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谈张学良爱国思想转变

　　摘要：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的典范，纵观他一生是伟大的，中国能够从形式上走向统一，主要归功于他的施行易帜。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不仅从危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也解救了中国革命，而且让中国从内战走向联合抗日，使中国人民内部更加团结，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他之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了东北三省，但总的来说，还是功大于过。他的爱国精神，令世人敬仰。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思想改变 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

　　纵观从日本入侵东北到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下东三省沦陷，然后到被迫下野留样考察，最后到发动西安事变，这三个历史阶段张学良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他对爱国思想有过无数次挣扎，也曾经经历过数次细微转变。下面就来一一论述：

　　一、忍辱负重，对蒋妥协

　　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直到热河失守这段时间期间，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跌入了低谷。在这个阶段张学良的思想是极力挣扎的，纵然有满腔爱国统一抱负，却又不得不为保存东北军实力考虑，此时的张学良，内心的矛盾主要集中体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利益还是维护东北军狭隘利益。为什么他要拼命地保全东北军队，就是因为他始终挂虑着观念中的地方主义因素，迫使他毅然实行了不抵抗政策。但与此同时，受国破家亡的打击，他积极支持和拥护东北救亡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东北爱国人士王士一向张学良提出要组织东北救亡团体、全力满足东北义勇军抗战的要求，地点就在北平协和医院，张学良也默认了东北军人参加抗日团体的请求，而且暗中给予帮助。此后，他在暗中支持东北军抗日团，全力帮助那些流亡民众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他最愿意做的事，虽然他还不能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背离，但他与民众反日爱国行动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为何日军能轻而易举地霸占了东北，又盯上华北，想搞“华北五省自治”，就是因为张学良和东北军盲目奉行“不抵抗主义”。1931年12月7日，蒋介石电令在北平的张学良阻止学生反抗，是因为他收到东北流亡学生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愿的消息。然而机智的张学良就用谎言瞒过蒋介石，他说学生“不服劝解，不听劝导。倘以武力制止，则该站紧邻使馆，又恐别滋事端”等。[1]156

　　二、旅欧考察，反思国内形势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再度掀起了全国上下谴责张学良的浪潮，张学良被各种罪名“花花公子”、“生活放荡”、“欺诈”等骂名扣在头上。蒋介石假装全力支持张学良守热河，事实上却在攻打鄂豫皖三省，私下里还准备让何应钦接替张学良的位置，主持对日妥协。就在热河失守后，全国喧哗一片，怒谴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张学良撤职，国人的哀鸿遍野彻底刺痛了张学良的心。他对王卓然说：“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就要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人民与日本决战。我决定亲临前线，为国家而死我很自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谁知蒋介石却暗示张学良主动下野，张学良顶着蒋介石的压力和舆论的冲击，只好发出下野通电，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陪同张学良一起出洋。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带着家人回到上海，当天，张学良就公开发表讲话：“东北军是国家的军队，即使我免去了职务，但作为军人，我应该将所统军队还给中央。现在我因为辞掉了这个职务，才有空闲的时间，来增加学科知识，锻炼自己的意志，还能修身养性，成为国家的好良民，如此闲适的生活，不是所有平民百姓都会去追求的。现在我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就希望以后社会人士可以待我如平民百姓，我将很感谢你们这般对待。”

　　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来后，他的心中充满的是大公无私的爱国激情，对于国家统一充满了信心，也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的统一作出最大努力。这也就集中体现在后来不久后，当蒋介石派他前往西北剿灭共产党时，张学良一开始的时候自信满满，认为完全有能力帮助蒋介石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然后就能够一致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开战。旅欧归来的初期，张学良发表的演讲其中有一句最经典：“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体质和脑汁虽然相同，但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为什么就远远比不上外国人呢？中国人多半怕死，贪图荣华富贵，而外国人却誓死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张学良觉得国家利益永远要高于个人利益，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中国人为什么无出路，还不是因为国破民穷，国家的前途才是最重要的，这关系到全国人民。所以只有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有个人的出路。[2]57

　　张学良回忆起当初的不堪岁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而自己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还被迫出洋，所以精神就更加颓废，只能靠注射吗啡强来安慰自己，最后竟然染上了这个毒瘾。才三十多岁的他，曾经的英姿飒爽，意气风发，长得一表人才的少帅却已变得行动迟缓，骨瘦如柴，说话支支吾吾，就像七十多岁的老伯一样弱不禁风。赵四小姐无比担忧，于是便请张学良的顾问端纳和他的好友宋子文前来劝告他，她希望少帅可以戒掉毒瘾，端纳说话一直比较直接，他劝张学良趁下野这个机会，悬崖勒马，东山再起。最后还是宋子文的一句话如棒槌敲醒了张学良：“汉卿，你一定要在出国之前把毒瘾戒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关联到国家的对外形象”

　　张学良这才恍然大悟，如果给人一副“东亚病夫”的样子，势必使国家形象大损，西方人可能还会借机侮辱，为什么“不抵抗将军”不反抗呢，还不是因为太弱了无力抵抗啊。下定决心戒毒，张学良立即让宋子文请了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德国名医，请他治疗毒瘾。

　　过了半个月生不如死的折磨后，张学良硬是凭着自己的毅力和信念，终于摆脱了把自己摧残地体无完肤的毒瘾。德国米勒医生惊呼：“这是一个天大的奇迹，张汉卿坚不可摧的意志力，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偷偷跟端纳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药可以治疗毒瘾，完全是靠个人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信念来战胜痛苦的，张学良真是一个能吃苦的汉子。”自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戒掉毒瘾，张学良也很惊讶，也许正是因为爱国的力量吧，他不想让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特别是他这个代表整个中国的人。

　　三、拥蒋剿共抗日，以图对内统一

　　在1935年12月18日，日本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有“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张学良觉察到日本已经不断扩大侵华，联想到日本人对中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不单单是局部的土地和主权这么简单，更可怕的是日本决心要趁机消灭中国！这样看来中日问题只会越来越复杂，根本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所以中国能做的反击只有对日抗战。原因很简单，日本要以“大陆政策”来统治中国，从而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张学良偷偷考察了日本的大陆政策，认为它在山县有朋时代便有了一定的解说，而到了田中义一时代，就列举了大陆政策的所有纲领，首先侵占台湾，其次收服朝鲜，征服满蒙，然后占领中国全土，最后征服世界。他还进一步研究了日本之所以推行大陆政策的原因，是为了通过战争带来新的领土和资本积累，解决其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

　　张学良是一个东北人，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他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1921年日本进行秋季大训练，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陪同张学良赴日观操。这次访日，张学良切身体会到日本对中国的图谋不轨。1928年张学良接替父帅的位置，执政东北，来促进东北与日本进行外交。

　　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东北军退守关中，张学良逐渐认清楚了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是错误的决定，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日之间就难免一场恶战，绝对不可能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因此，他在1936年秋的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对日实行抗战的言论。然而，从张学良一开始的不抵抗主义，到后来的决心抗日，其思想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的过程。而导致张学良出现这种复杂的思想转变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中华民族随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然而，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命令，张学良又不得不暂时搁置与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念头，转而充当蒋介石的打手，对共产党实施围剿。在国家面临灭亡，民族被肆意涂炭的危机关头，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不再任由日本人嚣张跋扈，不能继续愚忠于蒋介石，必须发出强有力的呐喊，唤醒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对日战争。于是，在1936年6月的一天，张学良对着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全体教职员激动说道：“中国的土地主权被人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没有保障；我们已经到了生死边缘。”[3]143

　　其次，在旅欧期间的所见所闻，使张学良对抗日“准备论”不再抱有任何期望。1933年3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赴欧考察。在欧期间，张学良细心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军事，他说世界列强备战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即使厌恶情绪高涨。断言对日本不能一再妥协，积极宣传抗日“准备论”。张学良对抗日“准备论”的有效性深感怀疑，因为张学良认为政府对抗日准备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主张“要马上将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

　　他反思了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自傲心理。他说：旅欧归来“自信心确实高了，对于过去的一切也确有所觉悟。张学良表示”我已决心为国牺牲了，所以东北军也要有牺牲精神，还有我的部下也要随同我来为国牺牲“。张学良从抗日雪耻出发，将反共和拥蒋抗日作为前提，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寄予了深深的希望，他的思想和行动之所以进入了误区，就是因为他无条件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蒋奉若神明。

　　1934年，蒋介石派他去陕西”剿共“，少帅胸有成竹地表示一定在三个月内完成。就这样张学良先后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和”西北剿匪副司令“，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希望国民党可以统一中国，再实现自己的报国愿望。然而事与愿违，两个月都不到，三个师的兵力就已经被消灭地所剩无几，张学良为此大受刺激。大批释放回来的官兵，皆在探访亲友时大力宣传红军的优待和陕北的情况，被俘的官兵不仅没有一人被红军枪毙，反而受到物质上的优待和人格上的尊重，这就愈发动摇了张学良”剿共“的决心。

　　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提及剿共失利之事，对着众人破口大骂：“有些草包将领，三十万大军竟然统统被打得落花流水，赢家却是陕北的一二万残兵败将，真是耻辱，窝囊。”令人更恼怒的是蒋介石还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终止发食粮，更拒绝补贴两个阵亡将领家属的10万丧葬费，张学良痛哭地感叹：“我张汉卿活到这个地步，奋斗了大半辈子，竟然到最后比不上那10万元。”经过一番思考，张学良的思想终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开始怀疑乃至抵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更觉悟到与红军再战只能是自杀，所以必须反抗，逼蒋抗日，否则，我们会鹿死他手，死得更惨。从1936年开始张学良就开始与红军进行秘密联系，并且双方达成了停止交战的协议。

　　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

　　为了表明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张学良在12月12日当天即向全国发表申明，声称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和促使全国一起武装力量抗日救国，绝不是因为一己之私，篡权夺位，同时，自己也不畏惧牺牲，甘愿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做出牺牲，并在随后妥善处理了此次事变的善后工作，将蒋介石平安护送回了南京。毛泽东曾经对委员们说：“在12月25日那天，如果张汉卿先生没有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如果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做法我们不认同，那么和平解决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妄想，不可能实现，而且国家也会变的一塌糊涂，这必然会使日本人大肆入侵中国，将中国洗劫一空，中国也许会因此亡国，就算不亡国，至少也要受到颠覆。[4]153

　　究根揭底，反日爱国思想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才使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如果没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军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就没有促使张学良转变思想的巨大推动力。有两个重要原因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二是东北军奋力抗战所取的成效，正是因为这两个重要条件，张学良才能够用行动诠释自己对国家的热爱。他的戎马生涯，立志报国，为民除害，视国家前途为己命的精神人人敬仰，他的传奇让世人着迷。

　　参考文献：

　　[1]魏晓文.论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

　　[2]张同新.从国家观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

　　[3]白冬.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探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01)

　　[4]胡玉海.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理念与实践[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沈宗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