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传》中一段史实的考辨

　　摘要：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所记述的毛泽东一生，是以记者对史实的洞察视角对事件以评论，是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在其著作中出现了与历史史实不符的地方。本论文针对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一段史实的考辨进行研究。

　　关键词：《毛泽东传》；毛泽东研究；历史问题

　　罗斯·特里尔所编著的《毛泽东传》是从记者的视角针对毛泽东一生中所经历事情以记述。但是，在《毛泽东传》中关于毛泽东的史实，并不是从社会大背景的角度整理脉络，而是围绕着毛泽东的个性特点以及处理个人事务方面进行描述，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是针对毛泽东个人思想和各种政治活动进行研究。针对毛泽东的一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可谓是另辟蹊径，也将自己对毛泽东的主观评价体现出来，有助于对毛泽东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新的角度了解。但是，罗斯·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存在着有悖于历史真相的内容，不利于读者对毛泽东对历史的贡献以准确定位，有必要对这些内容以澄清。

　　一、罗斯·特里尔关于“富田事变”的描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了“富田事变”，这是中国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一件悲剧性事件。在罗斯·特里尔所编著的《毛泽东传》中就有所描述。由于描述的角度不同，对历史时间的看法不同，不免存在着与历史真相不相符合的描述。

　　在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按照书中描述，罗斯·特里尔在事件突出了部分势力开始试图动摇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书中描述，在这个事件中，毛泽东取得胜利的同时，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近千余反叛者进行了处置[1]。

　　在“富田事变”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带领中央领导机体正处于反“围剿”作战当中。红二十军领导人中此时出现了反毛泽东的势力。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这一势力确实存在着分裂倾向。为了能够尽快处理这一事件而不会影响反“围剿”作战，毛泽东在一封答辩信中将“富田事变”的性质确定为“叛逆”的行为。为了能够有效地处理这一“反革命行动”，毛泽东解除了主张正确处理“富田事变”的项英的职务，由自己亲自处理这个事件。当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以及中共红军总前委针对“富田事变”立即采取处理措施，并将红二十军中排级以上的多数干部处决。事实上，红二十军领导人的这一错误已经逐步得到纠正，这一举动使得原本的错误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当时正处于反“围剿”的攻坚极端，此时，毛泽东对事件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不理智的。

　　关于毛泽东对“富田事变”的这种处理方式，在历史研究界众说不一。但是，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人，对“富田事变”没有采取恰当的处理方式，毛泽东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但是，按照罗斯·特里尔的描述，毛泽东为了巩固个人的统治地位而引发政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采取处置措施的是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以及中共红军总前委领导干部，毛泽东作为主要的领导人并没有针对“富田事变”发生的前因后果做出正确的判断就采取了处置措施，且尚处于反“围剿”时期，其中的客观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需要从当时的历史事实的角度以审视。

　　二、罗斯·特里尔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的评价

　　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针对这一政策提出的一些细节并着力描述。针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刘少奇指出，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要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这一口号源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观，而不是源自于马克思思想。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刘少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提出，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百家争鸣”的说法，毛泽东根据中国现实将其引入到“双百”政策当中。刘少奇的这次评论是大胆的。

　　对于此，罗斯·特里尔评价党内高层对“双百”方针的提出存在着分歧，并进一步说明，刘少奇这样的大胆言论是要明确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因是要团结中国的知识分子，并对这部分群体以改造，以利于控制好各个领域。在《毛泽东传》中还对刘少奇的态度以评价并提出，在刘少奇看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并不持有尊重的态度。这也是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不久，迫于资产阶级中所的部分右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阻挠，而对“百花齐放”发出了禁令[2]。

　　罗斯·特里尔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的这些评价，存在着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相符合的一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在1956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其主要的目的是要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使这一方针能够推动中国文学艺术走向繁荣。事实上，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已经这对当时中国京剧发展的问题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要求对京剧艺术要继承性发展。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陈伯达在请示历史研究工工作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1956年，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在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这个问题以重点讨论，中央领导层都表示支持。可见，“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具有历史性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结论：

　　综上所述，从积极的角度而言，罗斯·特里尔以个人的角度对毛泽东的一生做出了描述和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历史资料不够详实而仅仅从主观角度进行分析，就必然会造成历史歪曲。针对《毛泽东传》中有悖于真实历史的部分，需要秉持科学的态度加以审视。

　　参考文献：

　　[1]唐洲雁，曹前发，单劲松.关于《毛泽东选集》四卷文稿的考辨(下)[J].上海档案，2014(05)：37-38.

　　[2]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05)：174-198.

　　周相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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