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在中国的演进和发展

　　摘要：将马恩的“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列宁在“同时胜利论”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一国胜利论”，认为落后国家也可以单独一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我国在借鉴“一国胜利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对于革命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较落后的国家要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键词：同时胜利；一国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承；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认为在经济较发达的几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革命，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则提出“一国胜利论”，认为革命是有可能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落后国家内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借鉴吸收马恩、列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索了在我国如果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梳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历程，剖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恩的“同时胜利论”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世界日益呈现出国际化趋势。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加深，世界市场建立起来，实现了贸易自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影响加深，不同国家内的变革之间相互影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对抗阶级，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同时胜利论”。

　　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曾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马恩的“同时胜利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发达国家取得胜利

　　马恩认为，革命的胜利需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以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马恩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认为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成为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桎梏时，无产阶级革命将会爆发。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促使无产阶级产生并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另外，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个角度来说，创造巨大的生产力，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马恩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将研究重点放在西欧几个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上，由此，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几个经济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到：“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二）落后国家可借鉴西欧胜利经验，最终实现世界范围的胜利

　　对于落后国家，马恩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由于缺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所以只能在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才能利用西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西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供东方落后国家参考与借鉴。

　　对于当时经济较为落后的俄国，马恩进行了分析。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里，马恩强调，俄国革命的胜利需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西方国家的支援，即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来支援俄国，俄国的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同样，东方其他的落后国家也可在西方国家及俄国的影响和帮助下，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马恩的“同时胜利论”特别是对东方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分析，对列宁“一国胜利论”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号召无产阶级利用世界大战所造就的有利时机，来进行革命。

　　1915年8月，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16年，列宁进一步阐述：“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一)革命胜利的突破口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列宁提出“一国胜利”的同时，还具体指出革命胜利的突破口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而不一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通过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认为，当时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就是俄国，并且俄国也已经具备了进行革命的现实条件：俄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五位；垄断资本的发展使得俄国涌现出一批大工业和无产阶级；就俄国的国内矛盾而言，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又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与农奴制残余之间的矛盾，既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又有各族人民同沙皇专制统治之间的矛盾。可见当时的沙皇俄国是一个阶级矛盾尖锐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

　　1917年，列宁用“一国胜利论”思想指导十月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并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二）俄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国际支持

　　列宁也同样强调国际支持的重要性。列宁认为，如果其他国家在较长时期内不爆发革命，就不能够说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虽然苏维埃俄国的军事实力很强大，但仍可能会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攻击，资本主义也有复辟的危险。因此，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仍然离不开国际的支持、援助。

　　（三）“一国胜利论”是对“同时胜利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梳理“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的关系时，有人认为“一国胜利论”是对马恩“同时胜利论”的否定，认为“同时胜利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正确的，但到帝国主义时代就过时了。

　　笔者认为，“一国胜利论”与“同时胜利论”，二者就其本质来说，是一致的、两者并不矛盾。马恩的“同时胜利论”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哪一种类型的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一国取得革命的胜利。从两个理论提出的不同时代背景看：“同时胜利论”的提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各个国家之间交往十分密切，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还没有明显凸显出来，基于对这样实际条件的分析，设想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事业；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在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大战时期，政治、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列宁由此发现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地区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机会，抓住这一机会，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完全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可见，马恩和列宁都是基于对当时历史条件判断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性的体现。

　　同时，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也发展了马恩的“同时胜利论”。列宁首先提出了在一国可以单独取得革命的胜利，随后，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找到了在落后国家要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填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不足之处，向前推进和发展了马恩的思想。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对于在落后国家要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一国胜利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吸收借鉴“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较落后的国家，要怎样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继承并发展了“一国胜利论”

　　首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继承了“一国胜利论”中的部分观点。通过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进行深入分析过程中，列宁找到了资本主义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这一观点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都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认为这是造成军阀之间争战的根源。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分析，也是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重要论据。

　　其次，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在“一国胜利论”中，列宁把城市作为了革命的突破口，毛泽东则把农村作为革命的突破口。这是因为两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成熟的地区不同：就当时的俄国而言，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方是城市，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应该从攻打城市开始；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地区，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作为突破口，然后进攻城市，夺取政权。

　　可见，“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继承了“一国胜利论”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入手来分析革命的可能性，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不同，将“城市中心论”变为以农村作为突破口，从而丰富发展了“一国胜利论”。二者是一脉相承、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实践上证实了“一国胜利论”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说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也可以单独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在实践上证实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需要进行一定的积累，当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成熟，便可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由此就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的道路的正确性，而且也从实践上证明了“一国胜利论”的科学性。

　　（三）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展了“一国胜利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应该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丰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建方面的理论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一次发展。

　　四、结语

　　从马恩的“同时胜利论”到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发展了马恩的“同时胜利论”，提出落后国家也可以一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且找到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对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怎样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理论上以及实践上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必将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李心华.“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之比较[J].理论学刊，1997年第3期

　　强艺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