调节阶级矛盾的作用，在平天下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很少了。如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湘军每攻占一个城池，曾国藩尤其是他的弟弟曾国荃都无视甚至怂恿官兵打死抢劫钱财，对太平军战士更是大开杀戒。太平天国都城南京被攻陷后，曾国藩及其弟纵兵大杀三日，搞烧光杀绝政策，使南京失横街巷，“秦淮长河尸首如麻”。[2]他对洪秀全的尸体也不放过，下令挖出其失，“将洪秀全逆尸舁之江干，公亲验而焚之”。[3]血的事实，证明了曾国藩所谓的“仁政”、“爱民”的实质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四、识别贤才，善于用人

　　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最初几年，太平军所向无敌，势如破竹，清朝八旗军和绿营军节节败退，而曾国藩的湘军却能与太平军长久相持，最终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湘军的最高统帅曾国藩“能识别贤才”，非常重视对人才的识别、培育，以及对人才的正确使用，即知人善用，的确是湘军能够战胜太平军，曾国藩等人成就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对人才的广收慎用和因量器使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特点。他认为：“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4]他主张用人首在“广收”。不分才大才小，虽一艺一材，罔不甄录；不分区域，多方收罗；不拘身份，尊卑并用。并强调，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5]在如何使用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采取谨慎、务实的态度。他对其幕僚和部署常常谈到，要把湘军治理好，最要紧的是选好人、用好人。在将领的选拔和培养方面，曾国藩更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儒家的仁义忠信那一套理论从精神上去训导将领，使之成为忠将、良将，以无负君主、国家之望。譬如，他任用的平时质朴，不用权术的胡林翼、廉政朴实，吏事精骇的李鸿章、任事勇敢，励志清苦，有古烈士风的彭平麟、血诚果毅的李元度等等，都在反抗太平天国运动中勇猛杀敌，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曾国藩认为，一切德才兼备的人才应该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是具有责任心。第二个条件是应该具备封建的道德品质。第三个条件是必须才识兼优。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社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如果舍集思而广益，无以长其智。这样的人，虽抱救世的热忱，但却无用世之才具，最终还是无济于社会，称不上是有能力之人。因此，曾国藩既重视以德取人，又兼顾其人的才识。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方可为有用之才。但是曾国藩的人才观也是有阶级性的，他所理解的德是那些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道德，把那些不满封建统治、不遵循封建礼教而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则认为是“小人”。这就说明，曾国藩是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而不仅仅是以“才”取人。

　　五、平大乱，练就自身修养

　　曾国藩能以一介书生肖平“大乱”，位及人臣，揽东南各地军政大权，转战数千里，网罗各色人才，心悦诚服地听他使唤的原因可以概括为曾国藩按照封建的纲常伦理痛下功夫，进行自身的修养。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行军作战，不管是居家养闲，还是从政治官，他都能严格地以他经过苦心修养而形成的诚敬、谦和、忍让等处世人生观来支配其言论和行动。因而，他才能够使各类人才信服，甘愿为他驱使，也才能够平定“大乱”，总揽大权。在诚敬方面，他认为这是修身养性、处世为人的一大门径。他在家书中告诫其子弟：“无论致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6]在平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他用“诚敬”号召和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封建士子文人来效忠清王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因此，曾国藩所讲的“诚敬”又具有效忠清廷、镇压人民革命的性质。在谦和方面，曾国藩认为，是否真正谦和，倒不是至关紧要，但在表面上必须做得像样，以求不露破绽。曾国藩将“勤”“谦”二字作为自己精神修养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处事治事、待人接物的准则。然而，曾国藩所说的“谦和”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他对下层民众，尤其是被他视为“乱民”的农民起义者，决不讲什么谦和，也决不讲什么孝友慈善。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谨守所坚持的“谦和”主要是针对他那个阶级、那个统治集团的人而言的。在忍方面，曾国藩认为人生在世，坚持一个“忍”字，才易平息心中之躁，有利于养身，有利于治事为人。在他率湘军辗转各地，受尽侮辱，为早日完成镇压农民起义的“救世”重任，他决意“以‘忍’字、‘浑’字，同自箴砭，以求益秉烛之明作补牢之计”。在全营兵卒群起哗然，直攻入曾氏居舍，在靖港之败投河自尽被救起后，曾国藩欲隐退相间，不再自寻烦恼，但是想到“救世”的宏愿尚未实现，镇压农民起义的重任尚未完成，他仍坚持一个“忍”字，朝着他那预定的人生目标迈进。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军，实现了自己“匡时救世”的重任。

　　曾国藩之所以与太平天国为敌，从实质上说是由于他受儒家思想熏染极深，在他的头脑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超越了一切。因此，他为维护清王朝统治而战，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战。然而，曾国藩的事业之所以能成功，并非因其一人之力。纵观历史来说，曾国藩的思想在当时封建时代的产物，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统治和利益的思想，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应该说许多思想对当时历史的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直到现代有些思想还为人们所用，对人们生活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1页.

　　[2].《曾国藩全集.奏稿》七[M]，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221页.

　　[3].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8页.

　　[4].《曾国藩全集.书信》（二）[M]，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20页.

　　[5].《曾国藩全集.书信》（二）[M]，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06页.

　　[6].《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64页.

　　秦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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