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奏会上的枪鸣

　　--谈《动物农场》的政治寓言性并兼及“极权主义”

　　提要：《动物农场》是一部看似简单却意蕴深远的小说，被评论家誉为“二十世纪最为成功的政治寓言小说”。小说兼具艺术性和政治性，与作者本人对写作的追求相符。本文通过对其政治寓言性的解析，揭示了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抨击。并就此得出结论：奥威尔这篇政治小说具有普遍意义上的警示作用。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政治寓言；极权主义；

　　奥威尔在他的散文《我为什么写作》中这样写道：

　　整整十年，我一直在努力想把政治写作变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是由于我总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个人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加工出一部艺术作品。”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机会让大家来听我说话。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稍长的杂文。

　　由此可见，在奥威尔心中，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天平永远不会完全地倒向某一边。他恰到好处地在其作品中揉合了内容与形式的需求。这一点恰恰也反映在了他所提出的写作的四种动机中：1. 自我表现的欲望；2.唯美的思想与热情；3.历史方面的冲动；4.政治上所做的努力。如果说唯美与热情使他成为一名小说家，那么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政治的针砭则让他成为“一代人冷峻的良知”，一个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把政治写作变为一种艺术”，这并非易事。一般的作品要么过于政治化，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毫无美感可言；要么过于艺术性，为艺术而艺术。奥威尔的名作《动物农场》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它不流于政治形式，不限于艰深的艺术，而以寓言与虚构的形式，把政治写作变成一种艺术。如果一般的小说像一场优美和谐的演奏会，那么，奥威尔的政治小说则更像是演奏会上的刺耳枪鸣，让读者在欣赏美的同时留下震慑心灵的惊醒。这种惊醒，不也是最摄人心魄的美吗？

　　一

　　寓言是一种文学体裁。顾名思义，“寓意于言”，故事本身是言的层面，是喻体，而作者所要讽喻的对象才是意义所在，为喻指。因此，寓言是指一个具有双重以上含义的故事。政治寓言小说同寓言一样，在一部作品中，往往寄予着双重甚至多重的意义--表层的，基本的故事性含义和深层的，隐晦的喻指性含义。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将不能明确阐述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性或政治敏感性的话语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进行含蓄表达，达到针贬时弊，警诫世人的目的。于读者而言，优秀的政治小说往往能将他们引向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使他们对未尽之言有所思考。政治寓言小说充当了一种有力的媒介，使读者与作者就喻指达成共识，阅读的过程既是审美的，又是揭露性的。下面我们就奥威尔的代表作品《动物农场》进行简要分析。

　　故事的场景虽被安排在英格兰，但讽刺对象则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作者以“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相对，代表冲突的两极。就当时的冷战背景而言，“动物农场”背后藏着的自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农场”则暗喻资本主义国家。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类和大部分动物也都可以找到现实原型。

　　小说的情节看上去像童书一样简单，但却包孕着“一部压缩版的‘联共布党史’”。老少校的梦是动物造反的起因。造反之梦即共产主义之梦，《英格兰生灵》即《国际歌》。动物造反是指1917的十月革命。牛棚战役是讲动物农场打败人类的武装干涉，大致相当于苏联的内战时期。农场中的两支力量--雪球和拿破之间的斗争暗讽苏共党内的激烈争论。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掀起反托派的运动，开始迫害、驱逐托洛茨基及托派分子。雪球被逐之后，拿破仑继续造风车，尖嗓篡改“七戒”，即苏联推行国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期。第七章讲动物农场的刑讯逼供、血腥杀戮，暗指苏联的大清洗时期。小说中的“风车之役”喻指苏联卫国战争，虽然最终战胜德国，但象征着工业化的宏伟“风车”却轰然倒塌。在此期间，动物农场的主人们和人类农场主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勾心斗角，这一段故事大致影射了二战期间，英法、德国、苏联之间相互倾轧，都想靠移祸他国保全自己的政治现实。小说的最后一章写的是拿破仑与皮尔京顿的和解。全书的最后一幕：猪穿着人的衣服，像人一样站立起来。拿破仑为首的“猪”与皮尔京顿为首的“人”欢聚在一处，他们举起酒杯，觥筹交错间达成全面和解。农场的名字依然是“曼纳农场”，皮尔京顿和拿破仑的影子重合在一处，原来猪和人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对付下等动物。窗外的其他动物目瞪口呆，再也分不清谁是动物谁是人。这里猪“异化”为人，暗讽二战之后苏联走上极权之路，与英、美一同瓜分世界。

　　反观“动物农场”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很容易看到，苏联并未屈服于外部的武装力量，却因体制内的高度极权而瓦解。西方（即人类）的排挤和屡次入侵使苏联（动物农场）走上了高度军事化之路，在“工业化”的高积累模式中变得国富民穷。关于故事的最后一幕，奥威尔本人也曾提到过，这场和解暗指1943年《德黑兰宣言》的签署，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相商瓜分世界的大计。《动物农场》出版于1945年，而历史也与小说的结局惊人地相似：雅尔塔体系下的世界被美、英和苏联重新瓜分。

　　世界依旧没有发生改变，与小说开头老少校的时代一样，极权统治仍在继续甚至愈演愈烈。奥威尔安排这样的结局，正是照应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对于这种极权统治，奥威尔并没试图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宣扬任何政治性的主张，而是单纯地用文学的形式将这种极权的怪圈展现给读者，将文学的艺术性与政治性揉于一处。小说中没有丝毫的政治宣传，却比宣传更加有力，使读者易于接受并对此加以抵制。这也是他的政治寓言小说在文学之外的重大贡献。

　　二

　　寓言也是一种叙述方式，一种绝对普遍的表达方式和观察世界的模式。寓言不受时间和地域条件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在面对寓言作品时都极易产生共鸣。文学作品的意义从来就不是单一固化的，优秀的小说应有更深远普遍的意义。奥威尔借助寓言的叙述方式，通过简单易懂的故事体现人类的普遍理解力。《动物农场》出版于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两极格局初露端倪，因而它反映了奥威尔对两大阵营的相同不满。小说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影射斯大林时期的政治极权，而应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来理解。因而小说有更为复杂深刻的喻指--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追求民主与公正。

　　在西方学界，“极权主义”一般用以概括德国纳粹主义、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关于“极权”这一概念，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给出了这样的阐释：极权即是极度的权利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从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统治方式和政治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原则就是摧毁多样文明，建立单一的（极权政治所需要的）文明。她还概括了极权主义的本质：反文明，反制度，反功利，反责任。

　　在奥威尔心目中，极权主义的制度不仅仅是前苏联的政治制度。因为依照奥威尔内心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所面对的社会制度大凡不符合他的标准，都是他反对的对象。比如法西斯主义也是奥威尔极力反对的政治制度，因为在极权主义统治下，这种政治制度毫无社会公正与政治民主可言。法西斯主义强调“国家高于一切”，反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民主思想。希特勒以尼采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将自己比作“超人”，而广大民众为“庸人”。“庸人”必须无条件服从“超人”的意志。

　　奥威尔的创作期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上半页，从他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他是个“三反分子”，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早年时期的奥威尔（1922-1937），主要挞伐的对象是英国的殖民主义。1937年参加西班牙内战，之后反抗对象转为法西斯主义。1945年，二战胜利在即，他又预见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恶果。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当时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极权主义的危险他们一无所知，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的谎言。正如动物农场中那些愚昧无知，乐于奉献的动物那样，他们热情无私地为观念中的生活而奋斗，心怀着崇高的理想，但事实却是在不知不觉中创造出了与自己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F.荷尔德林所说的“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也许就是对这一情形的最好注释。奥威尔也在其散文中言明：

　　“到一九二九年为止，甚至在此以后，大多数英国人不能认识德国纳粹政权的真正性质，而现在，对苏联政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同样一种幻觉的下面。”

　　“提到极权主义，你就立刻会想到德国、意大利、俄国，但是我认为你必须正视这个现象将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危险。显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要告以结束，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正在采用集中化经济……有了这样的经济，个人的经济自由……个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的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在地球表面上来来往往的自由，也因之告终。直到最近，这种状况的含义尚未被人预见到”

　　晚年的奥威尔--这位目睹了西方政治自由逐步丧失在战火与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的“冷峻良知”试图以这样一种简单而荒诞的寓言故事揭露一个并不为人所知的真相。

　　三

　　上文也曾提到，好的寓言小说一定是具有普适意义的，体现人类的普遍理解力，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极权的铁幕虽已退去，但回望硝烟弥漫的整个二十世纪，环顾现今这个看似和平但却危机四伏的世界，不难发现人类一直未能走出极权主义的漩涡。

　　二十世纪也是民族民主运动颇具活力的时期，一大批新生民族民主国家走出了殖民主义的压迫，通过“革命”建立政权。就革命本身而言无疑是成功的，但新的政权上台后往往使国家陷入更深的极权漩涡中，更无民主与公平可言。相比旧体制下的极权者，新的统治者为极权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们更善于运用新的压迫手段，也更了解被压迫者，因为他们曾是自己的“战友”。恰如小说的结尾处，动物农场与原先的共同理想渐行渐远，一切似乎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再如，在一个政治体系之中，新的政权因标榜民主而赢得拥戴，不久之后又因丧失民主而倒台；人们因追求自由而发动战争，却又因陷入战争而失去自由。现代政治语境中，奥威尔和他的《动物农场》是否想告诉我们政治上的变化往往只是一次次循环？并且这种循环无休无尽，或者说这种怪圈在短时期内无法走出？

　　对于这种怪圈，奥威尔并未找到解决办法。在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之梦仍然未能实现，极权主义的噩梦依然萦绕于前并时不时作怪。对于当代读者，小说的警示意义也在于希望人们能懂得在历史面前，在政治的博弈中，个体是脆弱而渺小的，任何一个政治错误或历史性的转折，都可能导致诸多个体命运的颠覆，甚至是生命的彻底葬送；小说还时刻提醒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政治生活中的个体，面对政治的无常与残酷，我们应当如何去应对。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Z] 黄辉、杨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汉娜o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 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3]李零：读《动物农场》（一），《读书》[J]，2008年07期

　　[4]奥威尔：《文学与极权主义》，转引自《奥威尔文集》[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35

　　[5]奥威尔：《(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转引自《奥威尔文集》[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6]余江涛等编译，西方文学术语辞典[Z]. 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