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摘要】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的产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共产国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所制定和执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无不与共产国际有关。本文试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阐述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共产国际；第一次国共合作；积极作用；消极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生绝不是偶然，它是国共两党的共同需要，共产国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2月，随着中俄交通打开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陆续来到中国，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实现的。

　　一、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革命浪潮席卷欧洲，但是这一浪潮也在匈牙利和德国革命失败后很快就消退下去，俄国共产党为了摆脱孤立处境，开始向东方寻找同盟者。1919年3月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成立，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文件。

　　1920年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被派到中国。维经斯基赴华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二是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学会；三是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1年6月，共产国际又派代表马林来到中国，马林是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真正起作用的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林留在上海，通过半年多的工作实践，他逐步确立了促使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他产生这一思想的依据是：

　　1、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并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

　　2、1921年12月，马林在桂林同孙中山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虽然孙中山的原则是依据传统的中国哲学，但是中国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孙中山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兴趣”。

　　3、广东规模浩大的海员罢工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估计更高。

　　马林的上述依据和他的经验，使他产生了这样一个认识：要想发展中国革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合作不但必要而且是可能，他确信这种认识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是先从孙中山联俄开始的。1922年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孙中山被迫离粤，西方国家对其从事革命置之不理。此时也正是马林在上海法租界第二次会见孙中山的时候。孙中山在困境中得到苏俄的帮助，坚定了其联俄的决心。

　　1922年3月，马林写了两份报告，一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介绍国共两党的情况；一份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建议苏联派使团到中国南方来，与南方政府建立联系。1922年4月，正当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准备去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授达林以正式全权代表身份同孙中山建立联系，进一步商谈国共合作问题，达林与中共党人瞿秋白、张太雷到广州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达林向国民党提出国共联合、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孙中山表示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共产国际代表在同孙中山会谈的同时，也开始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尝试性的会谈。在1922年4月中共第一次杭州会议上，马林说：“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在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同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积极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等中央多数领导成员虽同意建立联合战线和国共两党进行党外合作，但不同意加入国民党。由于马林和中共多数领导的意见未能取得一致，遂离开上海，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汇报。

　　1922年8月，马林从莫斯科回到中国，他的主张已为共产国际领导接受，共产国际执委发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文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方针。由于第一次杭州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未能接受他的建议，他于同年8月17日又召集了中共第二次会议。经过两天讨论，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林的建议。

　　1923年1月，苏俄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同孙中山发表了著名的“孙越宣言”，共产国际也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阐述了中共与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决议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

　　1923年5月，共产国际向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会发出指示，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合作，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指示。1924年元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中山与苏俄建立联盟和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正式确定，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

　　二、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消极作用

　　国共合作之后，全国上下出现革命高潮。此时，革命领导权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国民党右派拼命地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这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接连表现出右倾动摇，妥协退让。

　　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代表据不采纳许多同志的正确意见，也没有认识到应该提高警惕，注意资产阶级夺权的危险。而是对蒋介石一再忍让妥协，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限制工农运动。这种右倾倾向一再发展最终导致反革命政变的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国际代表一些错误言行，不只是他们个人的过失，乃是共产国际政策的体现。

　　共产国际所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犯了右倾的错误，有它的根源。

　　第一，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的内在规定性是它犯错误的理论根源。20世纪，共产国际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提出民族解放战争，建立东方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从长远利益看，推翻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现实利益看，苏俄正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它更多的是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活动包括两种性质：反帝的民族革命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东方战略重点强调反帝革命，将反封建置于反帝之下，作为反帝的附属。他们认为，在中国反帝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由此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工人阶级力量估计过低。一旦在国民党内右派与共产党发生矛盾，而这一矛盾有可能影响到反帝统一战线时，他们宁肯共产党让步，而不是对反革命势力加以反击。

　　第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以及他的领袖人物阶级属性及实际力量做了错误估计。1925年，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工农党”。1926年共产国际执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国民革命军是彻底的民主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维护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对国民党领袖，共产国际始终把他看成中派。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同主观上把国民党看成工农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左的理论相联，而这种“左”倾错误又导致实践中的右。

　　第三，共产国际感觉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但并未从理论上弄清两面性的根源和表现。共产国际虽然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甚至有叛变的可能，但仍以利用政策代替既联合又斗争，对蒋叛变缺乏必要的斗争，不肯加以坚决反击。而当蒋叛变革命后，又把汪当作小资产阶级代表继续推行妥协退让政策。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在短短几年中，如此迅速地开展起来，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密切相关。但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对大革命的失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不少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在处理一些事件中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是惨重的。

　　我们在评价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时，既不能以功盖过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客观公正，还历史本来面目，这对研究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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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文/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