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下四川人 四川性格里的非常道

　　●经过历史上6次大规模的移民入川、经过无数次人口大“换血”之后，四川人口大省的地位最终确立。

　　●四川人因为地域环境形成了3种四川性格：尚武、尚文、尚仁。

　　●四川人生性豁达诙谐，遇事不背包袱，很容易将其他地方的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重大事情，看成玩笑的一部分。

　　如果用“二百五”来作为他们所行之事的代称，绝对没有什么大不敬的意图。

　　四川是一个由移民主导的社会，历史上的6次移民入川，给这个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区域带来了鲜活的血液。同样，四川也像是个大熔炉，在漫长的岁月里，它逐渐融合了不同地域移民的性格特点、思维习惯，使他们拥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四川人。

　　要找寻四川人的“道”--也就是不同地域的四川人在某些层面上的共性，就必须深入到川人的日常生活肌理中，在他们的“龙门阵”和嬉笑怒骂中观察，久而久之，或许就能体味出一些川人的“非常之道”来。

　　有一种说法叫做：天下三分四川人，意思是指四川人因为地域环境而形成的3种性格：尚文、尚武、尚仁。但在此基础上，四川人又是离经叛道的，比如“龟儿子”有时候表达的就是亲密和喜欢；如果用“二百五”来作为他们所行之事的代称，绝对没有什么大不敬的意图。更有意思的是，四川人喜欢聚众聊天，他们头脑灵活、反应敏捷，这大概与他们擅长摆“龙门阵”有很大关系……

　　6次大移民和“三分天下四川人”

　　不同的地域环境，形成了不同的3种四川性格。

　　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下诏，将川峡转运使所辖的地区分为“益、梓、利、夔四路”（北宋时期的行政区划按路、州、县3级划分），后来就简称为“四川”。这就是今天“四川”地名的来历。

　　早在3000多年前，四川先民就在成都平原上创造出一个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中心--古蜀王国。这个王国，初创于夏商之际，总共延续了约1600年。结合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古蜀国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朝。据近代以来的研究表明，从古蜀王国开始，众多外来人口涌入四川，他们与蜀地居民一起，经过长期的同化、演进，最终形成了一个以地缘、血缘和文化为纽带的庞大群体，这就是四川人。

　　1997年四川、重庆分治之前，四川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但是，这个地位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多次移民入川、经过无数次人口大“换血”之后，最终确立的。四川历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入川共有6次：第一次是在战国时期，秦国派大将司马错灭蜀，之后实施“移秦民万家充实巴蜀”的行动；第二次，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战乱中，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居四川；第三次，从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第四次，元末明初，由于战乱，长江中游的移民大批迁入四川；第五次，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锐减，田土荒芜，南方移民大批迁入四川；第六次，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长江下游居民迁入四川。

　　由此可见，现在的四川人，主要就是由原有的蜀人后裔和上述6次内迁移民的后代共同构成。在6次移民的基础上，值得玩味的还有四川的地理环境，浩荡的四川盆地主要由3部分构成--成都平原地区、川东丘陵地区和川西高原。这其实是3种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生活在其中的四川人，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使得盆地内的居民们在性格特征、方言以及民风民俗上，都呈现出了3种不同的类型--这就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陈世松先生提出“三分天下四川人”。

　　所谓“三分天下四川人”，其实是指四川人因为地域环境而形成的3种四川性格。首先，世代生活在成都平原上的四川人是“尚文”的，肥沃的土地培育了发达的农业经济和闻名遐迩的商业都会，同时也塑造了这方居民机敏、文弱、尚文的个性，产生了如司马相如、扬雄、三苏、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等一大批文学巨匠。其次，生活在川东丘陵地区的川东人却是“尚武”的，四川东部丘陵地区艰苦的自然环境，锻炼了川东人强健的体魄和灵魂，所以，在川东的历史上，虽然仅出过几位默默无闻的状元，但战将武士却不胜枚举，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那几位大名鼎鼎的元帅都出自这里--仪陇的朱德、乐至的陈毅、开县的刘伯承、江津的聂荣臻（川渝分治前，开县和江津属四川管辖）；另一方面，“尚仁”的川南人主要是指大渡河以东的四川人，他们待人处事敦厚纯朴、古道热肠，绝少市侩奸滑之气。抗战时期，上海同济大学西迁入蜀，地处川南宜宾的李庄首先向同济大学发来邀请电报--“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短短16字，斩钉截铁，道尽了川南人的淳朴热情。

　　尽管如此，但依照地域来对四川人进行划分，未免太过粗略。实际上，各地四川人经过长时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之后，必然会形成一些超越地域的共同性格和风俗，而这种共同性的东西，最终就形成了真正的“川人之道”。

　　远离正统中心文化的“离经叛道”

　　用“二百五”来作为他们所行之事的代称，绝对没有什么大不敬的意图。

　　四川的民俗风情，与中国其他省区有很大差别。远到西汉时期，蜀地的文学家扬雄就将四川的简称“蜀”，解释为“独”和“不与外方同”。后来，杜甫、陆游一进四川，也发觉此地的风物与自己以前经历的大不相同，于是就有了许多吟咏蜀地风韵的诗词。

　　而更多人对四川民风的概括，也通常跟下面这句话大同小异--“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荡佚”，意思是说四川人生性豁达诙谐，遇事不背包袱，很容易将其他地方的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重大事情，看成玩笑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四川由于僻处西南，远离儒家正统文化的中心，所以儒家文化中的“大节”对川人影响甚少，他们更讲求实用，而这恰恰就成了历史上四川大小割据政权的“群众基础”--只要能造福一方、惠及桑梓，四川就没有人会管你究竟是“正统”还是“篡逆”。从这个层面来看，四川人确实可谓“离经叛道”。

　　正如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言，北方中国人是“自然之子”，“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而南方中国人则是“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喜欢舒适”，作为南方中国人尤其是四川人来说，受那种大言玄玄的说教诱惑较少，直接和实用，世故与讥刺集于他们的一身。

　　与诞生孔、孟的齐鲁大地不同，蜀地罕有那种“舍生取义”、“正天下之风”的圣贤，多的是像西汉扬雄、三国谯周这样审时度势、灵活变通的人物--他们从不会拘于学问的一隅，执学问的一端而固守，或者因此从一而终。不光是学者圣贤，从民间看，自南北朝以来，四川民间就多“离经叛道”之举，见诸史籍者不绝如缕。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经下诏：“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意思是：四川百姓家中祖父母、父母健在，其子孙就不得分家，另立门户。可是皇命归皇命，四川百姓仍然我行我素，“别财异居”的情况屡禁不止--这就说明，正统思想中那种家庭应该几世同堂的“大一统”观念，对四川人是如此缺乏吸引力。

　　川人的“离经叛道”还表现在他们对语言的特别嗜好。在四川，各地的方言都有自己特殊的民俗风情特色，但归结起来，在四川方言中凡是以“二”开头或含有“二”字的，几乎都是贬义词。其中最著名，最为外界所知的应该算是“二百五”了。有词典将“二百五”解释为“讥称做事不可靠或有些傻气的人”--似乎“二百五”就是一个傻瓜，就是对一个不可靠的人所做之事的否定。然而，这种理解太过片面，并没有体现出四川方言在其语言环境中的多面性，就如同四川方言中的“龟儿子”，尽管一般情况是指骂人和损人的话，但有些时候也表示出一种亲密和喜欢。换言之，像“龟儿子”、“二百五”这样来自民间的词汇，就是贬抑中有赞赏，赞赏中寓贬抑，是这两种看似冰炭不容的态度的巧妙融合。我们可以拿这种态度--喜爱与调侃、批判和赞扬--来观察和分析历代四川人，用“二百五”来作为他们所行之事的代称，绝对没有什么大不敬的意图。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这样的民间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自然我们可以用民间的方式来解读他们，何况自我解嘲，也不怕他人笑话，这就是川人的天性。

　　“涮坛子”、“龙门阵”，川人的发散思维

　　四川人头脑灵活、反应敏捷，这大概与他们擅长摆“龙门阵”有很大关系。

　　四川历来盛产抒情的诗人、浪漫主义的人物，从两千多年前的司马相如、扬雄，到唐宋时的李白、苏轼，再到现代的郭沫若，灿若繁星。从司马相如的汉赋开始，四川文人“万斛泉水不择而流”、好用比喻、擅长排比的文风一直延续。为何四川人中诞生了如此多的文坛巨擘？著名学者谭继和先生的观点很有说服力：由于四川独特的人文地理背景和文化思维传统的关系，从开创三星堆文明的古蜀先民开始，四川人的思维就发散、跳跃，极富张力。

　　如果我们将四川人的这种思维特点降低为非文学语言，即不将其上升到创作文章的高度，那么这种发散式思维在四川百姓日常生活的体现之一便是“涮坛子”。关于“涮坛子”，也有说成是“散谈资”或叫“讪谈子”，更通俗点讲，“涮坛子”的意思就是聊天、吹牛。

　　这种“涮坛子”的方式，无论在茶馆饭铺、闹市陋巷，还是田间地头，到处都可以聊得天来宽、海来阔，上天入地，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正规场合名之曰“说段子”，不那么正规的就叫摆“龙门阵”。摆“龙门阵”只需要“或则车笠旧侣，或则萍水相逢，机缘偶合，有心无心，触景生情，话发天籁，于是三三两两，自然而然，聊聊天，进而说说笑，又进而谈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起，也无所谓如何收场。但觉过眼烟云，一阵清风，身心劳烦顿消，带来轻松愉快。”

　　据考证，关于“龙门阵”的起源有二，其一来自《说唐后传》第二十回名“仁贵巧摆龙门阵，太宗爱慕英雄士”，薛仁贵根据玄女娘娘所赐的无字天书摆出变幻多端的龙门阵，使唐太宗龙颜大悦。后来，“龙门阵”就用来比喻情节曲折复杂的故事。其二是四川不少老院子都带有亭、坊的建筑，为住宅的进出口，被称为“龙门”，人们常聚此听讲故事，故后来“龙门阵”就成为人们聚众聊天的代名词。

　　许多四川人，当然也就包括许多四川作家，都是摆龙门阵的能手。比如，有友人回忆四川著名作家、建国后成都市第一任副市长李劼人--“到劼人家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继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警言妙语，层出不穷，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热时，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地显露出那副天真浪漫的面目。”

　　自古而今，四川人都是头脑灵活、反应敏捷，这大概与他们擅长摆“龙门阵”有很大关系。而川人从摆“龙门阵”中承袭的调侃的神情、游戏的态度，又使他们敢于面对生活中的烦恼与艰辛，敢于在自顾不暇之余心怀天下。正是基于此，川人在辛亥革命、八年抗战中的壮烈之举就不难理解了。

　　文/冉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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