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古寨高荡之选址布局研究

　　摘要：中国人自古多注重居住地的选址布局。选址布局的标准多种多样，每样都有凭有据。选址布局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以贵州布依族古寨高荡为例，通过实地访查与资料梳理，先从宏观到微观，自外向内地详述高荡村选址布局特点。再结合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因素分析其选址布局原因。最后论述这种选址布局给高荡村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布依族；高荡；选址布局；原因；影响

　　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居住地的选择就十分讲究。由于时代的不同和区域的差异，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选址布局习俗。如古时战事频发之地，人们就将城池建在易守难攻之处，并常常依靠河流护城。又如中原地势平坦辽阔，人们就建造了四合院；而山区土地紧缺、地形崎岖、气候潮湿，人们就建造了干栏式建筑。因此，中国古村镇的选址布局往往反映出当时当地的自然、社会环境及鲜明的民族特色。镇宁高荡村的选址布局就是众多布依族古村中的突出代表。

　　高荡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地处县城西南12公里处。村寨东邻草果寨、计王寨，南邻袁总堡村。交通虽不是四通八达，但由于近年来当地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业，重新修整了通往高荡的县道ⅹ453，村寨的交通变得便利。高荡村地处一块四面环山的凹地之中，当地方言称这种地形为“荡”，而村寨地势较周围区域稍高，故得名“高荡”。翻过高荡村东南面山峰，有小河“梭啰”沿山脚流过，被当地居民称作母亲河。高荡地处山水之中，生态环境良好，气候宜人。

　　全村目前有600余户，人口2000余人，几乎全是杨、伍二姓的布依族居民。自建村以来，村民主要依靠6平方公里的耕地从事农业生产。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退化，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不足以支撑全村人的生计，所以村民逐渐走出村子，走上外出求学之路，该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名村。虽然高荡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频繁，但传统布依族历史文化元素仍保存完整。不仅留有两百余年的房屋和传统公共建筑，也保留了完整的布依第三土语风貌。因此，高荡于2014年5月入选国家民委评选的“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

　　高荡村在史料中鲜有记载，但村寨历史被村民熟知，并世代口耳相传。因此，我们可从调查访问中截取有价值的资料加以研究得出结论。

　　一、高荡村选址布局概况

　　经过实地访查，高荡村有新、旧址各一处。旧址位于梭啰河一岸，因河得名，旧时称梭啰寨。据村民口述，迁寨已有大约200年历史。迁寨之前，杨、伍二姓居民虽有姻亲关系，但杨姓祖先居住在稍远村寨，伍姓村民居于梭啰寨旧址，并长期在河边耕种放牧。一日，伍姓祖先在山间放羊，几只山羊脱离羊群，向高荡新址方向跑去，伍姓祖先无法将山羊赶回羊群中，只得跟在山羊之后。绕过一座山峰后，山羊停在一处泉水边饮水。此泉水源源不绝，清凉甘甜。泉水周围地势平坦，环境优美。祖先认为，这是山羊显灵，回寨后便将这一发现告知乡亲。随后，伍姓村民由梭啰寨搬迁到了如今的高荡。然而，伍姓一族势单力薄，为了防止外族攻击和土匪抢夺，便邀姻亲杨姓氏族一同居于高荡。由于伍姓村民先迁至高荡，占据更加有利于退守的缓坡，背靠大山面朝农田建房，而杨姓村民则居于偏低的区域。

　　杨、伍二姓村民定居后，家族不断壮大，住房逐渐布满东、西、北三面山地的缓坡地带。伍家大宅以北山为靠背，杨家房子则依山就势分布在东西两翼，而南山则隔着山间坝子拱卫于寨前。村寨四周山势雄伟陡峭，树木葱茏，植被良好，是极佳的天然屏障。山间夹着大大小小的坝子，均作农田开垦。梭啰河自西北向东南，沿靠山北面山脚流动，既是高荡的灌溉水源，又是高荡北边的天然护城屏障。

　　从西南方山脚进入高荡，首先有一道半圆石拱寨门，寨中又有另外五道石拱院门，院门将村寨隔断成各个独立的区域，可作御敌之用。寨子东边的小山上建有小屯堡，称为古堡；寨子南面的大山上亦建有屯堡，称为大屯，与古堡遥相呼应。古堡和大屯都是古代守寨拒敌的攻防设施。寨子北面靠山上有三十余间简易民居遗迹，称为营盘，是古时供寨中老弱妇孺躲避战乱、匪患的场所，具有浓浓的军事防御色彩。

　　高荡寨中有两条宽约3米的大路纵贯全寨，各排房屋之间由宽度不等的小巷连通，形成纵横交错的村寨交通网。两条大路交叉之处有一口古井，被称寨中井，也就是当年山羊发现的泉水。村民在泉水周围用石头砌出井壁、井盖和四周的围墙，以供日常用水。古井南面有田坝，坝子中间还有一口水井，称四方井，亦为石砌，主要用作灌溉水源和居民辅助饮用水。

　　古寨的房屋多是石木结构干栏式石板房，多是清朝建造。房屋依山势地形而建，排列有序，多数房舍坐北向南。房屋多为三进的三层楼房，一进院落，二进堂屋，三进厨房，卧室分布在堂屋两侧；三层楼房之中，底层为牲畜圈舍，二层为居室，三层可作居室亦兼仓库。由于房屋多建在斜坡上，屋墙往往前高后矮，为了把高高的前墙和院落挡起来，村民们围着院子修一道三面的围墙，从侧面围墙开门，正面围墙俗称“挡风”，起到保护隐私和防御的功能。

　　高荡的布局体现了布依族的农耕特色。房屋依山水农田而建，既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能不缺乏灌溉水源。同时也反映出明清时期高荡周边的社会环境。迁居高荡，虽然没有确切的时间记载，但村中老人清晰记得祖祖辈辈告诉他们是“黄大苗闹事”的时候，这实际上是指咸同年间的贵州苗民起义。按这一背景推断，高荡村民迁居极有可能是受到当时的动荡环境影响，为了躲避战祸，村民迁居到相对隔绝的地域居住，符合人们渴望安宁的愿望。

　　二、影响高荡村选址布局的因素

　　高荡村民由旧址梭啰寨迁居新址高荡，在村民看来，是在有灵性的山羊指引下进行的。事实上，导致村民定居高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自然环境因素

　　首先，高荡有适宜居住的气候环境。如前所述，高荡地处四面环山的洼地之中，山上植被葱郁，冬暖夏凉。而旧址梭啰寨，地处河谷地带，虽然有充足的灌溉水源，但夏季炎热潮湿，在医疗卫生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容易因潮湿的环境而患瘴疠。所以，相较于梭啰寨，高荡气候更佳。

　　其次，高荡的土地、林地、水源能满足村民的日常需求。在新址高荡，除开村民的建房用地，山间的平坝子能够满足当时人口的生产需求。山上的树林也能作为能源取用。源源不绝的寨中井水能作为村民的饮用水源，四方井能供灌溉之用。所有的资源汇总在一起，高荡村民就能自给自足。在有战事、祸乱之时，高荡可以做到既隔绝外界联系，又保证全村安全与生计。因此，迁居高荡，村民不会为生计发愁，可以满足自给自足的需求。

　　再次，高荡的地形地势是天然的护寨屏障。高荡村四面环山，寨门开于南面山峰西侧山脚，南山既是天然的“照壁”，又成为有利的“瞭望台”。南山与住宅区隔田相望，田地成为外人进攻时的缓冲地带，使村民有充足的时间躲藏或转移。北面靠山林木高大，于上修有营盘，可供老弱妇孺躲避战祸，也可供战时与敌人周旋。北山北面是梭啰河环山脚流过，水流湍急，可防止外人从北面进攻。东面山脚是通向旧址梭啰寨的小路，沿梭啰河岸向西北、东南又可通往别的村寨。故而，高荡的天然环境使其在军事战略上成了一个可进可退、易守难攻之地，能保全村安宁。

　　最后，高荡较梭啰面积更大，能容纳更多人口。迁居之前，全村只有十几二十户，同属一宗。迁居之后，伍姓祖先邀杨姓祖先一同居住，有利家族繁衍生息，以及互助抵御外敌。

　　（二）社会环境因素

　　第一，布依族长期以来以耕织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男耕女织这一传统思想观念致使伍姓祖先选择山好水好农田好的地方生活。

　　长期以来，民间素有“苗家住山头，仲家住水头，客家住街头”之说，形象地反映了古代贵州各民族的居住分布特点。这种特点跟民族迁徙的先后有关，也与移民的职业有关。仲家，即布依族先民，迁徙至贵州的时间较早，因此占据水源充足且地形较开阔、地势较平坦的平坝，从事农耕。苗家，即苗族先民，进入贵州时间稍晚，平坝多被布依族、仡佬族先民占据，他们只能朝地势略高、略崎岖的山地发展，依靠打猎及少量农耕维持生计。而客家，指更晚迁至贵州的外来民族，包括调北征南时期留下来屯田屯军的汉人以及全国各地前来经商的汉人、回民等，他们延续了进入贵州之前的生活习性，沿街而住，从事贸易交换等活动。于是，各个族群各占其地，各司其职，虽然偶有抢占土地之争，但总体上能够各居其地，和睦共处。

　　这种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是环境影响的结果，但这种习惯一经形成，又反过来影响各族群的观念，指导人们去挑选生存环境。关于高荡村村址的选择，就是受到了布依族作为农耕民族传统观念的影响。迁居高荡之前，伍姓祖先就在梭啰河畔居住，依靠农耕和少量放牧维持生计。发现高荡后，认为那里的环境能够满足固有的生存方式，且可以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于是迁居高荡。假设高荡的农田不足以维持当时的人口生计，或者农田足够但没有灌溉水源，迁居会致使伍姓祖先被迫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想必迁址事件就不会发生。

　　第二，受“苗乱”和匪患的影响，致使伍姓祖先选择更为封闭、易守难攻的区域居住。

　　有清一朝，贵州少数民族反抗中央政权的事件却有不少，这种常年战乱的情况，被形容为“三十年一小乱，六十年一大乱”。少数民族反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夺还苗地”以求生存。这些少数民族起义被朝廷通称为“苗乱”，其中比较突出的四次分别是：“雍乾苗乱”、“乾嘉苗乱”、“嘉庆南笼苗乱”和“咸同苗乱”。《清史稿》多处对四次苗乱进行记载，如“（同治）十二年，古州苗叛，扰清江，旁寨响应”等。据高荡村民口述，其祖先迁居高荡的时间与“咸同苗乱”的时间基本吻合，即1855-1868年前后。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伍姓祖先极有可能因为时局的混乱而迁往环境封闭、易守难攻之地居住。

　　除了苗乱，威胁全村安全的还有匪患问题。自古山区多匪患，尤其是在西南地区，咸同年间的匪患是困扰朝廷的一大问题。这些土匪依仗地形复杂的山林建立据点，拥有自己的武装，不时对周边居民进行掠夺，对社会治安造成恶劣影响。匪患之严重，从史料记载的剿匪事件可知。咸丰年间，有贵州将士因为剿匪立功而载入史册的例证：“陶廷杰，贵州都匀人……咸丰三年，贵州土匪起，命廷杰在籍会同地方官办理团练。六年，古州、黄平、都匀先后陷，廷杰率团练御贼，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文节。”从材料可知，乾嘉年间，贵州区域多次发生匪患。土匪行事凶恶残忍，土匪之势甚可破城。清廷因此不得不组织团练加以对抗。该情形下，各地村民极有可能因匪患问题而迁居。高荡村民为求生活安稳，迁至高荡这个天然军事屏障中也就有据可依。

　　高荡村的古堡、大屯、营盘等建筑颇具军事功能。古堡作瞭望、防御之用，大屯作练兵之用，营盘作避敌之用，无一不显示出村庄当时的警备状态。根据这种军事建筑与天然防御地形相结合的选址布局特征，可推测当时村寨应是常常遭受外来侵扰。所以，高荡这个可攻可守地形绝佳之地自然成为伍姓祖先的迁居良选。

　　综合以上原因，高荡的确较梭啰寨更适宜居住，更符合布依族居住地址选择的原则，更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伍姓祖先的确有理由舍弃旧址前往新地。

　　三、高荡村选址布局产生的影响

　　（一）起到躲避战乱和防止匪患的作用

　　避免战乱和匪患是迁居后最直接的益处。高荡村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且有天然护寨屏障，加上村民自我保护意识强，修建了颇具军事防御功能的建筑，有效地起到了躲避战乱和防止匪患的作用。

　　（二）促使杨、伍二姓后人养成求学传统

　　高荡村的耕地面积约6平方公里，在迁居之初，尚能满足村民的耕种需求。但是迁居时间越长，土地肥力下降，人口越来越多，后世村民为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开始走向村外，试图通过求学之路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按村中文化名人伍忠仕的说法即“村里土地就那么多，要是所有人都依靠土地吃饭，到最后就真的只能吃土了，所以很多人开始到村外发展，其中多数选择了读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村里逐渐形成外出求学的传统。村中杨、武姓后人遵循“门前有田勤耕种，家中无事苦读书”的古训，在求学过程中，大多努力用功，奋发图强。因此考取功名的人越来越多，把读书的气氛带回村子，使全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儒林村”。

　　（三）布依族传统文化得以完整保留

　　在高荡村，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民族风俗；蜡染、织锦等传统工艺以及敬天敬地、尊师尊祖的民族信仰得以较好传承。这首先得益于高荡相对封闭的环境。在此环境中，布依族语首先得以保留，以语言为纽带，文化的传承更加无碍。除此之外，高荡村民与周围村寨的日常交流语言亦是布依语，袁总堡、计王寨等周边布、汉杂居村寨的汉族同胞多数也能讲流利的布依话，这种良好的语言环境中，布依语的母语地位有力地推动了高荡村的民族文化传承。

　　黄菡薇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