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宽永通宝”的发行及其流入中国

  摘要:在货币形制上,日本、朝鲜、越南在近代以前受中国影响都采用圆形方孔汉字钱文样式的青铜铸币,且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三国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的中国铜钱。然而也有大量的外国钱币流入中国,这其中数量最大、流布范围最广的便是日本的“宽永通宝”了。本文将主要论述“宽永通宝”发行的背景和它在日本货币史上的意义,“宽永通宝”如何流入中国等问题。

  关键词:日本;宽永通宝;中国;流通

  一、研究简述

  国内研究日本钱币多着眼于中国对于日本的影响,以及中国宋代和明代铜钱流入日本及其在日本市场的流通。宽永通宝作为日本第一长寿年号钱由于其在日本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在中国的大量出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下面简要列举一些重要国内外关于宽永通宝研究的重要成果。

  宽永通宝引起学者的注意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罗继祖根据清人地理考察记录提出的关于“宽永碑”“宽永国”的猜测认为松花江流域发现的宽永钱不全是是本铸造可能为当地割据政权所铸造,此论一出便有诸多学着对此发表意见[1-7]椱森进著,吴天喜译《松花江流域出土的宽永通宝及其历史背景》[8]讨论了宽永通宝流传到松花江流域的途径以及它在当地人生活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宽永通宝在当地仅被当做装饰品没有发挥货币的职能。同时对于中国史学界关于松花江流域宽永通宝和“宽永国”问题进行了评述,肯定了陈春被、刘晓冬以及李健才的观点。

  周爱萍的《日本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在第二章第节讨论了宽永通宝的发行、形制及[9]。《日本德川时代三货制度下的货币流通》周公太《试论日本宽永通宝钱币与中国清初东南沿海经济贸易的关系》[10]付彤的《宽永通宝与明清时期的中日贸易》从中日贸易的角度论证了宽永通宝流入中国的东南沿海及东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途径与方式。[11]

  徐心希《嘉庆道光年间越南铜钱流入的原因》虽然主要考察越南铜钱流入的原因但同时也分析了与之类似的日本宽永钱流入原因。[12]

  二、日本货币简史

  日本最初并无货币,以稻米布帛作为实物等价物,金属铸币在飞鸟时代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日本最早的官方铸币是铸造于和铜元年(708)的“和同开珎”,系中国式圆形方孔汉文铜钱。此后一直到天德二年(958)的乾元大宝为止所发行的一系列钱币被统称为“皇朝十二钱”。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官方不再铸造货币,市场上大量流通的为中国唐、宋、明历代铸币,日本称之为“渡来钱”,尤其以永乐通宝最受欢迎,谓之“精钱”,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私铸钱,谓之“恶钱”其信用和价值较中国钱低,一枚永乐通宝常能当数枚恶钱,中国铜钱在日本市场的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德川幕府初期。随着宽永通宝的大量发行,幕府通法令的形式强制规定永乐通宝与日本恶钱的兑换比例,日本官方铸币才在流通市场上取得主导地位。[13]

  三、宽永通宝的发行

  在日本官方停止铸钱以后,中国铜钱逐渐成为日本市场上最主要的流通货币。中国铜钱的流入一方面是中日贸易的结果,同时中国铜钱在日本市场的持续流通又是商品货币意识深入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14]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战国时代的割据纷争促使各领主为了支付频繁战争所产生的高额经费,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大名们大力开发领地的矿产铸造金币、银币,这一定程度上为德川幕府时代货币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

  日本古代货币除了铜质的“皇朝十二钱”以外还有金币与银币,不过不用做流通。战国时代开始,金银币开始大量出现并进入市场流通,其流通范围基本限定在各大名的领地之内,其中最著名的“甲州金”对德川幕府的货币体系影响巨大。

  铜钱的管理与铸造是在幕府确立了金、银货币制度之后,庆长九年(1604)幕府颁布《撰钱[15]令》禁止撰钱行为,规定永乐通宝与日本恶钱的兑换比例为1:4,庆长十年(1605)铸造庆长通宝。庆长十三年(1608)再次颁布《撰钱令》,重申永乐通宝与日本铜钱的兑换比例为1:4,更重要的是此后禁止使用永乐通宝,商品交易必须使用金货、银货和日本自铸铜钱,违者治罪。此后又在元和八年(1622)、宽永二年(1625)、宽永十一年(1634)发布撰钱令,严禁使用永乐通宝,中国铜钱逐渐退出了日本货币流通市场。[16]

  宽永通宝始铸于宽永三年(1626)但并非幕府铸造,宽永十三年(1636),幕府在江户和近江坂本两地设立钱座,铸造宽永通宝,但铸钱数量不大。宽永十四年(1637)增设水户、仙台、吉田、松本、高田、长门、岡山、丰后钱座,十六年又设骏河钱座。这些钱座在宽永十七年(1640)一度被废止,明历二年(1656)后又在各地重开钱座。自宽永十三年以来幕府设立的钱座有63座,加上各藩国钱座及私立钱座,整个德川时代的钱座数量不低于300。宽永通宝的铸造从宽永三年开始到明治维新停铸共二百多年,由于铸造时间长,且铸造机构众多,故其数量巨大,版本庞杂。[17]

  宽永通宝钱文楷书,直读。其材质有金、银、黄铜、红铜、铁、铅多种,以铜币最多铁钱次之。宽永十三年铸铜质一文钱,元文四年(1739)铸铁制一文钱、明和五年(1768)铸黄铜质背水波纹的当四钱。铜宽永通宝的直径大约为2.3~2.4厘米,厚度约2~2.3毫米,重约3~4克[18],国内传世的宽永通宝由于在使用流通的过程中磨损普遍较轻薄,多在2克左右。

  宽永通宝种类繁多,各时期的钱文在写法上有所差别,其与中国历代钱币相比最大的特征在于其背文,中国钱币背文种类较少,以月、星等符号为主。多数宽永钱无背文,在有背文的钱币中,背文有文、小、元、长、汞(永)、川、十、十六、山、石、盛等汉字,还有水波纹。

  宽永通宝在日本货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版在流通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官方铸币,流通时间超过两百多年,为日本第一长命钱,类似于我国的五铢钱。它的发行流通一改日本沿用中国历代钱币的历史,使中国铜钱逐步退出日本货币市场,不仅如此,宽永通宝还大量流入中国。第一次做到了日本的货币自足与货币自主。其次,使日本的钱币流通市场得到了规范与统一。在这之前,在市场上流通的不仅有中国钱币,还有日本私铸钱即恶钱,价值同大小不一的多种钱币给商业交易带来一诸多不便,而且由于精钱与恶钱在价值上的差异巨大造成了在交易过程中的撰钱现象,许多精钱被储存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进一步造成了市场上货币的不足。最后,宽永通宝的发行标志着日本近世金、银、钱三货币制度的形成。

  三、宽永通宝流入中国

  宽永通宝是通过中日之间的贸易流入中国的,大明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在福建地区开放海禁获得批准,私人海外贸易成为合法行为。虽然与日本贸易仍在禁止行列,但是中日之间的私人贸易通过各种方式迅速的发展起来。中国商船或到南洋与日本展开贸易,或是在出海时先向西远离近海在折向东驶往日本。明末清初,局势动荡,朝廷对待海禁的态度数次变换,直到清廷统一台湾、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全面开放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松江、宁波、福州、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明朝因为倭乱一直对日本十分戒备,对日贸易成为禁令,清朝并不限制对日贸易,相反康熙还有意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并通过赴日商人转达其意愿。

  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初期对恢复中日贸易十分积极,但是明朝方面态度冷淡。此时日本的对外贸易政策较为宽松,日本商船多往南洋与中国商船进行贸易,间接地获得中国商品。随着葡萄牙殖民者的传教活动,天主教在日本迅速发展,对此,日本逐步走向锁国体制。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分别在1616年、1634年、1635年、1636年、1639年五次颁布禁教锁国令,对海外贸易进行限制。此后又在1685年、1715年发布新了赴日贸易法令。最终只允许在长崎一口通商,且只允许荷兰和中国商船前往,对每年赴日的商船数量和每艘船的交易数额都做出了限定。[19]

  清朝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以丝铜为大宗,清朝初年顺治康熙时中国铜料不足,制钱缺乏,为平抑钱价一方面严禁民间用铜做器,另一方面大力进口日本铜料。然而到日本正德五年(1715)幕府颁布了《海舶互市新例》对中国赴日商船的数量进行限制,每年30艘,清政府转而开发云南铜矿以保证铸币原料供应。[20]

  虽然由于中日两国在贸易政策上宽松的时期不一致,对日贸易受到日本方面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但是货物量和交易额还是十分可观的,尤其是在1684--1715年间。其中1688年到达日本的中国商船数量达到顶峰为194艘。虽然幕府紧接着便对贸易额进行了限制但出台了一项变通措施,即每船超过限定额度的货物可以用铜来交换。[21]

  宽永钱的流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清朝前中期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出超,白银大量内流造成钱贵银贱的局面,一两白银兑换的铜钱数量约在800左右[22],而自顺治二年以来清朝官方的定价为1:1000[23]。与国内铜价相比,日本包括铜在内的贵金属价格相当低廉。

  在日本江户时代的货币体系中,金为计数货币,4进位制,单位两。银为称量货币,10进位制,单位匁。铜钱为计数货币,10进位制,单位文,1000文为1贯。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金银钱三货的比价大约为金一两兑银60匁钱4贯[24]。白银一两即可兑换4000铜钱对此,相信赴日商人肯定有着非常直观的认识。

  在1715年《海舶互市新例》出台后大规模的采购日本铜料越来越困难,国内铜(钱)价高昂,且政府禁止民间用铜做器,故推测商人很可能在日本有意购买宽永通宝。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商船在返航时携带了数额巨大的宽永通宝,回到国内不论是将其掺入清朝制钱中使用或是用来兑换白银还是融化铸造铜器都是有利可图的。

  随着流入中国的宽永通宝越来越多,引起了清廷注意。乾隆十四年“江淮以南,米市盐场,行使尤多,每银一两所易制钱内,此项钱文,几及其半”[25]此说法可能有夸大的成分,根据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浙江巡抚雅尔哈善、福建巡抚陈宏谋的调查市场上每一千文制钱内或不含宽永通宝,或夹杂数文至数十文不等。[26]然而,根据近年来各地出土情况来看,宽永通宝在中国流布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从岭南到东北,从江浙到新疆都有流通,可以说它的流通范围基本上和清朝制钱所流通的范围相差无几。

  中日海上贸易是宽永通宝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清朝初年日本便进入了锁国时期,因此都是中国单向赴日,应如乾隆年间调查宽永钱的中国官员所说是赴日商人带回的。

  此种钱币流入的动力很大可能是两国铜钱价值差的存在,当时中国制钱缺乏,政府大伤脑筋。由于制钱的缺乏朝廷不得不允许古钱流通,这客观上为宽永通宝在中国的行用创造了环境,对于许多不识字的民众来说,宽永钱与中国钱币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圆形方孔,钱文都为汉字。而且清朝所铸钱币大小、重量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宽永钱在一众古钱、制钱之间可以瞒天过海。待朝廷察觉,宽永钱在中国已经大量流通很久了。

  清廷对待宽永通宝的态度是禁止,认为该钱文为外国年号,在中国流通有损朝廷威严。于是东南沿海主要是浙江、福建等地官员采取的措施是先购买熔毁铸成制钱,然后禁止以后再次携带宽永通宝回国,已经带回的不准掺入制钱使用若不遵法令钱文没收船员治罪。[27]然效果并不理想,已经流入国内的宽永钱仍在市场流通,而是否还有继续流入不得而知。清朝后期朝鲜铜钱和越南铜钱也大量流入中国,尤其是越南铜钱相比宽永通宝十分轻薄,品质十分低劣。

  四、总结

  宽永通宝作为日本第一长命钱在日本货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版本繁多,铸造时间长。大量的宽永钱通过中日贸易流入我国,为流入我国数量最多的外国钱币。宽永钱的流入与中国当时的货币流通情况有关,制钱不足和铜价高昂驱使商人携带宽永钱回国。宽永通宝掺杂在清朝制钱中使用导致它在我国广泛流通。

  注释

  1、罗继祖 宽永通宝钱[M].枫窗挫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王祟时 “宽永国”假说[J].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

  3、罗继祖 再谈“宽永通宝”钱[J].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4、李健才 宽永墓碑和宽永通宝[J].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

  5、付彤 宽永通宝与明清时期的中日贸易[J].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6、陈春被、刘晓冬“宽永国”考辨[J].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7、李健才 宽永国是民间讹传,不是史实[M].东北史地考略(续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8、椱森进著,吴天喜译松花江流域出土的宽永通宝及其历史背景[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3期.

  9、周爱萍日本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M].超星数据.

  10、周公太主编试论日本宽永通宝钱币与中国清初东南沿海经济贸易的关系[M].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1985.10.

  11、付彤 宽永通宝与明清时期的中日贸易[J].北方文物,1991年03期.

  12、徐心希 嘉庆道光年间越南铜钱流入的原因[J].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2002.09

  13、洋太郎著 肖芳译日本货币发行简史(摘录)》[M].

  14、周爱萍 日本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M].52页

  15、撰钱即在货币流通过程中择精钱而弃恶钱的现象。

  16、周爱萍 日本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超新数据.

  17、同上

  18、椱森进 著,吴天喜译松花江流域出土的宽永通宝及其历史背景[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3期.

  19、荆晓燕 明清之际中日贸易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中国古代史,2008.

  20、万庆 乾隆时期关于铜禁政策的大讨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专门史,2006.

  21、荆晓燕 明清之际中日贸易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中国古代史,2008.

  22、万庆 乾隆时期关于铜禁政策的大讨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专门史,2006.

  23、清史稿·食货志五·钱法

  24、周爱萍 日本德川时代三货制度下的货币流通[J].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

  25、清高宗 实录[M].卷四百十九(乾隆十七年壬申七月甲戌)引自万庆乾隆时期关于铜禁政策的大讨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专门史,2006.

  26、清高宗 实录[M].卷四九五(乾隆二十八年八月甲子)引自徐心希嘉庆、道光年间越南铜钱流入的原因[C].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2002.09.

  27、徐心希 嘉庆道光年间越南铜钱流入的原因[C].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2002.09.

  28、郭成康 18世纪中国物价问题和政府对策[J].清史研究,1996年01期.

  陈政宇 刘宇飞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