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翻译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
关键字:翻译,词汇
发布时间:2015-09-02 13:34

　　摘要：中国近代翻译萌发于十九世纪初，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成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近代翻译活动对汉语词汇有很深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化的过渡、词汇数量大幅增加两个方面。

　　关键词：词汇；翻译；构词

　　一、从单音节词汇到多音节词汇的转变

　　在古汉语学习中，我们发现古代词汇是以单音节为主的，但随着社会发展，汉语词汇系统已悄然由单音节趋向向多音节化。

　　事实上，汉语词汇多音节化在很早就出现了，在19世纪以前，特别是白话文学中，多音节词已屡见不鲜。在《水浒传》约1649年、《红楼梦》1765年、《儿女英雄传》1840年中，多音节词和单音节词的比例大约为1：1[1]，在20世纪文学作品中，这个比例还会增大。那么在19世纪，到底是什么加速了汉语词汇系统的多音节化进程，经过对近代翻译活动的研究，笔者认为，近代翻译所产生的一些来自西方语言的借词是促进汉语向多音节化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词缀式构词法大放光彩

　　十九世纪以前，狭义上的专用词缀在汉语中已经产生。例如前缀：初、老、小等等，非词化后缀：子、头、儿等等。同时，少部分词缀式构词成分陆续出现，但并未充分发挥它们创造新词的优势。在此之前，比较常用的前缀词，就是表示外来事物的前缀词，他们具有形容词功能，意思是“外来的、野蛮的”。它们变成了前缀式构词成分后，就作为语素材料来创造新词，例如：胡、番、洋、西。“洋”和“西”在十九世纪尤为常用，“洋烟”、“洋火”、“洋布”等词就是这样产生的。

　　十九世纪中期，尤其是近代翻译活动迅猛发展时期，后缀式构词成分显示了它们创造新词的优势。在对十九世纪词汇资料的搜集过程中，笔者发现“学”和“机”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后缀式构词成分，它们产生的时间较早，但被广泛地使用，却是在十九世纪。例如“化学”、“光学”、“火机”、“电机”等。

　　可见，词缀式构词成分的大量应用推动了汉语词汇的多音节化进程。

　　（二）大量音译外来词出现

　　近代翻译活动中，由于中西语言系统的不同，完全采用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是不现实的。1890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从事翻译工作的傅兰雅(1839-1928)在新教传教士全国大会上，进行了专门讨论科技术语翻译的讲话，他提出了关于科技术语拟定的基本设想，他提出：

　　第一、尽可能意译，而不是译音；

　　第二、万一不能译意，则要用尽量合适的汉字音译。建立一个音译系统，基本音素的音译字要固定，要用官话音译；

　　第三、新术语应尽可能同汉语本来的形式建构相一致；

　　第四、译名应简练；

　　第五、译名应予以准确的定义；

　　第六、译名在各种场合都要符合原意，不致矛盾；

　　第七、译名应有灵活性。[2]

　　在近代翻译中，要完全做到上述的原则几乎属于奢望。例如“德律风”(telephone)、“康克利脱”(concrete)、“赛因斯(science)，它们就属于完全意义上的音译外来词。再如，在伟烈亚力(1815-1887)撰写《中国科学札记：数学》的过程中，引用了德摩根为《便士百科全书》撰写的总词条的六分之一（约850个）[3]，而经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德摩根为此书撰写的词条多数都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尤以人名居多，例如”阿基米德“（Archimedes）、”贝克莱“（Berkeley)等。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英语属表音文字，词汇都是多音节的，在将其译为中文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未有与之可以匹配的语素，所以暂时采取音译法，即通过发音相似寻找与之对应的语素将每个音节译为中文。

　　故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音译外来词也加速了汉语词汇的多音节化。

　　二、汉语词汇数量急剧增加

　　十九世纪中西文化交流颇多，近代翻译活动迅速发展，频繁的文化融合与语言接触现象出现，随之就是词汇数量的急剧增加，增加的词汇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科技词汇和日语原语借词和回归借词。

　　（一）科技词汇大爆炸

　　科技词汇的出现，在近代翻译过程中是必然的。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动力，催生了近代翻译真正的勃兴期，尤其是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代表的官方翻译机构，他们大量聘请西方翻译人才，对西方科技著作进行翻译，在此过程中大量科技词汇出现了。

　　在众多著名西方翻译者中，对汉语词汇系统影响最大是傅兰雅。他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傅兰雅(John Fryer)1839年出生，1861年来华，1868年进入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工作，1896年离开中国，定居美国。在华短短的几十年光阴，岁月已将当年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雕琢成了迟暮老人。据统计，傅兰雅一生共译书129种，译书范围之广、门类之全，无人能及，被称为”译书巨擘“。对于汉语词汇系统来说，傅兰雅最大的贡献是译书中，通过意译、音译等手段创造的新词汇，这大大充盈了汉语词汇系统。

　　在傅兰雅的译作中，对中国科技词汇系统影响最大的是《化学鉴原》。这部书于1827年上海制造局出版，共六卷，在该书的第二十九章有包含64个化学元素的表，前面有按语，题为”华字命名“。在这个按语中傅兰雅讲了他命名新术语时所采用的方法。[4]在这个表中只有10个元素的名称是汉语原有的，还有大部分元素名称采用了偏旁（金属的用”金“，非金属的”石“）加声旁（各元素拉丁名字的第一个音节）的形式新造出来的。另外还有五个气体元素采用了双音节形式，分别是养气、轻气、淡气、緑气、弗气，当这些元素出现化合物的时候，他只用第一个字。后来这些名称只用一个字来表示，”气“变成了类属的偏旁，这五个元素的名称成了单音节词，这些名称由”气“和声旁合成。此外，傅兰雅曾编了一个矿物学和药物学的词汇表。其中词汇表刊于1883年出版的J.D.Dana的著作Mineralogy，此书由玛高温和华蘅芳翻译，取名为《金石识别》（1871年）。在该表中，傅兰雅给1600多个矿物术语列了相应的汉语术语。[5]

　　此外，傅兰雅还发表了一个医药术语表，这里包含了6000多个拉丁文和英文词目，这些词目均配有汉译名。

　　故傅兰雅的译书活动对汉语词汇系统，尤其是对科技词汇系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二）大量日译新词的涌入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如当头一棒，击醒了沉睡的中国人，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光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还不能够救亡图存，中国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是腐朽的中国封建统治。这正值日本刚通过明治维新走出困境，有识之士在日本的成功改革经验中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出路，纷纷留学日本希望从日本学习先进知识，来挽救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后来，维新斗士们兴起了效仿日本的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随之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翻译对象的发生转变。在大量日学引进的浪潮中，大量日译新词涌入汉语词汇系统。

　　大量涌入汉语词汇系统的日译新词可分为原语借词和回归借词两部分。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非汉语词，后者是见于汉语古籍中的词；还有一个可以衡量一个词归属那个系统的标准，即看这个词的汉语原意与日语新意之间是否有差别，如有，那这个词就是原语借词，反之，就属于回归借词系统。

　　从比例上说，传入中国本土的原语借词远比回归借词多，但是由于回归借词来源于中国古语词汇系统，所以更容易被吸收进汉语词汇系统。例如，源于佛教的一些汉语词，就是通过日语这个中介语，使它们走出原来的范围，成了汉语基本词汇中的成员。”世界“，最先开始它是一个汉语佛教用语，它是源于梵语Loka的借词。在中国，”世界“是指宇宙，即”世“（时间）和”界“（空间）的组合。[6]后来，该词也用来表示现代意义的world。只不过是它是在十九世纪末作为从日语来的回归借词返回中国后才广泛使用的。还有一类是关于教育的词，它们最早见于17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译著当中，这些词通过日语这一中介语，从原来狭小的使用范围走了出来，例如”大学“，该词在中古时期已有，但意义并不是今天所认为的”大学“，它在日本代表”东京大学“。但该词于20世纪传回中国，并最终战胜所有用来指这种模仿西方学校的其他词汇。

　　在日译新词里，原语借词占了极大比例。它们使用于以下领域：哲学、经济、政治、文学、历史、教育以及军事等。例如：“社会、政党、政策”等属于政治领域；唯心、理性、抽象等属于哲学领域；金融、银行、投资等属于经济领域，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复合词，例如：以“学”字结尾的学科名，“财政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有以“化”字结尾的复合词，“特殊化、现代化、科学化”[7]等等。可见，日语原语借词已经完全融入到汉语词汇系统中。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清日译新词的涌入，极大地扩大了汉语词汇的数量。

　　注释：

　　[1]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版，144页

　　[2]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技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67页

　　[3]汪晓勤：《中西科学交流的功臣-伟烈亚力》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72页

　　[4]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版，第75页

　　[5]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版，第78页

　　[6]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4版，第593页

　　[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晴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版，第546页

　　参考文献：

　　[1]李伟.中国近代翻译史[M].山东：齐鲁书社，2005.

　　[2]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技启蒙[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